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參見鄭德良：《香港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展望》，載《亞洲經濟問題》，第177-178頁。民以禮義田蠶”，又製定成文法《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從戰國到秦、漢兩代，中朝交往增多。許多考古學材料證明，這時候的朝鮮文化廣泛地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唐代，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極大，以致於朝鮮成了中國文化向日本傳播的中介。儒學也主要是這一時期被廣泛地介紹到朝鮮去的，並從此成為朝鮮人的“國學”。新加坡的人口華人占70%多，佛教和儒家思想很有市場，拜佛是當地華人主要的精神信仰。
台灣和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對儒學的尊崇有很深的傳統。尤其是在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由於中國大陸對儒學的批判，台灣和香港成了保存儒家香火的兩個堡壘。現代新儒學雖然最早出現於中國大陸，首倡於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但真正將其發展起來的則是台灣和香港兩地的學者。也就是說，相對於近幾十年的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兩地的學者們對儒學的信仰要篤誠得多。
但是，認識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儒學傳統是一回事，認識儒學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又是另外一回事。民族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由各方麵的內容所構成，並相互影響和相互製約。儒學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如果它能在某一個民族的思想領域占據主導位置，肯定對該民族的政治、經濟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們在第三章所論述的古代中國就是如此。因之，我們在看待儒家思想與“亞洲四小龍”崛起的關係時，就必須首先弄清楚下麵兩個問題：
(1)在現代，儒家文化是不是在“亞洲四小龍”占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化？
(2)對於經濟發展，意識形態、政治製度、經濟環境三者，起主導作用的究竟是何者？
儒家作為一種思想流派，主要偏重於倫理思想。它講上下之別，尊卑之別，內外之別，親疏之別，男女之別，父子之別。這樣一種倫理思想，是東方專製主義的產物，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東方專製主義的延續和深化。從本質上說，它是古代東方社會傳統的東西，與現代社會難以合拍。這主要體現為：
一、儒家的倫理思想與政治學說，其出發點與歸結點都在“尊尊”二字。所謂“尊尊”，也就是明等級、別貴賤，最後使所有臣民都拜倒在君主一人的腳前。現代社會是民主製的社會。民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標準之一。長期以來，人們思考現代化問題，尤其是我們中國大陸的學者，不大注重民主問題，似乎隻有經濟發展了，國民收入提高了，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就是現代化。其實不然。現代化是作為一個係統的文化的現代化，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方麵的現代化。很難想象一個經濟發展而政治專製的國家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價值的提升過程。而人的解放，絕不僅僅體現於控製物的手段的提高，更主要的是人的心身自由。其中身分的自主和觀念的更新是至關重要的兩項內容。而民主這東西，我們從儒學裏是找不到的。而且，儒學從根本上說就是反民主的。它以尊揚君主和貶抑人民為代價來求得社會的和諧，而不是以民主的方式來完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二、儒學十分看重孝道，看重“親親”的原則。它的社會思想是大家族主義的護身符，保護的是家長們的利益。而現代社會，幾世同堂的大家族已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儒家的“親親”原則已經失去了所依托的社會內容。雖然儒家學說中的孝道，於家庭成員的和睦相處，在現時代並未完全過時，因為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所必需的，但是，現代社會的家庭關係的維係和家庭成員間的親善關係，並非一定要從儒家思想裏去尋找根據。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是人之本性，早在儒學產生之前就已經有了的。而且，強調這方麵內容的學說在世界曆史中也並非隻有儒學一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儒家的思想傳統，或者說不必強調儒家在這方麵的指導意義，人類在現時代乃至未來，同樣會有父子之情、兄弟之情乃至朋友之情。相反，如果過分強調儒家學說中的孝道和“親親”原則，則是與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原則不合的。現代社會是法治的社會，法治麵前要求人人平等。每一小家庭乃至每一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和法人的地位。如果按照儒家的一套來框定社會的人際關係，則完全會是另外一幅圖景。
三、儒家強調“存天理，去人欲”。所謂“人欲”，在現代社會既有對物質的貪求，也有對物質的正當要求。後者體現的是作為活生生的人對於外在世界的利用和對於自身生活目的的實現。現代社會就是承認並肯定人們在物質生活中的正當權益的社會。而這也是符合馬克思的曆史理論的。如果將儒家關於“天理”與“人欲”的一套規範用之於現代社會，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現代化也始終不會出現。現代社會就是要剝去所謂“天理”那一套假道學的麵紗，還人類以血肉之軀和本有的情望，並在治製的規範下走向未來。
四、儒家用人的和合性泯滅人的個體性和自主性，反對競爭，反對進取，隻求靜態的社會穩定。而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鼓勵競爭，鼓勵進取，所求的是社會的動態的發展。它反對強者對弱者的過分欺淩，同時能夠保障人們個性的發展。雖然儒家思想裏麵，也有人的存在意義和自主精神，但那純粹是一種精神烏托邦式的心態境界。“士誌於道”、“思無邪”、“克己複禮”、“存乎天理”等等道德的訓條，歸到一點，是對人性本有內涵的扼製。它所提升的是人的奴性人格和甘於現狀的靜態心理，而不是真正的對人的價值和目的的提升。
五、儒家思想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傳統的農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它歌頌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情調，保護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倡行以“內省”為主要方式的心性之學，維持封閉式的社會格局。而現代社會是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它是開放的，波濤壯闊的。它的隆生，就是以傳統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的終結為代價的，以小農經濟的破產為前提的。再者，儒家在經濟思想方麵強調重農抑商，提倡平均主義，而這些也是跟現代社會極不相容的。
