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我們的存在之本，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一種語言中的存在，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是某種語言的存在。在個人那裏，對文化的感知與體驗首先就是從我們賴以生存的語言開始的，沒有對於“詞語”的掌握，我們其實也無法“確定”我們的感知與體驗。思想家舍勒說得好：“詞語意義還有一種力量——確定我們在自身體驗和他人體驗上所感知事物的力量。若沒有什麼專門的詞可描述一種體驗，也就不能被經曆該體驗的個人所感知；或者，若隻有一種極為一般的、毫無差別的詞彙意義可用於一種體驗，則該體驗的特殊品質則大都隻在與該詞義相應的程度上被經曆，被該體驗的個人所感知。”
當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踏上日本的國土，異域給予他們的第一感受便是陌生的語言，這裏既有因陌生而產生的不適與距離，也有因新奇而產生的向往與追求。當然，作為與漢文有著明顯親緣關係卻又在近代大量彙入西洋新詞的日文，它帶給中國人的感受還相當的複雜：某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某種自我語言更新的啟迪，某種自我發展的信心，還有，某種文化發展的便捷。
隨著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發展，對日語（文）的這種感受似乎早早就浮現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腦海中了，後來更以留日學生與學者的出現而大為加強，並且上升為對於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變遷的一種自覺的助力。
日語在近代的一大特點便是大量從西方文化中引入新詞，新詞的引入是日本思想文化近代化的重要表現。中國近代維新改良的知識分子對這些“新語句”充滿了興趣，因為語言的親緣關係，他們從日本語言中大量汲取了新的西方文化的詞彙與概念，這一情形隨著變法失敗維新派人士流亡日本與留日學生的大量增加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雖然這樣的現象在留日中國知識界議論不一，如劉師培就鄙視、抨擊甚多，但畢竟已經成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文化潮流，國內人士像張之洞、林紓等都遭遇過一邊抵製日本新名詞，一邊卻也不得不陷入新詞羅網的尷尬。在日本新名詞的引進方麵，流亡日本以後的梁啟超身體力行，最是積極，因為在他看來，新的詞彙便代表了新的理論，而“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另一位對此有過深入思考的近代大家是王國維，他對當時輸入日本語彙表示了相當的理解，並闡述了詞語變遷背後的思想文化意義：“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若謂用日本已定之語，不如中國古語之易解，然如侯官嚴氏所譯之《名學》，古則古矣，其如意義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輩稍知外國語者觀之，毋寧手穆勒原書之為快也。餘雖不敢謂用日本已定之語必賢於創造，然其精密則固創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雙字，其所不能通者，則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國人則習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此。）而創造之語難解，其與日本已定之語相去又幾何哉！”
我以為，讀解因日本語言體驗而產生的聲勢浩大的中國詞語運動，這是我們認識發自於留日學界的一係列思想文化變遷的基礎，也是我們解釋同時出現的文學變遷的基礎。
下麵我們僅僅考察幾個在當時的留日學界影響深遠的“關鍵詞”，並由此出發論及這些“新語句”背後的整個留日學界的思想文化的變遷。
民族意識的勃興，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是近現代中國的重要特征。
而這一“理念”的最早最自覺也最符合現代意義的表述就發生在留日中國人之中。1903年春，東京浙江同鄉會主辦的《浙江潮》創刊號上刊登的《民族主義論》（署名“餘一”），是較早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族主義係統認識的文章。再向前追溯，我們可以知道，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1899年，梁啟超在他的《東籍月旦》中介紹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時，就首次使用了日文的詞語——民族。
雖然“民族”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國家”現象古已有之，“但民族主義作為曆史力量的崛起，作為有著統一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而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方式，卻是非常近代和現代的”。在中國，“古已有之”的是我們的“夷夏之辯”，是“華夏中心主義”。當我們總是以這樣的“天朝上國”自居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既無法理解與我們平等存在的其他人類群體，也無法在“族類”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當中有效地凝聚自己的社會力量。於是，真正的民族意識、民族主義精神就像梁啟超所分析的“愛國”一樣，在近代以前是稀薄而空虛的：“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其不知愛國者，由不知其為國也。”“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未嚐與平等之國相遇，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今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所以說，近代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焉”。
“民族”一詞的出現以及近現代中國民族意識的勃興都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失敗的產物，是國家民族在客觀上的失敗迫使我們不得不對等地看待其他的族類及其利益，不得不在複雜的國際交往的新秩序中爭取自己的存在。而這樣的“新秩序”就被首先進入“國際空間”的人數眾多的留日學生所感知了。與當時國內一般士大夫階層創痛之後漂浮的民族情緒不同，留日中國知識分子還有機會從當時大量流行於日本的西方近代思想著作中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識，形成對於作為“主義”的民族意識的基本觀念，《浙江潮》上那篇《民族主義》就反映了論者對於世界近現代以來的這一思潮的清醒認識：“民族主義者，十九世紀之產物，而亦其主人翁也。”“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濤以入於亞。”“合同種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日民族主義。”“凡立於競爭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當以建民族國家為獨一無二義。”
這種倡導民族主義、探討建立“民族國家”的言論大量出現在20世紀初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雜誌和其他著述中，可以說構成了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潮。
《浙江潮》創刊號上除了由主編親自操刀的長篇《民族主義論》之外，還有作為“社說”推出的宏論《國魂篇》，同樣激昂地揭起了民族、“民族建國”以及“祖國主義”的大旗：“今日之世界則孰不知帝國主義哉？”“帝國主義者，民族主義為其父，而經濟膨脹之風潮則其母也。十九世紀之中葉，全歐之人既勞心盡力，日日以建造民族的國家為事。”“民族建國者何？日：凡同種之人，務獨立自治，聯合統一，以組織完全之國家也。”“祖國主義者何？根於既往之感情，發於將來之希望，而昭於民族的自覺心。”共12期的《浙江潮》雜誌，可以說期期都刊發有民族主義的呐喊，《民族主義論》、《國魂篇》都是長篇大論，多期刊載；其他重要論文如《公私篇》（1期）、《敬告我鄉人》（2期）、《自治篇》（6期）、喋血生《中國開放論》（6期）、《四客政論》(7期)、《新社會之理論》（8、9期）、《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8、9期）、《支那人之國家思想》（8期）、《國際法上之新國家觀》（9、11、12期）、《日俄開戰與中國之地位》（10、11、12期），傳記如《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2、3、5、6、8、9、11、12期)，小說如蕊卿《血痕花》（4期）、自樹（魯迅）《斯巴達之魂》(5、9期)等等，就連索子（魯迅）《中國地質略論》這樣的自然科學著作，也充盈著民族主義的憂患：“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之讚歎，不容外族之覬覦也。”（8期）一句話，隨著“民族”一詞被廣泛使用，作為“主義”的討論也活躍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