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詞在留日界中的流行也與當時日文中的“革命”新詞大有關係，隻不過，這種關係卻因為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態而變得頗為曲折了。
追根溯源，“革命”一詞當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一般認為其源自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基本意思是以武力改朝換代，“革其王命”、“王者易姓”。然而，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觸及到日文的“革命”之前，這一古老的詞語顯然是湮沒多時了。據說，日本是用中國《易經》中的“革命”一詞譯讀了西方文明中代表曆史前進的revolution，由此而引起了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從這個意義上說，近現代中國的“革命”也依然是與日本新語句相遭遇的結果，或者說是經由了日本這一中介的“出口轉內銷”的過程，才真正產生了曆史性的影響。
這一“出口轉內銷”的過程是相當曲折的。不同的留日中國人所感受到的東西並不相同，所以他們最初所理解的“革命”也大相徑庭。日本雖然借用了中國的“革命”一詞，但它那“萬世一係”的天皇政治模式卻排斥了中國固有的“武力”內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尊王改革的意義，“革命”也就是明治維新的“維新”。這樣的理解不僅有別於中國《易經》的本義，而且也剔除了西方文明revolution中應有的暴力激進的一翼。剛剛經曆了宮廷維新的梁啟超到了日本，首先引起他共鳴的自然是日本式的“革命”內涵。1902年的《釋革》一文中，梁啟超考察了當時日文中所用的“革命”一詞，他結合日本的維新事實提醒我們：“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可駭耶？”梁啟超所謂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就是指這樣的“革命”。然而，對一些失望於國內政治、有誌於政權顛覆的留日中國人而言，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馮自由在他著名的《革命逸史》中這樣交代“革命二字的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複”等名辭。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日，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孫中山這裏所理解的“革命”顯然與梁啟超有異，“革其王命”、“王者易姓”的中國本義在“革命黨”孫中山這裏是獲得了重新的認同。
盡管包括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等知識分子都一度對“革其王命”的中國傳統與包含了暴力激進的revolution頗為戒備，但近代中國的憂患現實與改革挫折卻催使人們更多地容忍、理解乃至最終認同和激賞著改朝換代的“革命”概念，傳統中國的“革其王命”與西方文明的激進式前進實際上構成了某種複雜的配合。章太炎曾經在《時務報》上撰文提倡“以革政挽革命”，但他終於還是成為了“順天以革命者”。就是梁啟超主辦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上，也不乏蔣智由這樣的“革命”語彙：“世人皆日殺，法國一盧騷。民約昌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可以說，正是對“革命潮”的感奮，激進“革命”的概念最終進入了留日中國學界的主流，成為鄒容所謂的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天演之公例”。
革命就是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思潮的結果。這樣的民族主義思潮表現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雙重民族關懷——既是對中華民族反抗列強侵略、實現民族獨立的關懷，同時又是對中華民族內部強勢民族專製的關懷，並力圖以摧毀專製的方式完成民族內部的自我改造。
這些特點首先體現在了由革命流亡者及青年留學生主辦的刊物上。這些刊物，絕大多數都具有鮮明的“激進”色彩，甚至本身就與激進的社團組織相聯係——如《湖北學生界》的編撰者劉成禺、李書城、金華祝等就是拒俄義勇隊的骨幹，藍天蔚更擔任了義勇隊隊長；《20世紀之支那》的創辦者是革命團體華興會的重要成員，《洞庭波》的創辦者分別來自同盟會與華興會，《雲南》的創辦直接得到了孫中山的幫助；《晉乘》、《四川》、《河南》等的編者和作者絕大多數都是同盟會會員，《民報》更是同盟會的機關報。僅僅以較早創刊的《浙江潮》與《江蘇》為例，據統計，現存10期《浙江潮》和12期《江蘇》中，分別刊發了重要論文為288篇和385篇，而其中宣揚排滿革命與民族意識的就分別有65篇和117篇，分別占了總數的22.6%和30.4%。特別是經過了1903年的拒法拒俄運動及《蘇報》案的推動，經過了1905年同盟會成立的激勵，又曆經了1906年《新民叢報》與《民報》這兩大對立的思想陣營的激烈較量，“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思想便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一般認為：“現代國家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之上的，而民族主義是建立現代國家的曆史力量。”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曆史又似乎向我們表明：“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直接為國家權力服務，或是國家權力的重大功能之一。”然而，當影響著中國未來命運的這一批留日中國知識分子堅定地舉起“排滿革命”、“反對國家主義”大旗追求自己的“民族主義”，闡發自己的“現代民族國家”理想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在同樣走向現代世界，同樣建構著文化的“現代性”的道路上，中國與西方實在有著太多的差異了！
與此同時，在陳天華蹈海自盡、以死相抗，秋瑾、徐錫麟起義失敗、悲壯犧牲，鄒容以文獲罪、慷慨就義的炙熱的革命風潮之中，決定著未來中國新文壇麵貌的一批青年留學生也同樣躋身於這樣的洪流，他們也親身經曆了非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洗禮，“倘說影響，則別的幹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所做的《革命軍》”，他們當中——魯迅曾經“往集會，聽講演”，參加革命組織浙學會、光複會，為《民報》上“所向披靡”的革命檄文而激動不已，周作人醉心於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又說：“我們學俄文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學。”蘇曼殊參加了“拒俄義勇隊”和反政府的軍事組織“軍國民教育會”，陳獨秀發起組織過“青年會”、“歐事研究會”，他與鄒容等人一起與腐敗的留學生監督對抗，參與了著名的“剪辮事件”，最後被迫回國，李大釗組織過“神州學會”，積極投身於反對“二十一條”和袁世凱的鬥爭，許壽裳主持參加浙學會、光複會，主編過激進的《浙江潮》，主張“興國不在政府而在國民”。這樣的獨特“現代民族國家”理想是他們設想中的未來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他們超越中國古代文人，重新定位自我與國家、自我與民族、自我與社會的重要起點，當然，所有的這些“設想”與“定位”最終又都組成了他們新的人生視野與藝術視野，並通過中國現代文學這一獨特的中國方式的“現代性”審美追求表達了出來，於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也就和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理想一樣，很難用西方文學發展的既有的概念來加以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