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本統治者也同中國曆代的統治者一樣，認識到儒學對強化中央集權大有好處，所以大行尊孔運動。701年開始祭孔。尤其是735年遣唐留學生吉備真備從中國回去後，仿效唐製，整頓禮治，祭禮的規模更大，並尊孔子為文宣王。757年，政府明文規定孝道為“百行之本”，“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
①《日本書紀》卷二十四皇極三年正月條說：“路上往還之間，並肩潛圖。”加官晉級，不孝者，則要貶官流放。
隨著儒學和佛教的傳入，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麵也相伴而進入了日本。象中國的政治建製，小說詩歌，繪畫雕塑，園林建築，醫學科技，等等，都對日本的文化起過相當大的影響作用。
但這是不是象現在許多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日本文化完全中國化了？或者說中國文化在日本占據了文化的主導地位呢？
其實並非如此。日本人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采納了中國文化，但其文化主體並不是中國的，而是其本土的神道教，其國民精神也不是中國的儒家精神，而是與神道教相適應的武士道精神。而且，日本人在接受中國文化時並不是依樣畫葫蘆式的照搬，而是作了選擇的。選擇的標準就是他們的神道教原則。
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長的宗教。《日本書紀》說公元六世紀後半期在位的用明天皇“信佛法，尊神道”。②有的學者認為，“神道”一詞源於中國儒家經典《周易》“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天下服矣”一語。還有人認為神道教可能由中國的道教演化而成。事實上，這都是些望文生義的附會。神道教是日本人的原始宗教。它起源於對自然的崇拜，由太陽女神的崇拜習俗發展而來。大約在五到六世紀，形成了以太陽女神天照大神為主神的神話體係，並與王族的祖先崇拜聯係起來。於是，天照大神也就成了王族的祖先神。也正因為神道教是日本人自己的宗教，所以他們才把從中國傳進去的佛教稱為“蕃教”，把佛陀稱為“蕃神”、“他神”。
誠然，佛教、道教及儒學傳入日本後，對神道教的影響較大。神道教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亦不可避免地吸取中國儒、釋、道三家中的某些思想成分。但是在日本的意識形態領域，神道教始終是獨立的，占主導地位的。神、儒、佛三家，神道教始終居於首位。日本人①《續日本紀·孝謙紀》天平寶字元年條。②《日本書紀》用明天皇元年條。的傳統遠不及中國人的深厚，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文化自卑心理。而這種自卑心理導致他們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是矛盾的。由於自身文化的缺陷，他們需要外來文化，從而借用外來文化以發展民族文化，並以此消除自己的文化自卑心理。但另一方麵，他們又害怕外來文化的發展對民族文化構成生存威脅。所以他們既抱著開放的心理吸取外來文化以充實民族文化，但又時刻不忘記把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地位置於外來文化之上。這種情況，即便時處二十世紀的今天也還是這樣。
神道教不僅在思想地位方麵居於儒、佛兩家之上，而且日本人在接受中國的思想文化時，是按照神道教的基本精神而有所選擇的。中國的儒家，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五項重要的美德。五者中，又以“仁”最為根本。所謂儒學，實則就是仁學。孔子的全部教義，都可用一個“仁”字概括起來，也可用一個“仁”字闡發開去。但是在日本的儒學裏，“仁”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忠誠”和“勇敢”。而這兩項在中國儒學的五項美德裏，原本是沒有的。1882年，日本天皇給軍人下了一道命令。這道命令是按照儒家的觀點寫成的。它要求軍人必須實踐忠誠、禮儀、勇敢、信義、節儉五項美德。很顯然，這五項美德與中國儒家的基本思想大有出入。“忠誠”取代了“仁”的位置，屬於五德之首，另添以“勇敢”、“節儉”兩項。
