與上述出口轉內銷的“革命”一詞相類似，“世界”一詞也是由日本新語句重新回傳給中國知識界的。
“世界”一詞，當源自佛經，可以說是屬於印度佛教文化早就傳遞給古中國文明的詞語。《楞嚴經》雲：“世為遷流，界為方位。”也就是說，“世”為時間，“界”為空間，“世界”一詞有點類似於《莊子·庚桑楚》、《屍子》卷下裏的一個詞語“宇宙”。在如《智度論》、《俱舍論》這樣的經書裏，“大幹世界”也主要側重於意指空間。但是，在中國文化的漫長歲月裏，除了參禪論道，“世界”一詞並沒有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描述他們現實感受的普遍用語。早期的外國傳教士在翻譯world一詞時，通常使用的是“四海”、“紅塵”、“萬國”、“全地”一類更符合中國人習慣的比喻性語言或“模糊”語言。用“世界”一詞譯讀world究竟是始於日本還是外國傳教士，這在學術界還有些不同的說法，但我們至少可以發現，的確是在近代的日本，“世界”已經成為了知識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間感受的新語句，而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的確是在談及其日本見聞的時候，將“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韜的《扶桑遊記》，黃遵憲的《日本國誌》，20世紀初，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日書中譯的高潮，其中，地理學方麵的著作占了相當的數量，據統計，在1898年至1911年間，中國“大部分地理學譯著的原本也是來自日本”。隨著中國留學生陸續譯出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誌》等著作的廣泛傳播，“世界”也才成為了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基本語語。
世界，這是一個沒有中心的空間概念。“世界”一詞回傳中國、成為近現代中國基本詞語的過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認知現實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間觀念發生巨大改變的過程。
中國知識界在近代的一切思想的變遷都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的失敗，而鴉片戰爭的失敗帶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最直接的衝擊就表現在地理空間觀念上。失敗將一個殘酷的事實呈現了出來，即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以中國為中心。南中國海上射來的西洋炮彈擊碎了我們原有的渾然完滿的地理空間觀感，世界由此破裂開來。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那樣：“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地理大發現’，但這個‘地理大發現’卻不同於西方人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張騫通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經、三寶太監下西洋。這些發現都沒有改變發現者本人的關於世界統一性的觀念，都沒有造成他們本人空間的分裂和破碎感。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理大發現’，發現的卻是一個無法統一起來的世界，一個造成了空間割裂感的事實。”如果說，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們第一次為我們帶來世界地理知識的時候，遭遇的是中國知識界的普遍抵觸與抗拒，那麼，由中國人今天在槍林彈雨中所目睹的這一次的“地理分裂”的事實卻讓所有的中國中心論者都啞然無語了。
從魏源旁征博引編撰《海國圖誌》到梁啟超及更年輕的中國學子奔走東瀛、苦讀日文，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地理知識第一次從想象的構圖演變為切實的生存感受，從少數人經由特殊機緣而來的見識發展成為大規模的群體共識，這真是一個極具曆史意義的事件。據統計，從1819到1897年，中國出版的西方地理學譯著單行本共51種，年平均隻有0.65種；但從1898至1911年，在這短短的13年間，同類譯著就多達157種，年平均為12.1種。1898年前的著作多出之於傳教士之手，1898年以後的大部分譯著都來自日本，絕大多數又是由留日學生譯出，一些譯著還直接由留日機構印刷出版，以後，這些留日學生歸國成立的出版機構中，也不斷推出據日文翻譯的西方地理學著作。留日學生在中國地理學的近現代轉換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因為他們有著比一般的國內知識分子更直接的空間生存的體驗。
