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人，就有了人類的曆史。
但這並不等於說，有了人就有了人們對曆史的意識。曆史意識作為一種觀念性的存在是人類曆史發展的產物。是人類認識自己的一種思維活動。可以想見，在原始狀態下，很長一段時期裏人類是沒有曆史意識的。曆史意識的產生大約在原始社會的晚期，其最早的表現形式卻是神話。
神話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是原始人對自身曆史的回憶，用科林伍德的話說，神話“是已知事實的一種陳述”。希臘神話中的克萊奧女神，既是曆史女神，又是史詩女神。史詩以神話題材為主。克萊奧女神的雙重文化功能，很好地說明了曆史的真實與神話的傳說本是密不可分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臘語克萊奧(clio)一詞源於動詞“讚美”。而古代人的讚美詩主要是對神的讚美，然後才是對其祖先的讚美。在讚美詩的頌唱裏，神話與曆史是融彙在一起的。
古代人之所以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之外創造出一個神話的世界，原因之一便是，他們真誠地相信，神話就是曆史，神話中諸神的事跡就是他們先輩的事跡。卡西爾曾說：“在神話想象中，總是暗含著一種相信的活動，沒有對它的對象的實在性的相信，神話就會失去它的根基。”①(①科林伍德：《曆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頁。)
而我們知道，神話既是曆史學的源頭，也是宗教信仰的源頭。遠古的先民怎樣看待神話，直接決定著他們的後輩將怎樣看待曆史和宗教。而且，曆史與宗教是兩不相容的東西，前者把曆史的創造之功歸於世俗的祖先，後者則歸之於神。如此，導致這樣極普遍的現象：篤信宗教的民族，往往是缺乏曆史感的；相反，在宗教觀念淡薄的民族，人們是曆史的崇拜者。他們不僅有著深厚的曆史感，而且把曆史擺到了宗教的位置上，同樣使之成了崇拜的對象。
這是因為，人們總是需要信仰的，總是要在自己的心目中塑造一具偶像。這具偶像既可能是宗教化的神，也可能是世俗化的祖先。神的奇跡與教會的戒律同祖先的偉業與立法，對人們來說是同一類性質的東西，都是他們行動的榜樣和規範。但是，這樣兩種偶像由於其所塑的材料不同，其堅固度也是大不一樣的。宗教的神畢竟是虛構的，缺乏堅實的世俗基礎。隨著人類對自然和社會認識的深入，宗教信仰終歸要失去它原有的魅力。而世俗的祖先崇拜則不然。祖先雖已死去，但確確實實在曆史上存在過，他們的事跡與立法也同樣是真實的。這樣，他們作為一種崇拜的對象，其生命力也就自然比宗教裏麵的神強得多。因為曆史的發展是連續的，而不是斷裂的，人們不可能在完全擺脫祖先的業績與立法的情況下創造曆史。再者，祖先是人們自己的祖先，帶有民族性甚至血緣宗法性。曆史崇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孝道範疇內的事情。人們不僅從中感到其自身有繼承傳統的義務，同時還有一種血緣意義上的親切感。
然而，曆史的辯證法告訴人們，曆史是現實的基礎和起點，但同時又是人們創造未來的精神障礙。人們雖然不可能在沒有曆史①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頁。的既成成就的情況下創造未來，但曆史崇拜同時意味著對未來創造行為的束縛。因為，曆史崇拜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向後看的文化精神。它以祖宗的立法為準繩，以先輩的人格為榜樣，以因循守舊為美德。在這樣一種文化精神下，人們沉緬於對祖輩事跡的回憶和束縛於祖宗立法的條條框框，隻能適應舊環境和舊文化。一旦社會發生新的變革，他們不僅很難拋掉曆史崇拜的精神遺產，投身於新時代，而且很容易用曆史崇拜的心態下所形成的一種守舊的價值標準來評判新的時代和新的事物。
由此亦可說明，怎樣看待曆史不僅僅是對曆史的嗜好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為何種類型的問題，更直接關係到一個民族曆史本身的發展問題。對曆史抱著一種崇拜心態的民族，其曆史的發展往往是緩慢的和漸進性的。相反，很少曆史感的民族，其曆史的發展卻是快速的和突變性的。
還有，曆史崇拜的民族，由於其曆史學帶上了強烈和政治色彩，曆史學往往得不到健康的發展。人們為著某種政治目的，常常表現出對曆史的極不尊重，甚至歪曲曆史，指驢為馬。而在很少曆史感的民族那裏，曆史學則要純潔得多。人們編寫曆史，目的是為了保存先輩的事跡，而不是為某一個統治者或者某一個統治階級服務的。因而他們很少去歪曲曆史，更很少將曆史學變為政治統治的婢女。
本章，我們僅以古代希臘、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國為例，看看曆史意識與各民族曆史發展的關係如何，尤其看看曆史崇拜觀念是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的。一、反曆史的希臘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曆史學最為發達的，一是中國，二是西方名國。
西方的曆史學傳統直接來源於古代希臘，至今西方人還把古希臘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尊為“曆史學之父”，把修昔底德的曆史寫作視為曆史學界不可企及的範例。但是，希臘人並非是一個愛戀曆史的民族。他們撰寫曆史作品，不是對遠古事跡的追憶，而僅僅是對當代曆史的記錄。對此，湯普森曾在他那本西方史學史的權威著作中寫道：
