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直接聯係著中國文學的近現代嬗變，影響了中國文學走出數千年的循環、轉向現代性的發展旅程。如果說，生存體驗的改變是中國文學近現代嬗變的起點，那麼，日本則首先改變了一大批中國作家生存體驗的空間環境。我認為，正是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生存的“初識”，從根本上啟發、推動著中國文學邁向了現代性的“新路”。
隻是，這一“新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卻未能表現為一係列知名作家的文學整體意識，也就是說，因為作家本人對不同文學文體的理解差異，他汲取異域體驗，對不同文體的推動（力量與方式）有著很大的差別，所以我們較難從總結作家個體的日本體驗出發來梳理文學總體發展軌跡，中國文學近現代嬗變的“新”首先需要在不同的文體中加以闡釋。
中國文學的“新路”是從詩歌開始的。
從曆史史實來看，中國近現代作家因為日本的“體驗”而改變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這在一開始就主要不是受哺於日本文學的結果，而是這些中國作家自身生存實感的重要變化所至。黃遵憲就是從日本邁出中國詩歌近現代變革第一步的詩人，從他那裏，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這樣的情形。
在滯留日本的過程中，黃遵憲並不是一位向鄰邦討教文學的“學生”，在當時崇信漢學的日本知識分子心目中，黃遵憲倒是有著泰山北鬥般的地位。“文學”的修養上，他顯然比那些登門拜望的日本漢學家更自信，日本給予這位中國詩人的主要是一種生存環境的體認。
1877年（光緒三年），30歲的黃遵憲受命擔任駐日使館參讚，到1882年（光緒八年）赴美就任駐舊金山領事為止，他在日本呆了整整五年。其間，他步履匆匆，目不暇接：“走上州，過北海，抵箱館，他日歸途，更由陸達西京，經南海諸國，訪熊本城，問鹿兒島而後返。”“旋複仆被獨行，鐮倉之江島，豆州之熱海，皆勾留半月而後歸。歸席未暖，又於富岡觀製絲場，於甲斐觀造酒所，於王子村觀抄紙部。”真是“見所未見，頗覺胸中塵悶為之盡洗”。此時此刻的日本，不僅以“中華以外天”的異域風情讓人備感新奇，而且作為明治維新的成果，其蓬勃發展的動人景象更有一種催人奮發的力量。除了“采書至二百餘種”、曆經近十年編撰而成的中國第一部日本史著作——《日本國誌》外，記錄黃遵憲這些新鮮感受的便是他著名的《日本雜事詩》。
在黃遵憲的筆下，日本不再是中國古人眼中的“東夷”，而是獨立於世界的文明之邦：
立國扶桑近日邊，外稱帝國內稱天，
縱橫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這是《日本雜事詩》的第一首，黃遵憲以他對日本地理空間的體認作為全部創作的開篇，生動地表現了這異域的空間存在所給予他的心靈的衝擊。當一位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正視這異域的文明形式，而不再僅僅以夷狄目之，那麼，最終被改變的就不隻是日本的形象，重要的是自我空間意識的變化，重要的是自我與世界的“關係”的調整。跨出國門、進入國際空間的實感擊碎了一位傳統文人的“天朝上國”夢幻，異域他鄉同樣威儀的文明秩序令人不得不接受國家民族的平等觀念，在另一個活生生的世界裏，那些使人已經無法拒絕的萬千新奇都在改變著詩人的知識結構與價值取向。山川地理、異域風光、民風民俗、朝綱禮儀、典章製度凡“耳目所曆，皆筆而書之”。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詩人對出現於日本的近現代事物的吟詠，它開啟了所謂“新題詩”創作的先河。
魯迅說過：“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的確，伴隨著中國古代社會走向了自己繁榮的頂點，表達著中國人思想感受的詩歌藝術也似乎在成熟中完成了自我的封鎖：在一個缺少本質性變動的農業社會裏，詩材被大規模的創作不斷耗盡，“雅言”一經釋放完畢“雅”的魅力，其有限的“言”的選擇就會極大地限製著詩人的話語自由，而情感的重複與模式的固定則成為以後一代又一代的詩人們所無法逃離的可怕夢魘。在這個意義上，黃遵憲將他在日本的真實見聞引入創作，為我們帶來了詩歌的“新題”，實在是突破封閉的雅言傳統、擴大詩歌選材、為中國詩歌發展探尋新路的重要努力。醫院、博物館、學校、報紙、博覽會、警察乃至在民間暢行的日本假名文字等等前所未有的事物都進入了黃遵憲的視野。例如口語體的假名文字的方便就給了黃遵憲深刻的印象：
不難三歲識之無，學語牙牙便學書。
春蚓秋蛇紛滿紙，問娘眠食近何如。
黃遵憲對言文關係的新的認識就來自於這樣的“實感”。
另外，像這首有名的關於消防局救火的詩歌在當時泛濫到無味的風花雪月傳統中自然新鮮非常了：
照海紅光燭四圍，彌天白雨挾龍飛。
才驚警枕鍾聲到，已報馳車救火歸。
不僅有吟詠，黃遵憲還繼續以作注的方式描述著他在日本的這一新奇的見聞：“常患火災，近用西法，設消防局，專司救火。火作，即敲鍾傳警，以鍾聲點數，定街道方向。車如遊龍，擊轂馳集。有革者以引汲，有木梯以振難。此外則陳畚者、負罌者、毀牆者，皆一呼四集。頃刻畢事。”
其實藝術的新路在本質上就來自於這樣的感覺的新鮮。黃遵憲以後沿著他的日本經驗在異域尋找“新鮮”題材，寫出了《今別離》、《倫敦大霧行》、《吳太夫人壽詩》、《海行雜感》等一係列的“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新題詩”，邁出了中國詩歌現代嬗變的第一步。黃遵憲一生，長期擔任駐外使節，足跡遍及美國、英國與新加坡諸國，但值得注意的是，對他影響最深的恐怕還是日本，這裏既凝聚了他初次踏出國門的那種文化的衝擊體驗，也包含了某種“同種同文”意識下的強烈對比。在以後的人生歲月中，他都常常以日本的體驗作為思考與選擇的主要參照。例如1895年以後黃遵憲協助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日本的經驗是他主要的借鑒資源。到了晚年，他在家鄉興辦教育，其動力和目標都還是“日本經驗”：“日本之所以愛國心團結力摧克大敵也，專以普及教育為目的，既發端於一鄉並欲運動大吏、使普及全省，雖責效過緩，然竊謂此乃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為了他所創辦的東山初級師範學堂，黃遵憲多次派人去日本考察學習，進行師資培訓，甚至還親自去信叮囑“就所見所聞，劄記於簿”。在回顧他的日本題材詩作之時，黃遵憲告訴我們的是他長期以來最為珍視的日本體驗：
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
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