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麵的具體分析，我們不難獲得這樣的結論：任何跨文化的詞語遭遇與文化遭遇都不可能是“統一”的結果，因為遭遇就是體驗，而體驗的基點就是彼此很難替代的個體。在這裏，體驗對象的複雜性“誘導”著個體的差異性，個體體驗的差異性也強化了對象的複雜性。在體驗的世界裏，傳遞式的簡單的文化交流模式其實是靠不住的。
前麵所述的一係列詞語與思想文化觀念都因個體理解的不同而與其“原產地”大異其趣，何況什麼是“原產”，什麼又是“轉手”，似乎也在曆史的演變中由無數個體“譯讀”弄得模糊不清了，在這時，重要的已經不是“原產”或者“轉手”，而是個體體驗者究竟在其中讀解到了什麼。事物發展的最終的意義往往並不在它的源頭與起點，過程其實比什麼都重要，彼此頗有差異的個體在“過程”中的整合就是意義本身。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後學”熱中於清算中國文化“現代性”追求的西方來源，似乎找到了來源，就找到了當今種種“問題”的答案，殊不知這隻能是更嚴重地脫離了曆史的事實。
日本文化本身的複雜性與多層次性與中國留日知識分子豐富的個體差異相結合，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的發生“實況”。
日本文化本身的複雜性是無法回避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態也是無法回避的。在這方麵，我們最容易發現到的現象就是一係列矛盾叢生的事實。一方麵，流行的說法是：“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中國到日本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是成功的，對日本卻不成功。中國到英美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是不成功的，而對英美是成功的。”言下之意，“受盡東洋氣”的中國留日學生對日本社會與文化充滿了憎惡。但另一方麵的事實也十分明顯：中國人恰恰是通過進入日本社會與日本文化才大規模地了解了西方與西方文化，就是前述幾個方麵的思想趨向也與日本社會的思想流動密切相關。這樣一種矛盾叢生的現象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的著名比喻——菊花與刀：“所有這些矛盾的說法正是敘述日本的書籍的經緯。它們是真實的。菊花和刀兩者都是這兩幅畫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的。”①難道中國留日知識分子受之於日本文化的影響也呈現了這樣的“菊花與刀”模式？
的確，日本文化的多重性特征已經成了學術界的普遍共識。據說，無論是原始日本人兼有的多重身份（農民與牧民、山民與征服者）還是古老的黃教的寬容性，都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多種因素——所謂的菊花與刀雜陳的基礎。“日本在接受佛教、道教、儒教、蘭學、基督教、現代科學、技術、政治製度等各種不同的外來宗教、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時，都懷著貪婪的好奇心，但並沒有因此拋棄傳統的東西，而是把新吸收的東西溶合進來，讓它重疊在過去的傳統之中。”就是在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態度方麵，日本人也似乎充滿著這樣的多重性。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分析說：“幹多年來，日本在思想、文化、製度，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國影響。日本人因而對中國敬仰有加，直到德川時代( 1600-1867)末年，崇尚中華文物的風尚依然熱烈。”“踏入明治時代( 1868 -1912)，日本急劇地吸取西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關心漸趨淡漠，但對中國尚未采取輕視態度。不過，從明洽初年起，日本步西洋列強後塵，開始在亞洲大陸蠢蠢欲動。在中日甲午戰爭( 1894-1895)中，日本賭以國運，誠惶誠恐地悉力以赴，結果大獲全勝。從此，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為之一變。”這個時候，雖然也有一些民眾對中國人示好，以“酬往昔師導之恩義”，但從總體上講，“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輕視中國，並侮辱中國人為清國奴( chankoro)。”“從甲午戰爭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關係最惡劣的時代。”在“清國奴”的侮蔑中，留日中國學生對日本文化的整體反感與抗拒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即使是這樣，日本文化在廣大的中國留學生眼裏也依然不斷顯示出其“多重性”結構中的其他一些魅力，特別是它在譯介和引入西方文化方麵的果敢與氣魄。對於長期在近代化道路上步履蹣跚的中國而言，日本的文化姿態本身就是一種鞭策、一種激勵，同時更是一次自我發展的機遇：已經暢通無阻進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又正好可供留曰求學的中國人就便取材，即時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慣於多重文化並存的日本無疑就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開放中自我發展的橋梁與“觸媒”。換句話說，不僅是日本這個“容器”所盛載的西方思想文化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取法的資源，而且日本當時對待這些西方思想文化的姿態本身也會給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方式形成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