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沒有負擔的，青春也是躁動不安的，作為創造社主帥的郭沫若曾經有過一番自我的“精神分析”，
“歇斯迭裏”這種病，在從前以為是女子的專病，但在歐戰當時發生了所謂“戰壕病”，是對於戰爭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異狀，才知道男子也有得這種病的可能。其實廣泛地說時，我看一個民族或社會似乎都可以得這種病。
文人，在我看來，多少是有些“歇斯迭裏”的患者。古人愛說“文人相輕”或“文人無行”，或甚至說“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對於文人雖然不免作了過低的評價，但事實上多少也有些那樣的情形。尤其在整個民族受著高壓的時候，文人的較為敏銳的神經是要加倍感覺著痛苦的。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理說不出來，一個煙囪塞滿了煙煤，滿肚皮氧化不良的殘火在那兒薰蒸，當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
將這樣的氣質帶進新文學，這一方麵是造成了全新的文學景觀，但另一方麵卻也給整個的新文學陣營注入了某些分歧與爭議的可能。
我以為，創造社青年實際上是把他們在日本所承受的生存之痛帶回了中國本土，又以這樣的“痛心”繼續感受著現實的種種問題，於是他們先前的掙紮就繼續浮現在了文學的生長中，除了自我的焦慮，更多了一層掙紮作戰步的對象——中國社會中能夠影響他們文學活動的力量，如已經“成功”的文壇名流，如出版商，如其他的文學團體等等。
早在創造社的“受胎”期，這些青年就多次在私下裏表達著對新文學現狀的不滿。郭沫若記載的博多灣郭張對話是：
“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
“《新青年》怎樣呢？”
“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啟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點和字數比較起來也要多。”
“……我看中國現在所缺乏的是一種淺近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學雜誌啦。中國人的雜誌是不分性質，烏涅白糟的甚麼都雜在一起。要尋找日本所有的純粹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藝雜誌是找不到的。”
“社會上已經有了那樣的要求嗎？”
“光景是有，象我們住在國外的人不滿意一樣，住在國內的學生也很不滿意。你看《新青年》那樣淺薄的雜誌，不已經很受歡迎的嗎？”
“其實我早就在這樣想，我們找幾個人來出一種純粹的文學雜誌，采取同人雜誌的形式，專門收集文學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話。”
在另外的時候，郭沫若又不斷申說著這樣的判斷：“四五年前的白話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襖上雖打上了幾個補綻，在汙了的粉壁上雖塗了一層白堊，但是裏麵內容依然還是敗棉，依然還是糞土。Bourgeois（資產階級）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與附和者之中是植得太深了。我們要把惡根性和盤推翻，要把那敗棉燒成灰燼，把那糞土消滅於無形。”成仿吾也致信郭沫若抱怨；“新文化運動已經鬧了這麼久，現在國內雜誌界的文藝，幾乎把鼓吹的力都消盡了。我們若不急挽狂瀾，將不僅那些老頑固和那些觀望形勢的人要囂張起來，就是一班新進亦將自己懷疑起來了。”到鬱達夫撰寫《純文學季刊（創造）出版預告》，更是義正詞嚴：“自文化運動發生後，我國新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至藝術之新興氣遠，澌滅將盡。”這比較成仿吾信中感歎國內文學界耗盡力量之說顯然又進了一步：不是力量耗盡需要新人遞補，而是如此糟糕局麵就是由國內文學界的成功人士造成！鋒芒所指，咄咄逼人。沒有想到的是，對於“壟斷文壇”一說，郭沫若卻姿態更高，因為在他眼中，“那時候的中國那裏有甚麼‘文壇’？更那裏說得上甚麼‘壟斷’？”
在這個意義上，創造社所追求的“文學革命第二期”也就必然意味著對五四“發難者”的文學實績的否定。成仿吾與鄭伯奇是創造社的兩大批評家，在他們的公開批評中，剛剛出現的新文學創作幾乎就是一塌糊塗。在成仿吾著名的《詩歌的防禦戰》看來，胡適的創作“簡直是文字的遊戲”，“淺薄的人道主義”，康白情的創作則是“演說詞”、“點名薄”“幾乎把腸都笑斷了”。俞平伯的詩歌“不成其為詩”，周作人的也“不是詩”，徐玉諾的文字則“在小說裏麵都要說是拙劣極了”。鄭伯奇《新文學之警鍾》更是大刀闊斧。他宣布，對於新文學運動，“一般旁觀是對此早露不滿之色”了，而“翻譯界，除了為誤譯打筆墨官司而外，沒有可以引入注意的事情。”“流行的所謂小詩…”沒有一點音調之美至於內容，又非常簡陋，大都是唱幾句人生無常的單調，而又沒有悲切動人的感情。至於小說界呢不是憫人悲天的大慈善家，便是紅情綠意的新‘禮拜六’派若說到劇作界，更使人添寂寞空虛之感。總而言之，現在的新文壇，表麵上似乎尚熱鬧可觀，其內容則實在貧弱空虛。
