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西方文明，東方文明無疑是一種早熟的文明。
這裏所謂的“早熟”，並不是指過早的成熟，更不是象有的論者所比喻的那樣是個未足月的嬰兒，帶有先天性的營養不良。如果不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偏見出發，而是把一部人類史看作一個整體來認識，我們就會看到，正是因為有了東方文明的先導，才可能有以後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和繁榮。說其早熟，隻是從時間的意義上相對於西方文明而言的。就是說，它所產生的時間比西方文明早，並不意味著東方文明一開始就先天不足。人類文明的發展沒有固定的標準，隻有先進和落後的差異，因而也就沒有“先天不足”與“正常健康”的差異。而且，倘若沒有東方文明的先導，西方文明，比如希臘文明，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繁榮起來。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早熟的文明比後起的文明，在其發展途中所遇到的困難要大得多。它沒有前例可循，沒有教訓可鑒，一切都是自然而緩慢地發展著。它發展著自己的文明，但卻未能形成一種規範文明發展方向的理論。譬如在政治方麵就是如此。在東方各古代民族，沒有係統的政治學理論，有的隻是中央集權製的高壓統治和統治者們的權謀機巧。權力所依仗的是暴力和狡詐，或者借助於神的威迫和被統治階級的愚味。人們從未想起過建立起一種什麼樣的政治製度才是最理性的製度的問題。
而且，在人類的發展史上，還有著這樣一種帶規律性的現象：早熟文明發源於某一與外界隔絕的區域，並在隔絕的情況下發展著自己的文明。這樣決定著它的文明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單一的，甚而是畸型的。而且，由於文明的源頭久遠，傳統已經形成，又決定著它很難接受外來文明。盡管它可能通過戰爭或別的方式將自己的文明推及到別的地區，但別的地區的文明卻很難進入它的已成傳統的文明體係之中。相反，後起的文明由於缺乏深厚的傳統，它的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借助於外來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它的排外性相對來說要小得多。這樣，在它的文明體係裏，所體現的就不是單一性，而是綜合性，各個先行文明的積極成分都有可能被它吸收進來。希臘的文明就是這樣。在它產生之日，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地中海東岸的文明都經過了它們的繁榮時期，希臘人就正是因為吸取了這些文明的優秀成果和拒斥其糟粕而發展起他們的文明的。
由於東方文明的早熟性和由之而形成的文化封閉性，致使各東方古老的文明很難有自身更新的可能。時間在流逝，王朝在頻繁地更替，但它們的文明發展的速度卻極其緩慢。古代埃及三千多年的曆史，其文明成就卻遠不能同希臘古典時代兩三百年的成就相比擬。
這樣一種封閉性的文明體係，隻能適應封閉式的生活環境。一旦封閉不再可能，它就勢必為外來文明所擊敗。東方各古老文明的長期延續和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其原因就在這裏。一、古代兩河流域的文明兩河流域的文明最早發源於南部的蘇美爾地區。蘇美爾文明是一種城市文明，國少民寡，國與國之間為了爭奪邊界和財富，經常發動戰爭，終於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後半期被巴比倫尼亞的阿卡德王國所滅。阿卡德國王薩爾貢一世將自己的王權神化，自稱王權來自於神的賜予，其軍事擴張也是遵照神的旨意。他建立起自己的常備軍，加強國家機器，在國內實行集權製統治。
阿卡德王國僅存在一百多年時間，滅於北部山區的庫提人。幾十年後，兩河流域南部又歸於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下。此時國王的權力高於一切，集軍事、行政、司法權力於一身。地方勢力逐漸被削弱，就連國內一些重要商品的價格，也得由中央政府直接製定。
烏爾第三王朝滅亡後，兩河流域南部經過短期的混亂，又轉到巴比倫王國的統治下。巴比倫王國的文明是兩河流域文明的集中代表。它不僅存在的時間長，而且兩河流域主要的文明成就大部分都是在這一時期內出現的。
巴比倫王國最著名的國王是漢謨拉比。他在位42年，通過文治武功，將兩河流域南部的文明推到一個新的階段。他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製，把自己的權位抬到了至上的地位，自稱為天神的後代。為了強化自己的專製統治，他一方麵獨攬國內軍政大權，親自任命中央各部大臣，委派地方官吏，直接調遣軍隊。另一方麵，他製定嚴密的法律，人為地製造社會等級，在國內實行高壓統治。在他的統治時期，兩河流域的文明雖然得到了比較快的發展，但發展的路向卻是朝著專製主義文化的深入邁進。這時候，雖然興修了水利，開辟了道路，製定了法律，有了比較繁榮的文學藝術，但這一切都是為著同一個目的，即強化專製王權。
幾乎在巴比倫王國興起的同時，兩河流域的北部興起了另一個國家——亞述。亞述國家的初期原本是一個貴族共和的國家，權力掌握在長老議事會手裏，國家首領隻是管些宗教和公共建築方麵的事情，另有一位“年名官”，管理財政，一年一任，在長老中抽簽產生。但在幾百年後，亞述卻仿效起巴比倫的政體來，由貴族共和轉為君主專製。這時候，不再有貴族與平民的區別，所有的被統治者都是國王的“人”，減少了貴族階層對國王權力的限製。
