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人不同，日本人在將自己的文化與西方文化比較的過程中，馬上認識到，兩種文化差異的根本點是製度文明的差異，認識到要使日本免遭西方人的衝擊，就必須結束幕府統治，而仿郊西方政治，這是治本治根的問題。隻有從政治製度上進行變革，日本才可真正從傳統的閉關自守的堡壘裏走出來。日本人之所以比中國人先一步認識到製度文明變革的意義，主要原因是兩個民族當時的政權結構大相異趣。中國當時是以皇帝為軸心的中央集權製，而日本當時的國家權力實際上掌握在幕府手裏，天皇隻是作為一種象征，並沒有實際權力。幕府雖然握有實權，但畢竟不是名義上的合法政府。它靠武力統治全國，對臣民缺乏象天皇那樣的神秘感和吸引力。尤其當它的鎖國政策直接威脅到民族的存亡時，自然會招來國內各種勢力的反抗。
這時候的日本人在政治上很羨慕西方的君主立憲製。因為西方一些國家的情況與日本極為相似，在民主政治的上頭，還有一位虛設的作為民族象征的國王。日本也是這樣，它既需要西方式的政治製度，同時又要保存天皇的權威。所以新建立起來的明治政府仍然是以天皇為中心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新政府與傳統的天皇政治沒有區別。從總的方麵來說，它雖然保留天皇，但其政治製度的類型卻是西方式的。尤其在八十年代以後，由於日本人民爭取自由民權的鬥爭，迫使政府從事一係列的政治改革，更使國家政治朝著西方式的道路靠近。這主要體現為：
(1)1885年建立內閣，實行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內閣製，同時取消太政官製的行政製度。
(2)1889年，頒行“帝國憲法”，實施君主立憲製。
(3)1990年開設國會，舉行選舉眾議院議員。
與引進西方民主政治同步發展的，是日本民族廣泛地學習西方人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以及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方麵大搞西化運動，即“殖產興業”與“文明開化”兩大西化內容。
“殖產興業”是日本政府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項重大改革政策。其具體內容就是以西方為榜樣，推動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扶持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達到“殖產興業”的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麵從西方世界聘請大批專家和技術人員乃至熟練工人，並加緊培養自己的高級技術人員；另一方麵大力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經濟管理製度和各種機器設備，來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可以說，如果沒有西方人的牽引，日本在短時期內的經濟騰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文明開化”是明治政府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又一重大政策。所謂“文明開化”，就是指日本近代的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風尚乃至生活方式在內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它的主題是：引西方文明，使日本真正走上現代化的行程。早在1871年，明治政府就派出了一個數以百人計的代表團，赴歐美各國考察，曆經兩年時間，訪問了美、英、法、德等十幾個國家，大開眼界。訪問團尤其重視西方的教育製度，認為西方之強盛，全在於教育製度之合理，日本要興起，就必須效法西方教育。所以，在這次考察的信息傳回來後，日本馬上就進行了全麵的教育改革，並按照西方學校的建製，創辦起各類學校，同時聘請西方教員和派遣文化青年去西方各國留學。為了全麵推行西方文化，日本政府還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方麵，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有意引進西方社會習俗。
可以說，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西方文化為其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在日本曆史上，這是一種新型的文化。這又可說明，日本人在對待本土文化與外域文化的關係問題上是開放的，明智的。文化的自卑心理導致了其文化的新生和自強。他們雖然後起於歐美諸國，但由於對西方文化的有效接納，非但學到了對方的先進東西，而且在其短短的時間內就把一些歐洲強國拋在後麵。
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什麼“成功”》中有一段論述，準確而又生動地概括了日本人是怎樣向西方人學習的，也極有力地說明了日本的強盛完全是西方文明牽引的結果。
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著手於一個“近代國家”的建設，為了尋找近代國家的模型，明治政府派出許多代表團前往歐洲和美國，……。
這些人帶回了新的知識財富以及有關近代國家的信息。明治政府比較並檢驗了所有這些信息以判明哪個國家在某個領域最傑出，最先進。例如，哪個國家在教育製度方麵最優秀；哪個國家的海軍最好；哪個國家的陸軍最強；他們調查了各個國家的治安、工業以及財政狀況。在獲得了代表團關於這些問題的信息的基礎上，政府作出了關於哪個領域應以哪個國家為榜樣的決定。例如，1872年頒布的教育製度就是以法國的學校區劃製度為榜樣的；日本帝國海軍是英國皇家海軍的複製品，而陸軍則受到法國陸軍的巨大影響；電報和鐵路是按照英國的模式建立的，大學則是效法了美國的樣板；明治憲法和民法以德國為原型，刑法則以法國為原型。
這樣，明治國家就成了英、美、法、德等國的大雜燴。無疑，由於當時日本人認為英國在許多領域中都很傑出，因此，英國的影響是突出的。但是在日本也能看到德國類型的主張中央集權下經濟統製的思想、“富國強兵”的概念，法國類型的立法製度以及按照美國和英國的方向經營的商業的綜合物。……當時日本似乎成了先進國家的一塊文化殖民地。然而，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卻認為在每一個領域中采用最好的模式將會使日本盡可能地集各國之大成。①
三、亞洲四小龍崛起之謎的文化學解答
中國人大多是經驗主義者，喜歡以事例（並不一定為事實）說話，似乎為某種理論列舉出一兩個事例，該理論便可成立，很少去想所列舉的事例與其所提出的理論是否完全相符，更很少去想以個別事例說明理論何以可能的問題。上一節我們所批評的那種認為日本的成功完全是儒家思想作用的結果的論者就是這樣。最近幾年，不少論者在日本之外，又找到了另外一些例證。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在這些論者看來，台灣、南朝鮮、新加坡、香港的經濟崛起，其動力便是儒家學說，儒家思想中的上下之別、仁愛親和、克勤克儉，都被這些國家或地區運用於社會管理和企業操作。他們甚至將這些國家或地區連同日本稱為“儒家資本主義”或“新儒家國家”。