來自創造社的這些文壇“晚輩”的挑剔，一方麵是出自他們新的文學認識，另外一方麵（也可以說在很大的程度上）則是旺盛的成功欲對既有文壇格局的主動出擊和挑戰，郭沫若說過：“中國是沒有可以使我們安定的地方，無論到甚麼地方去，都感覺著頹敗，感覺著壓迫。”可以說，他們的出擊就是對舊有格局所形成的壓力的反撥；
對於文壇成功人士，他們本能地保持了一種心理的距離，《創造十年》所描述的郭沫若與胡適的第一次見麵就是一次有趣的經曆。字裏行間，我們都能夠讀到胡適這位文壇新貴幾乎就是在裝腔作勢，在自稱素來“不帶貴”的郭沫若眼中，這樣的姿態簡直就是滑稽可笑的：“隻見他那滿麵的春風好象使那滿樓的電風扇都掉轉了一個方向”。顯然，胡適作為成功人士的身份感、地位感、優越感都讓這為奮鬥中的青年晚輩頗感受傷。“散席的時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國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郭沫若特意提及這一“身份”，既表明了他麵對強勢文化壓力（留美博士）不惜以“草根”自居的傲然，同時卻又無意間流露出了“身份”問題的重要性。
《創造十年》可謂是創造社文學追求發生的“白皮書”，而這一白皮書的寫作起因就是魯迅這樣的領袖級人物在關於文學界的描述中不能“正確”評述創造社應有的文學地位與貢獻，一篇《創造十年》的前言，我們讀到的盡是郭沫若對這些“前輩”的氣悶、不滿和抗爭——諸如“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文學的正統萬歲！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萬歲！”之類的反諷之語可謂是比比皆是，從某種意義上所，這就是創造社文學青年之於五四新文壇的典型情緒。
在《創造十年》的這篇前言中，5次提及了魯迅對“鴛鴦蝴蝶派”的批評，11次提及魯迅為文學研究會幫腔，文學研究會這一與創造社先後成立的文學團體分明是這樣的“刺眼”，至於鴛鴦蝴蝶派，郭沫若當然不是為這一流派鳴不平，問題恰恰在於的是在魯迅那裏，創造社的名字總是與這樣的“低級”流派聯在了一起！這漠視簡直就是不能忍受的欺侮啊！是的，努力爭取在五四新文壇中的顯赫地位，進而為自我的文學成果“正名”，這就是創造社向社會爭取“生存權”與“聲譽權”的中心目標！
創造社的文學創作總是伴隨著他們之於當代文壇的不間斷的挑戰，這就是劉納先生所概括的：“打架”，“殺開了一條血路”。下麵這個表格，大體上總結了圍繞創造社所產生的種種論爭情況：
以上就是創造社成員與當時文壇各方麵的力量所展開論爭的主要情況。分析起來，這些論爭大體上有這麼幾個特點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首先是論爭的“外向”性，即主要槍口對外（雖然其內部也有分歧如先後與鬱達夫、張資平的論戰等，但遠不能與他們常常四麵出擊的態勢相比）這多多少少與他們結社辦刊之初的某些承諾不符。創刊之初，郭沫若就提出過這樣的設想：“我國的批評家——或許可以說是沒有——也太無聊，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譯品，或出版物，總是極力捧場，簡直視文藝批評為廣告用具；團體外的作品或與他們偏頗的先入見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批評不可冷卻，我們今後一方麵創作，一方麵批評，當負完全的責任：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顧情麵，不要放暗箭。我們要大膽虛心佛情鐵麵，堂堂正正地作個炸彈的健兒！我尤希望《創造》出版後，每期專辟一欄，以登載同人相互批評的文字。”但是事實上“同人相互批評”並未有認真實行，倒是從《創造季刊》開始，幾乎每一期都有對當時文壇的尖銳的批評文字，實現了郭沫若所說“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顧情麵，不要放暗箭”之計劃。這說明他們依然十分重視作為一個整體在當時生存發展的“優先性”，或者說自我生存的艱難性。用鬱達夫記實小說《胃病》中K君（實則郭沫若）的話來說就是：“文壇上的生存競爭非常險惡，他們那黨同伐異，傾軋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們還要厲害。”