以上所舉的隻是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極不合拍的五個主要方麵。實際上，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不諧之處，還遠不止這些。隻要細加比較，人們還可列舉出許多個方麵來。
任何一種思想流派和文化現象都是曆史性的。它在曆史中生長，同時必在曆史中衰亡。它的生長與發展是以相應的文化環境為條件的。一旦這種文化環境不複存在，它就隻有衰亡的命運。它的生長與發展，於人類曆史的進步或許有過某種貢獻，同時它的衰亡對人類曆史的未來發展同樣是一種貢獻。因為隻有舊事物的死亡，才可使新事物更為順利地獲得發展。如果汲汲於情感層麵而竭力維護行將衰亡和理應衰亡的東西，隻能是對人類未來的犯罪。
儒家的命運同樣是如此。雖然我們在前文裏指出它這麼多的弊病，但從文化學的原理上看，它的產生及其兩千多年的發展，在中國曆史上是極其合情合理的，於中國大一統政治和民族凝聚力的維係，也起過極大的作用。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儒家學說，中國文明能夠千古一脈地發展下來。今天中國人對儒學的眷戀情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為它的某些合理性。但是，儒學在中國社會的流延和影響，畢竟是專製主義政治文化和封閉的小農經濟的果實。在現代世界，小農經濟與專製主義政治已經不占主導地位，即便有些民族依然還保留著這些傳統的東西，那也是不合時宜的，必將在現代化即世界化的大潮大浪的衝擊下洗刷幹淨。對此，我們完全應持樂觀的態度。因為這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
實際上，即便在“亞洲四小龍”這樣的國家和地區，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也不是占主導地位的了。七十年代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台灣人的心理和行為在近幾十年裏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一、顧慮他人褒貶與觀感的傾向漸弱，而尊重自我感受與意見的傾向漸強；
二、優柔、謙遜及順從他人的傾向漸弱，而自主、獨立及支配他人的需要漸強；
三、權威性的態度（嚴守習俗、盲目接受權威、相信命運、愛用二分法、缺乏想象力、認同權威、易於懷疑和敵視他人）漸弱，而平權性的態度漸強；
四、認為自己的禍福與生活大都為外在因素（如命運、機會、人事關係及有力團體等）所控製的想法漸弱，而認為自己的禍福與生活大都為內在因素（如能力、努力及其他個人條件）所控製漸強；
五、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認為“人應服從自然”的觀念漸弱，而“人應主宰自然”的觀念漸強；
六、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重視上下關係的程度漸減，而強調平輩關係及個人因素的程度漸增；
七、在時間觀念方麵，重視過去的程度漸減，而強調現在與未來的程度漸增；
八、在生活價值方麵，重視冥想與內修的程度漸減，而強調成就與活動的程度漸增，為成就而成就的心理需要也漸大。①
而且，人類文化不僅是曆史性的，而且還是結構性的。雖然它的麵貌可以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但從整體上說卻是一個係統，有著內在的結構。文化的生成和傳播也是這樣。過去，我們在看待各民族文化交流這一曆史現象時，常常把各種文化現象看作一個個互不相幹的東西，就如商店裏所陳列的一件件商品那樣，認為接納外來文化，如同挑選商品，喜歡的就挑它兩件，不喜歡的就可以不要。實際上，文化傳播與交流絕對沒有如此簡單。在古代社會，各民族文化交流不多，社會交往也不多，文化的傳播是零散的，而不是係統的。因之，人們可以有選擇地接納外域文化。
①參見楊國樞：《中國人的銳變》，載《中國現代化的曆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99-401頁。另見《新華文摘》1988年第4期，第158頁。方的文化病同樣還在蔓延，但對於剛剛起步和急於求發展的“亞洲四小龍”來說，他們急需的是西方的文化模式，即作為係統的西方文化，而對於其負麵的東西則考慮較少。對於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和人民來說，最要緊的是利用西方文明的肯定成果，快速地發展自己的經濟。至於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弊端的，那隻是一小部分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上層。
還有，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製度文明都是西方式的，奉行西方的民主與法製。而這是它們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點。一個社會是否能夠正常運行，其經濟能否正常發展，政權體製問題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按照馬克思的曆史理論，社會經濟決定政權形態，政權形式又可反過來決定社會經濟。馬克思在五十年代初期關於印度社會的看法，就充分地表明了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印度社會之所以發展緩慢，社會經濟之所以無甚變化，根本原因也就是印度奉行土地公有製和專製主義政治。在專製主義政治下，人們雖然可以在封閉的自然經濟的樊籬裏各安其生，各得其所，但社會經濟卻是停滯的，無發展的。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對東方的滲透是一種曆史的進步。這種進步作用不僅體現於器物層麵上的文化滲透，而且體現於製度文明的滲透。根據馬克思這一理論，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西方製度文明的先導，或者說不是采納西方式的社會製度，“亞洲四小龍”能夠有如此快速的崛起。
另外，“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跟西方國家的直接經濟往來是密不可分的。它們不僅大量地從西方國家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而且都是采納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沒有這一點，它們要想在短時期崛起，也是無法想象的事情。關於這一方麵的材料，已見出版的很多，我們這裏沒有必要將其具體情況和具體數據一一列舉出來。
由上述分析，我們完全有理由得出如下三點結論：
第一，在“亞洲四小龍”雖然有儒家的思想傳統，但這種思想傳統已在現代社會不占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是資本主義文化。
第二，真正導致“亞洲四小龍”崛起的內在原因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資本主義的器物文化、製度文化和心態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的牽引，就不會有它們的現代化。
第三，由上述兩點可以看出，以“亞洲四小龍”為例來說明儒家思想乃至傳統的東方文明可以引導東方各民族奔上現代化的路程的設想，隻不過是精神領域的烏托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