公元前七世紀，兩河流域南端的迦勒底人強大起來，占領了兩河南部、敘利亞、以色列以及腓尼基的大部分，建立起新巴比倫王國。新巴比倫王國軍事力量相當強大，曾幾度出兵巴勒斯坦，最後攻陷耶路撒冷，滅猶太王國，將猶太人淪為奴隸。這就是世界曆史上著名的“巴比倫之囚”事件。新巴比倫王國的祭司集團勢力相當大，但國家權力仍然控製在國王一人手裏。國王培植祭司集團，目的是希望祭司們作王權的支柱，以證明王權來自天神。
公元前六世紀，新巴比倫王國和當時另一強國米底相繼被波斯人滅亡。波斯起初隻是六個農業部落和四個遊牧部落，奉行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酋長製。第一個國王居魯士原本就是阿黑門尼德氏族的首領。公元前522年，國內發生暴動，一個名叫高墨達的祭司奪得了政權，但半年後被大流士所擊敗。據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記載，大流士平叛以後，曾就國家未來的政權形式問題召開過一次七人會議。會議上，有人主張民主政治，有人主張寡頭貴族政治，而大流士則主張君主製。討論的結果以四人多數通過了大流士的意見。①(①希羅多德：《曆史》，Ⅲ，80～83。)
當時的波斯剛從氏族社會過渡而來，氏族民主製度依然存在。雖然波斯人對被征服地區的人民實行強權政治，但在波斯人內部，長老議事會仍有相當大的權力，公民大會製度也許還維持著。②(②希羅多德：《曆史》，Ⅰ，125、206。)但是，由於兩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專製主義政治文化傳統，使大流士深感到，隻有中央集權製和自己所擁有的專製權力，才可以有效地統治帝國。所以在他執政以後，馬上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從而大大地強化了中央的權力。其改革的內容為：
(1)建立完備的軍、政分權的地方行政製度，設立行省。每個行省設總督一個，軍事首領一人。前者管理行政、司法與稅收，後者管理軍隊，二者互不相屬，均對皇帝負責，並有責任相互監視。為防止地方叛離中央，大流士在總督身邊還設有“皇室秘書”，充作耳目。
(2)確立行省貢納製度，並規定其貢納的數量與品類。
(3)分全國為五大軍區，大流士自任最高統帥，親自規定各省駐防軍的人數，掌握各軍區及各行省軍事首領的調遣權和任免權。為保證個人安全，還建立了一支由波斯人組成的近衛軍。
(4)修築驛道，控製交通。
(5)統一貨幣，規定金幣隻能由中央鑄造，各行省和自治城市隻能鑄造銀幣和銅幣。
(6)定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同時保留各地其他宗教。
可以看出，西亞地區的專製主義政治在大流士統治的時期，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完備的程度，它從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等各個方麵將王權推上至高無上的地位。波斯也就是因為大流士這一係列的改革，短時間內發展為一個西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它東起伊朗高原，西到地中海東岸。當時的埃及、巴勒斯坦、小亞細亞等地都在它的版圖之內。但是，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竟然在希波戰爭中敗於當時西方世界一個小小的城邦國家——雅典。
希波戰爭，可以視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較量。是時，希臘的雅典經過梭倫改革和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國力大增。雖然國家規模很小，但卻成了當時希臘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各城邦國家民主政治的楷模。這時候，東方的波斯在臣服小亞細亞沿岸和埃及等地之後，就試圖跨過愛琴海征服希臘。從表麵上看，這似乎是古代世界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版圖之爭，實則表現為兩種政治文化的衝突，具體說是民主政治與專製政治的衝突。其結果，不是貌似強大的專製主義帝國征服了民主製國家，而是軍事力量明顯處於劣勢的希臘人（主要是雅典人）憑著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優勢最後打敗了波斯人。正如顧準所說的“這次戰爭的結果，充分證明了創造和發展的希臘文明優於停滯不前的東方文明，雖然前者的曆史遠不如後者的曆史悠久。也證明了城邦製度固然會在各城邦之間造成互不團結，然而城邦內部的民主製度，不僅在和平生活中發展了各個人的創造能力，在存亡危急關頭也把千萬人團結成一個人，對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一旦外敵侵犯使這些城邦結集起來成為堅定的抗戰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戰勝在專製主義統治驅迫之下的，貌似強大，實際上是離心離德的帝國軍隊。”①(①顧準：《希臘城邦製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155頁。)
波斯帝國在希波戰爭中受到重創，從此再也不敢問鼎地中海。又由於統治階級驕奢淫逸，國家實力衰減，致以在公元前四世紀後半期被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輕而易舉地滅亡了。同時亦宣告西亞古代文明史的終結。
古代埃及文明
由於地理環境方麵的原因，古代埃及的曆史遠不如兩河流域那樣混亂。雖然在尼羅河流域，民族鬥爭和王朝內部的鬥爭經常有之，但相比於兩河流域來卻少得多。在這裏，傳統幾乎是一脈相承的，隻有沿革與小的變化，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