其次是這些討論的抽象性與延展性。也就是說除了一部分是直接針對具體的文學問題之外，相當部分是一個問題牽涉另一個問題，而且他們似乎並不願意在一些具體的方麵多作停留，而是力圖引入對某些“類別”或整體的性質判斷上，從而在根本上擊潰之，而且總是把具體的問題向抽象的層麵上升。如鬱達夫《夕陽樓日記》，竟然就能從一個譯者的翻譯錯誤聯係到整個文壇的壟斷勢力問題：“我們中國的新聞雜誌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糞坑裏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一點學問也沒有。有幾個人將外國書坊的書目謄寫幾張，譯來對去的瞎說一場，便算博學了。有幾個人，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糊塗塗的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針對梁俊青對自己翻譯問題的批評，郭沫若、成仿吾對具體的答辯並沒有太多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發表這一文章的編輯的動機！總之，對文壇生存“形勢”的高度重視，對其他文學力量之於自己的“態度”的敏銳把握才是創造社同人的精神焦點，盡管這些“形勢”問題、“態度”問題往往都比較模糊與抽象，引起彼此誤會和爭議的可能更大。到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倡導革命文學之後，他們在抽象的意識形態批評的操作中，似乎更有一種得心應手的快感了！
再次是論爭方式的高度挑戰性與刺激性。前文表格中所列舉的一些論爭言辭諸如壟斷文壇、鬼怪橫行、幼稚到十二萬分、卑陋的政客、雞鳴狗盜、清水糞坑裏的蛆蟲、懷恨私仇、暗刀殺人、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等等，都可謂是激烈火暴，無所不用其極，在當時論爭的兩方中格外引入注目。這一方麵顯然與其年輕的性格有關，而另一方麵也不得不說是為了刻意製造的一種對立的聲勢。當他們將文壇的生存空間視為生命之時，自當以十倍之認真來對待哪怕是一個細小的“事故”，1923年《中華新報》張季鸞請創造社為他們編文學副刊。“仿吾和達夫卻很讚成接受。他們以為文學研究會有《時事新報》上的《學燈》，在旁係上又有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我們總得有一種日刊來對抗。”《創造日》便誕生了，它的誕生就是這樣的一種如臨大敵般的“對抗”思維。
所以，創造社成員為自己選定的論爭對象大都是“值得”挑戰的——有影響的大刊物與文壇成功人士，對真正的“落後”者（如鴛鴦蝴蝶派）反倒並不多於糾纏。（隻有成仿吾《歧路》是個例外，載《創造季刊》1卷2期）甚至當事人也坦率地承認了其中所包含的意氣成分。郭沫若表示過：“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與藝術派都隻是鬥爭上使用的幌子。”“那時候的無聊的對立隻是在封建社會中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相輕，更具體地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而已。”“這種意識，一方麵促進了我們對外的抗爭，另一方麵也促進了我們內心的哀感。我們感覺著寂寞，感覺著國內的文藝界就和沙漠一樣。”成仿吾也闡述說：“我們中國人素來富有所謂東方文化的思辨的精神，所以不論自己如何行動，總能說出一個很冠冕堂皇的道理，縱然骨子裏實在隻是為自己的名利。”當然他們也會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文學研究會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拚死拚命地與我們打架的原因，一是因為田壽昌沒有理他們，所以疑及我們的全體，二是因為文學研究會成立的時候，氣焰正盛，一見我們沒有理會他們，很覺得我們是一些大膽的狂徒，無聊的闖入者，就想隻等我們把頭現出來，要加我們以凶狠的猛擊。
不管這樣的推測究竟有多少的合理成分，重要的是創造社同人是絕對不甘以等待“招安”的青年晚輩角色自居的，除了自我表現的作品外，他們一直都在尋找某種“最新最進步”的藝術武器，因為隻有這樣獨家武器才能“理直氣壯”地宣判他們之於其他“成功人士”的超越性與優越性，年輕而後起的他們似乎更需要“先進/落後”、“革命/反革命”、“新/舊”的二元對立，也更需要文學進化論的邏輯。這樣的心態最終影響了創造社文學介入新興的中國文壇的姿態，他們與其他文學群體的互動最終形成了中國新文學“塑形”之後的複雜格局，如果我們能夠從這樣的角度來解析創造社文學活動之於中國新文學發生的意義，將會揭示一些過去為人們所忽略的重要的現象。
五四新文學的基本格局上是這樣構成的：魯迅等留日先覺者的文學領悟與英美留學生的專業素養的首先形成了有意義的合力，雖然他們彼此有別，不過在五四這一時期卻殊途同歸了。同歸後的格局相對穩定而單一，胡適等學者式的穩重與魯迅等失望之後的理性形成的是五四新文學的相對沉悶的創作一麵，由這些中年之輩為主導所形成的創作隊伍影響了文學的生動，這裏缺少文學的激情和未諳世事的癡迷，甚至也缺少更多文學的才華。這一局麵的改變有賴於“異軍突起”的創造社青年的加入，從此以後，我們的新文學才有了更多的內部多姿多彩，有了對某一西方文學藝術的癡迷的引入，也有了差異中產生的互動。當然，因為有一路掙紮而來的創造社的彙人，中國新文學也逐漸被灌注了一種躁動不安情緒，一種急切的求新逐異的心理，在後來，即使創造社連同它的新生力量——同樣自日本回歸的後期創造社作為一個團體都不複存在的時候，這樣的心理有和情緒依然會在我們新文學的發展中被清晰地發現，因為，它們似乎已經構成了新文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