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留日學界創辦的雜誌幾乎都具有與《浙江潮》類似的情況。
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創辦的《清議報》，自創刊之日起就辟專欄介紹國際形勢與中外關係，從現實著手激發人們的民族意識。除“時事”外，也發表了像梁啟超《愛國論》這樣的著名論著。《清議報》停刊後，梁啟超再辦《新民叢報》，“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1901年創辦的另一份流亡者雜誌《國民報》宣告其宗旨是：“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撰述選譯，必期有關中國大局之急務。”1905年由流亡日本的革命人士創辦的《民報》更是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自己的核心追求，“民族主義”自然就成為了它的第一麵大旗。
《譯書彙編》是中國留日學生最早創辦的一種刊物，它先是以“天下愛國之士”的“焦心竭慮”致力於西方近代啟蒙思想的輸入，1902年12月以後更在“政治通論”、“政治”、“雜纂”等欄目中發表了大量的時政專論，直接闡述中國留日學界對於民族問題的關心。《遊學譯編》同樣“專以輸入文明，增益民智為本”。雖然它宣稱“全以譯述為主”，但是這些從事譯述的中國留學生卻紛紛以“譯者識”、“譯後”甚至通訊、論著的形式表達著自己對民族問題的思考。1906年創辦的《法政雜誌》以譯介國外法律、政治類的著作為主，因為編者認定“編纂法典，修明政治，鞏我國基，於斯為急”。著作者竭力掙脫“譯述”限定，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民族救亡意識，這就是20世紀初留日界編譯雜誌的共同特色。
留日中國學界最早出現的以留學生各自省區特征命名的刊物是《湖北學生界》（1903年1月），以後又陸陸續續創辦了《直說》、《浙江潮》、《江蘇》、《洞庭波》、《鵑聲》、《豫報》、《雲南》、《晉乘》、《關隴》、《江西》、《四川》、《滇話》、《河南》等等，這些同鄉會性質的雜誌從來無意將自己的注意力局限於狹義的故鄉，它們格外關心的是共同的故鄉——中國。讓湖北的“學生界”憂心忡忡的是“中國之存亡”，出版5期之後，他們幹脆改刊名為《漢聲》，因為“最急之先務”就是“揚民族之風潮，兆漢祀於既絕！”似乎，這個具有民族色彩的名字更能表達這些莘莘學子的“心聲”。用江蘇留日學生的話來說，則是“今同人以愛江蘇者愛中國，各省亦競以愛其本省者愛中國，馴致齊心一致，以集注於愛國之一點，則中國之興也”。河南留學生開門見山：“《河南》雜誌為吾河南同胞確定進行之方針也。於此又附一言以告我全國同胞日：河南雜誌所定進行之方針，吾黨以為無論何省均適用者也。”即便是處地偏遠的省區也清醒地意識到了故鄉與大中國的血肉聯係，雲南學生指出：“由地勢上的關係看來，雲南一亡，中國就相繼而亡了。由侵略政策上的關係看來，雲南一亡，中國就一時瓜分了。”四川的留學生總能從故鄉杜鵑的啼血聲裏聽出全中國的悲愴，“所以本社同人，欲效啼鵑，把以上所說的這些事情，及如何造成新國家，救我們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說了出來，哀鳴於我七千萬伯叔兄弟之前。日日啼哭，今日勸不轉來，明日依然啼哭，明日勸不轉來，後日還是要哭訴的”。
至於留日學界創辦的其他雜誌如《20世紀之支那》、《醒獅》、《中國新報》等，從刊物的取名就不難看出編者對於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關切以及未來前途的期許。
就當時居留於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樣熱烈的文化氛圍顯然既激活了他們的表達的欲望，同時也創造了更多的表達的機會。所以說除了眾多刊物的群體出擊外，他們個人也達到了思考與寫作的高峰。影響20世紀中國的一係列民族主義的思想——包括這一思想的豐富、複雜以及分歧對立的組成部分——都誕生於此。康有為“滿漢合一”的民族主義主張繼續對梁啟超的選擇形成壓力和牽製，章太炎、孫中山、鄒容式的“排滿革命”思想也奔湧澎湃著，而梁啟超這位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探求的先驅卻經曆了一個從“走出康有為”到“回歸康有為”的曲折過程。他先是從美國及日本學者的論述中“引申發明”，早早就提出了與康有為有隙的具有現代特征的民族主義觀點（“新民”、“討滿”），以後，又從德國學者伯倫知理的學說中汲取啟發，轉而主張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結合，在自我否定中再次接近了康有為。在這幾大衝蕩回旋的思潮當中，裹挾著更多的青年中國知識分子，如蘇曼殊、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陳獨秀、李大釗，他們在以各種方式表述民族情緒的同時，也在觀察，在思考，在努力作出自己的選擇，而他們的選擇則最終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未來的格局與方向，或者說至少也是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啟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的基礎與氛圍。在以上幾類民族主義思想此消彼長的發展與論爭之中，我們看到，最終對整個留日學界構成主流影響的是“排滿革命”追求。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中國革命並非來自太平洋外遙遠的雲間，其實，對岸之島國——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
中國近代以後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生一直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的失敗。從鴉片戰爭到辛醜條約，在越來越慘痛的民族失敗中，仇洋排外的華夏中心主義走向末路。這裏，不斷上演的不僅僅是軍事、外交意義的失敗，更是國家政權權威的逐漸喪失，是專製體製內在腐朽的日益暴露。另一方麵，維新派知識分子又操縱著“興民權”這樣的思想武器與保守勢力兩相對抗，意欲“保國禦侮”的他們或許自己也不曾料到，“興民權”之類的思想已經開始了對專製權威的某種消解——一方麵是華夏中心主義的失敗讓“權威”自我動搖，另一方麵又是康、梁等維新派的努力造就著年輕一代對國家現實政權的懷疑與反叛。當中國留日學生大量出現，一個影響和決定著未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新的知識群體在異域醞釀成熟的時候，曆史已經注定了他們當中的主體必然選擇與現實政權相對立的方向。
於是，當這批新的知識分子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幟致力於“救亡”理想的時候，他們所理解的“民族”就不再是一個含混籠統的中華的整體（這個“整體”象征的“天下”不過就是專製政權的“私產”而已），而是能夠真正喚起他們生命熱情、能夠凝聚起他們精神力量、能夠令他們自覺獻身的崇高理想之物。顯然，腐朽的現實政權和高踞於這一權力頂端的貴族集團——滿人都不過是破壞這一崇高之物的對頭！“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這一“排滿”口號的實質與其說是梁啟超後來所指責的“民族複仇主義”，還不如說是力圖以“排滿”為切口完成對於現代理想中的政治秩序與民族關係的重構。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根本對立，這是20世紀初葉留曰中國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追求的主要特征。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曆史似乎向我們表明：“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直接為國家權力服務，或是國家權力的重大功能之一。”而我們的留日學生中卻流行著這樣的觀點：“民族主義與專製政體不相容。”
從民族主義走向對現實政權的“革命”，這又是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追求的必然結果。致力於中國學生留日史研究的實藤惠秀指出：“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的革命活動，與其說是留日學生起了重大的作用，毋寧說是以留日學生為主體而實踐了革命。”“在中國革命的實踐行動中，沒有一次是沒有留日學生參加的。正如北一輝所說，留日學生製服簡直就是革命軍製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