在今日亞洲，富裕的國家，除日本外，一是中東的一些阿拉伯國家，二是東亞和東南亞的“四小龍”。前者靠石油致富，賴於大自①森島通夫：《日本為什麼“成功”》，第133-134頁。然的厚蔭，不足稱道。而後者的自然條件並非十分優越，卻能在很短的時間裏，日新月異，由貧致富，由弱致強，速度之快，令人驚異。
——從1895年到1945年，台灣為日本所占領。日本人隻是把台灣作為他們的原料產地，並不想在此發展起工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回歸中國，但又馬上與大陸處於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離狀態。五十年代初，即蔣介石初到台灣時，台灣經濟一片混亂，工農業生產凋敝，人民生活貧困。這是因為：第一，人口增長迅速。一方麵從大陸湧來大量的移民，另一方麵台灣本身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很高（每年超過3%），從而導致社會產品與人口增長的速度嚴重失衡。第二，該島的經濟規模非常小，以致於很難適應以島內市場為導向的工業化，而且其傳統產品的出口也受到高人口增長率和土地效力的限製。
然而從五十年代開始，台灣從本身遇到的種種困難出發，陸續采取措施，製訂了一係列政策和經濟建設計劃，大約經曆了十五年的時間，經濟由複蘇以至迅速發展，並很快進入了現代化的行列，成為亞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
從1952年到1977年，台灣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7.1倍。如果以1952年的生產指數為100，到1978年，農業的生產指數就達291.5，增長1.9倍；工業的生產指數為2873.3，增長27.7倍；平均每人所得增加3.3倍。從1953年到1978年，工業生產平均年增長率為14.99%；工業部門占島內生產總值由17.7%增加到38.7%。1978年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為247億美元，平均每人收入為1450美元。①
——南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同樣是日本的殖民地，社會經濟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①參見孫觀華：《台灣經濟發展綜述》，載《亞洲經濟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頁。十年代初的美國三年侵朝戰爭，經濟仍未得到恢複，而且工農業生產遭到了巨大的破壞，以致於1958年的經濟還未恢複到1940年的水平。
南朝鮮的崛起，嚴格說來，始於六十年代。從1962年到1976年，南朝鮮先後實行了三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每個五年計劃的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8%、10.5%、11.2%。其中個別年度增長得更快，如1973年高達16.7%，1976年為15.5%，都大大超過了日本同年度的增長水平。從1977年開始，南朝鮮開始實行第四個五年計劃。這一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0.5%，1978年達到11.6%，也都大大超過了日本。如果僅從工業生產看，則發展速度更快，前三個五年計劃工礦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4.2%、20.3%和20%。1961年到1978年，南朝鮮的國民總產值增長17倍，1978年總額達388億美元；出口額增長294倍，總額達到127億美元，年平均增長40%。外彙儲備額增長23倍，達到48億美元。①
——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一個小小的島國，也是一個城市國家。它的土地麵積不到600平方公裏，人口僅200多萬，資源十分貧乏。本世紀五十年代末以前，它的工業發展十分落後，國力亦十分薄弱。然而從60年代初開始，新加坡的經濟出現了奇跡般的發展。1960年，它的國民總產值為19.85億元，1970年增至58億元，1977年又增至160億元，為1960年的8倍，為1970年的2.8倍。年增長率，最低的為7.3%，最高的為25.1%，一般都在12%以上。其國民經濟的增長，如果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較，更可看出它的速度之快。以固定價格計算，1960至1975年，它的平均年增長率為11%，高出日本1955至1973年的9.8%。1978年，新加坡的
①參見張世和：《南朝鮮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載《亞洲經濟問題》，第31-32頁。國民收入人均3405元，住房麵積人均15平方米。這樣的發展速度在世界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致於英國首相威爾遜不無感歎地對新加坡人說：“我們首創了工業革命，但我們的工業革命經曆了150年，而你們進行這種非凡的革命隻用了15年的時間。”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為日本所占領，貿易停頓，貨幣貶值，糧食缺乏，民不聊生。二戰以後，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香港的經濟再次受到打擊，迫使香港人由對外貿易的商業經濟轉而發展加工製造工業。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經濟尚在起步的階段，國民生產總值隻有15億港元多一點，平均每人750港元左右。
五十年代以後，香港經濟發生了質的飛躍。今日它的發展速度雖然不及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亞洲的日本，但其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和實際生活水準，在亞洲還是屈指可數的經濟發達地區。1977年聯合國統計按人口平均每人的國民生產總值，香港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達到2640美元，大體相當於1950年的20倍。1950年，香港隻有1500家小工廠，到七十年代發展到4萬家，增加了27倍。現今香港已列為世界第18個最大的出口貿易區，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如按人口平均計算其出口值，則超過日本、美國、英國和德國。②
南朝鮮和新加坡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早在三千年前，中國和朝鮮就有了文化的勾通。《尚書大傳》、《史記》、《三國遺事》等中朝兩國文獻中有箕子“走之朝鮮”的傳說。箕子是紂王的叔父，商朝末年的太師。紂王無道，箕子進諫，被囚。周武王攻下朝歌，釋放箕子。箕子不願效忠周朝，“走之朝鮮”。
①參見何啟拔：《新加坡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速度問題》，載《亞洲經濟問題》，第115-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