我們知道，中國的儒學也講“忠”。但是，中國儒學的“忠”與日本儒學的“忠”是大不一樣的。中國的“忠”是對皇帝一人的忠，是為為臣之道，體現的是“君君、臣臣”的原則。日本的“忠誠”則是等級社會的忠。孔子說“臣事君以忠”。這句話在中國理解為“臣屬必須以一種不違反自己良心的真誠去侍奉君主”，而在日本則理解為“家臣必須為自己的主子奉獻出全部生命”。日本人的“忠誠”雖然包含著對天皇的忠，但主要的是對封建主的忠。再則，日本人對天皇的忠與中國人對皇帝的忠也有很大的區別。天皇是民族的一種象征，帶有宗教偶像性質，對天皇的忠，就是對民族的忠。中國對皇帝的忠，雖然人們在效忠的行為中充滿著準宗教性的虔誠心理，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對某一朝代的皇帝或某一位皇帝的忠。而“勇敢”與“忠誠”，在日本人的心態裏又是二而一的東西，“忠誠”之士必是“勇敢”之士，“勇敢”本身就是“忠誠”的具體行為。相反，在中國儒家思想裏，向來不提倡“勇”和“力”。之所以這樣，日本人視中國文化為一種懦弱文化。本世紀初，一位名叫桑原騭藏的日本學者還寫過一篇《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的文章，專談中國儒家重文輕武的文化現象，其論述雖有偏頗，卻也多少道出了中、日文化的本質差別。現將其中幾段精彩的論述轉引如下：
——中國自古以來的學說一般都鼓吹了和平思想。首先拿儒教來說，其祖師孔子在其弟子子貢請教治國之必要條件時，舉出“足食，足兵，足信”三條。子貢進一步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最後問：“必不得已而去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說：“去食。”要而言之，孔子認為立國之根本在於民信。不為上下民眾所信任，其國必亡。因此之故，信用是第一的，財政在其次，軍備為最次。
——中國的“武”字是由“止”和“戈”二字構成的會意字。所以說，“武”並不是使用武器。製止粗蠻者揮舞武器，這就是“武”字的原意。《左傳》釋“武”為“武禁暴戢兵”即是。《易經》中曰“神武不殺”，武的精髓在於不殺。
——通觀中國文學，尚武的極為罕見。與此相反，吟詠兵役之可厭和征戰之苦的作品俯拾皆是。《詩經》已表現出這種傾向，到了後世詩文，這種傾向更為明顯。
——由於是這樣一個國家，中國人自古視當兵為不體麵的事情，並常厭惡兵役。
——中國有諺語雲：“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意思是說，走投無路才去當兵，否則決不入伍。又有一諺語是：“鐵到了釘，人到了兵。”意思是論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在中國，兵卒和乞丐大抵視為同類。與日本的“花數櫻花，人數武士”對照起來，從中自然能發現兩國截然不同的國民性。①
尚武，是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民族的基本精神。所謂“大和魂”，也就是武士魂，即武士道。
日本的武士最早出現在大化革新之後不久。大化政權雖然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卻很不穩固。百餘年後，皇室大權旁落，貴族藤原氏把持了朝政。此外，貴族平氏、源氏兩支勢力也漸漸壯大起來。這些家族為了保護自己的領地和壯大自己的勢力，紛紛招募精壯之士，訓之武藝與兵道。這就是最早的武士。平氏和源氏兩個家族擁有人數眾多的武士集團，領地的農民也被編製成軍隊。二者合稱為“家人”。
經過長期的軍事較量，平氏滅掉了藤原氏，不久後，源氏又滅掉了平氏。源氏家族建立起幕府，並派武士守護各地，從而使武士的社會地位驟然提高。江戶時代以前的數百年間，日本大小戰爭連綿不斷，天皇、將軍、大名，乃至一般武士，莫不愛刀，莫不充滿著尚武精神，並同時受全社會的尊重。到了戰國時代，由於織田信長利用一支訓練有素的以武士為主體的職業軍隊創下了一係列的戰績，以致各地的領主也仿效起織田信長的做法，實行耕戰分工，武士的身分得以固定下來。織田信長的後繼者豐臣秀吉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奪得最高權力之後，因害怕其他人也象他一樣，利用刀劍謀取權力，所以禁止武士以外的社會成員佩帶刀劍，並將職業世襲化，規定武士階層不得從事農業和工商業。從此，武士成為了一個特權階層。他們依附於各個大名，由大名提供生活所需，並有權使用姓氏和佩帶刀劍，以顯示他們的特權。
①見《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8-692頁。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武士。而成為一個合格的武士，對日本人來說是甚為光彩的事情。關於這一點，日本人很象古代希臘的斯巴達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吃粗食，著粗衣，加負荷的訓練，反對安逸與奢侈。這一點跟中國的士大夫不同。中國讀書人雖然口頭上講“士誌於道”，但真正能為“道”而讀書的人卻是很少。絕大多數人隻是為了“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可榮華富貴，則可有“黃金屋”，有“顏如玉”。與此相反，日本武士視奢華、安逸為惡事、醜事。他們習武，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某種物質利益的獲得，而是為了一種信仰。人們視之為道德的極致、人生的意義和最高的人格。