“我們看到希臘人總是極其關心他們的當代史，而對於較久遠的曆史很快就變得漠不關心了，這一點確實是十分獨特的。他們對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興趣，知道自己實際上是個什麼情況就很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隻追溯到前幾個世紀為止，那時他們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當第一位希臘曆史學家赫開阿提斯在埃及的時候，他曾向祭司們解釋說他是一位神祗祖先的第十五代後裔，於是那些祭司就指著底比斯高級祭司的一大排世係雕像，說明他們已經傳到三百四十五代了。柏拉圖在《泰米阿斯篇》一書中所說梭倫的一件軼事可以說明這一點，他說，梭倫在埃及祭司們提問時，發現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臘人誰也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古代史。埃及祭司說：‘你們希臘人仍處在幼年時期，你們沒有從你們祖先那裏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諭，也沒有得到任何一門古老的學問。’和埃及人想象所及的漫長的遠古回憶比較起來，希臘人所能回溯到的景象就有如小巫見大巫。希臘人的頭腦中追溯到的，一點都沒有超過特洛耶戰爭以及在那次戰爭中那些天生的英雄們。”①(①湯普森：《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冊，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1-32頁。)
曆史記載不外乎縱向概述與橫向鋪敘，二者互為損益。著力於曆史淵源的探尋，勢必影響對某一曆史事件作過細的描述。相反，如果偏重於細節的描述，又勢必影響曆史的縱向概述。希臘的曆史學正是這種看重細節看重橫麵的曆史學。它與古代羅馬乃至古代中國的史學傳統不同。司馬遷寫《史記》，從黃帝寫起，由黃帝而堯舜，而禹湯，而春秋五霸，而秦皇漢武，茫茫的幾千年，盡在自己的曆史視野之中。李維寫古代羅馬的曆史，從羅馬的建城寫起，直至奧古斯都時代，包括前後七百年的曆史。而希臘人則不然。他們不喜歡寫古代人的曆史（事實上他們對古代的曆史也不甚了解），寫的都是當代史。希羅多德的《曆史》雖然寫到了希臘以外的民族的曆史，但這些民族的曆史在希羅多德的筆下並不是編年史，而隻是一些傳聞。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寫希波戰爭史。這次戰爭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上半葉。戰爭結束之時，也是他準備著手撰寫《曆史》之時。就是說，希臘多德是以當代人的角色寫當代人的曆史。修昔底德也是這樣。他的曆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描寫的就是與他同時代的曆史事件。修昔底德本人不僅參加過這次戰爭，還是雅典方麵的軍事統帥之一，指揮過一支由七艘戰船組成的艦隊。
希臘人寫曆史，所寫的範圍十分廣泛。有寫人物的，有寫事件的，有寫大國的，有寫小國的，有寫戰爭的，也有寫其他內容的。荷馬、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從表麵上看，他們似乎對戰爭史格外感興趣，但實際上，在他們的曆史著作裏，絕不僅僅隻有對戰爭的記敘，而是包括人類活動的方方麵麵，有些甚至是些與政治、軍事毫不相幹的凡人瑣事。荷馬寫特洛耶戰爭，但是在與戰爭不相幹的事情上花費了大量的筆墨。譬如酒宴、景致乃至阿喀琉斯的盾牌，荷馬都要作相當細致的描寫。希羅多德更是如此。他的《曆史》充滿著雞毛蒜皮的奇聞軼事。他告訴我們：漂亮的伊利裏亞姑娘如何選擇丈夫；湖區的居民怎樣防止兒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驅逐蚊子的辦法；塞西亞人怎樣擠取馬奶等等。相反，對於民族的起源、國家的形成、製度的演變、文化的發展等等在今天看來為曆史主要內容的東西，希羅多德卻很少涉及。
希臘人之所以關心現在，而不關心曆史，在於他們普遍認為：(1)曆史是神所創造的，而不是人所創造的；(2)由於曆史是神所創造的，因而曆史是不可知的。
希臘人的想象是極為豐富的。他們不僅建立起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家族，而且給諸神賦上各種創造性的功能。在他們看來，世界上萬事萬物無不源於神的創造，亦無不是由神管理著的。人世間的一切看起來好象是人類自己所做的事情，但實際上全由神祗操縱著。而且，他們還相信，他們的祖先就是神祗，而不是俗世間的一般人；祖先們的事跡也就是神的事跡。荷馬史詩所寫的特洛耶戰爭就充分地反映了希臘人這種將曆史神話化的思維特征。在荷馬的筆下，特洛耶戰爭與其說是希臘人與小亞細亞特洛耶人的戰爭，還不如說是諸神之間的內訌。從戰爭的起因到戰爭的結束，主角並不是人，而是神。神不僅操縱戰局的發展，而且還親自臨陣廝殺。正因為把神話當作曆史，所以希臘人對於神話傳說中的故事信以為真。他們把荷馬史詩以及赫西俄德的《神譜》所描寫的當作就是他們祖輩的曆史。相反，對於世俗的古代曆史，他們卻沒有興趣，因為那是超出神話範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