留日中國知識分子在最直接的生存意義上感悟地理空間，這首先體現在他們升起的“鄉土關懷”中。十分有趣，當這些負笈東渡的遊子決意“別求新聲於異邦”的時候，他們迅疾產生的卻是編織鄉情的願望，“同鄉會”似乎就是彼此心靈慰藉的很好的形式。“在這一階段的留學團體中，各同鄉會相繼產生和發展，比較活躍的有雲南、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山西、四川、廣東等同鄉會。”除同鄉會外，尚有不少建立在鄉土因緣上的社團組織，如廣東的廣東獨立協會，湖南的土曜會，長江流域的共進會，兩湖的鐵路協會等等，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樣：“留學界勢力方興，多有地域之見，興中會看來很像廣東人的組織，外省人參加者不多。”“光複會既成立，與會者獨浙皖兩省誌士，而他省不與焉。”
我們千萬不能僅僅停留在人際關係的表層來讀解這樣的現象。這些同鄉會組織的建立，除了人與人之間本能的互助互慰外，其文化的意蘊實在值得我們玩味、咀嚼。因為，在“鄉土中國”，雖然小農經濟將人們牢牢地分割在各自的“鄉土”裏，但究其實質來說，血緣才是這一社會的穩定性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空間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們卻用了血緣的坐標把空間劃分了方向和位置”。相反，“地緣是從商業裏發展出來的社會關係。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也就是說，恰恰是在遊學日本、掙脫血緣束縛的新生活裏，當這些來自“鄉土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需要以某種方式達成社會性的組合的時候，他們便選擇了最簡單的聯結紐帶——地緣。在這個意義上講，人們借助於地緣關係重返自己最原初的地理空間——鄉土，這並不僅僅是一種自我衛護的本能，它更可能成為自我的試探性展開的起點。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一代留日中國學人的鄉土感懷中，其實已經沒有了傳統士人的纏綿鄉愁，倒是充滿了重審鄉土空間的冷峻、重估鄉土價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間束縛的激情，而且，狹小的鄉土空間的感念又往往擴展而為宏大的中國空間的體悟。這些都可以說是關於地理空間的現代體驗的必然要求。
在20世紀初葉的留日同鄉會雜誌上，我們隨處可以讀到這樣一些既流連固有鄉土又力圖突破其束縛的心靈悸動。
《湖北學生界》、《直說》、《浙江潮》、《江蘇》、《洞庭波》、《鵑聲》、《豫報》、《雲南》、《晉乘》、《關隴》、《江西》、《四川》、《滇話》、《河南》……當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紛紛選擇這些地域性的名目作為自己的文字空間之時，我們所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的精神的“還鄉”。他們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審視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熱情激活它，他們在這一原初的地理空間中積蓄著自己的生命能量，為以後跨上堅實的人生之旅準備好思想的內容與思維的形式。
為什麼要重返鄉土呢？《江蘇》雜誌上關於江蘇同鄉會的“創始記事”明確指出：“愛國必自愛鄉始。無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邇而及遠，亦必至之勢，無可如何者也。”在作為創刊號的這一期雜誌上，江蘇留日學生精神還鄉的激情與理性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了它的《發刊詞》裏：“美哉，我江蘇之人民！美哉，我江蘇之人民如我支那！我支那之人民以薄弱聞於世界，我江蘇之人民又以薄弱聞於支那。”“或日美哉，我江蘇安樂地，或日美哉，我江蘇文學藪。嗚呼是益，咒罵我江蘇也是益。陷溺我江蘇也，是猶以我支那之安樂文學誇示於世界也。我愛支那者，請得而大聲呼日：我支那無所有，所有者惟腐敗！我愛江蘇者更請得而垂涕道日：我江蘇無所有，所有者惟腐敗！且更縱言以明之日：我江蘇者，我支那之支那，而腐敗者，我江蘇之特色！”這裏的激情在於他們對於自己原初生存空間的深深的依戀，而理性則體現為一種清醒的自我反省精神，一種嚴峻的地域批判意識，一種在民族生存的困境中發現鄉土的困境、又將鄉土的體驗連接到民族整體的思維方式。激情與理性的複雜糾纏，鄉土與國土的相互連接，這就是20世紀中國正在生長著的地域空間意識。類似的雙重複雜意識可以說是構成了留日同鄉會雜誌的“基調”。
湖南留學生愛撫著自己的錦繡山川與璀璨文明，豪情滿懷：“粥熊子孫從皆拿破侖，湘中城池處處號聖彼得。縱橫上下，不可一世。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國，一日日耳曼二十五聯邦中之德意誌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國，一美國十三州中華盛頓也。”然而，在奔向現代的征途中，誰也無法回避其中的昏聵與惑亂：“維新一派，鎖國一派，天下孰不日：湖南者，支那商業中之雜貨也。時而讚成，時而反對。天下孰不日：湖南者，20世紀上之大怪物也。”“哀湖南者莫不日：湖南在今日將為天下第二之印度、猶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