對主家的忠誠，是武士精神的第一要義。武士本人及其家庭，都附庸於主家。主家的榮辱也就是武士自己的榮辱。因之，每一個武士都要絕對地忠誠於主家，並準備隨時為主家犧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日本，社會等級分明，武士的忠誠也是通過等級製度來實現的。他們首先要忠誠於自己的大名，大名忠誠於幕府將軍，將軍忠誠於天皇。通過這樣層層隸屬的關係，全國的武士都要效忠於天皇。天皇即武士們的精神偶象。而這裏的思想根源就是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和祖先崇拜觀念。
武士不僅講“武”，同時也講“情”。他們的理想生活是“血和淚”的生活模式。所謂“血”，即在戰場上不懼死亡、不惜為主家獻身的精神。為主家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相反，如果對主家不是盡心盡力，沒有自我犧牲精神，則被視為可恥的事情。所謂“情”，也就是武士對主家知恩圖報的心理和主家對武士體恤和愛護的仁慈之心。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體現的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和宗法家族式的浪漫情調。推而廣之，主家乃至武士對農民、工商業者也應抱著一種同情心和憐憫心。欺淩弱者和懼怕強者，同被武士們認為極卑鄙的事情。因為愛護弱者體現的是強者的氣度。
日本雖然有自己的神道教，有自己的武士道精神，還有中國傳去的儒家和佛教。但是在近代世界曆史一體化的洪流中，同樣抵擋不住西方文明的衝擊。又由於它同樣有著自己的文明成就，所以，對西方文明同樣持排斥的態度，同樣有著鎖國與開國的論爭。而且，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物質層麵上的文化易於傳播和接受，而意識形態方麵的文化交流則要困難得多。此種情況，正如日本學者森島通夫所說的：
日本人已經解釋說建立一個西方式的近代國家的主題是指在設備上、物質上而言，並非指精神上、感情上而說。盡管在科學、技術、教育、經濟、軍隊和政治結構方麵，日本在外表和形態上都迅速西方化了，但精神上的變化卻遠遠地落在後麵。更確切地說，正如“和魂洋才”這個口號所表明的那樣，日本人一直是強烈地拒絕西方的精神觀念的。日本人強烈地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下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他們自己的家庭結構，而同時還要建立一個具有可與西方國家相匹敵的力量的近代國家。這種願望在明治維新前就已持續了整整一個多世紀。後來無論在明治末年的日俄戰爭時，還是在把納粹德國作為典範的軍國主義時期，無論在世界大戰中戰敗後國家處於崩潰的時期，還是今天當日本已經成為經濟巨人的時候，這種願望都沒有改變。①
1639年，日本統治階級為了鞏固中央集權製，頒行鎖國令，除荷蘭商人外，禁止一切西方人入境日本。這一舉動比中國清王朝康熙皇帝下令“禁海”還早八十來年。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皇俄國首先向日本叩關，接踵而至的是英國和美國。1853年，美國四艘兵船開進江戶灣的浦賀港，用武力迫使日本開國。第二年，日本被迫妥協，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開放下田、箱館兩處口岸。①森島通夫：《日本為什麼“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頁。此，結束了日本兩百多年的鎖國史。
麵對西方各國的挑戰，日本朝野束手無策，其情形就同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一樣。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深感到西方各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先進和軍事力量方麵的強大，認識到如果繼續閉關自守，勢必整個國家都有淪為西方人的獵獲物的危險。因之，他們主張開國。與“開國論”相對立的是“攘夷論”。攘夷論者的基本立場是保守日本國粹，不讓西方文化染指進來，主張拒西人於國門之外，並試圖用從中國傳來的儒家思想作為抵禦西方人的思想防線。很顯然，就當時的世界曆史與日本的具體形勢論，“開國論”代表了時代的進步思潮，而“攘夷論”無異於慢性自殺，絲毫無助於日本危機的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