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社會發展史上，絕大部分時間各民族是在幾乎完全封閉的天地裏發展著自己的文明。隻是隨著西方文明大潮大浪的衝擊，東方各民族才開始走出自己封閉的小圈子，開眼看鄰國和放眼看世界。
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意識形態的傳入，東方各民族既失去了原有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情調，同時又失去了他們引以為榮的國粹和傳統。於是，在現代的東方人麵前，事實上存在著一個二難抉擇的困惑。他們既需要西方文明，並希望借之而幫助他們擺脫落後的窘境，同時又對西方文明抱著一種本能的敵視情緒。因為不管怎麼說，西方文明終歸是一種外域文明與異質文明。它的傳入，無疑是對東方傳統文化的蔑視和挑戰。正因為這樣，他們反對全盤西化，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反對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洋奴人格。但另一方麵是，如果不借用西方文明的肯定成果，東方文明就難以自新。如果不讓西方文明在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家落戶，東方各國就難以達到自強自主的目的，而且反過來還會受西方文明更為嚴酷的摧殘和淩辱。
為了走出這一困難境地，百餘年來，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國的思想界，都不同程度地展開過有關東西文化的論爭。盡管論爭中不乏調和的中間派，但歸根到底總不外乎東方文化派與西方文化派的對立。此種論爭在中國表現得最為激烈，延續的時間也最為長久。從英國的大炮轟開國門之日起，中國人就開始考慮到如何對付西方文明和如何保存國粹的問題。中國文明的傳統深厚，有一份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文化遺產，連某些西方人都為之讚不絕口。如果一朝全然拋掉，誰都會覺得心疼，舍不得。但是，中國文明的悲劇在於，正因為它的傳統深厚和遺產珍貴，才決定著它的發展維艱。中國人要想在新的世界形勢下為自己謀得一席之地，就必須忍痛割愛，讓西方文明來進行一次全麵的洗刷，從而創立起一種新的文明體係。但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全然把傳統拋掉，讓西方文明毫無遮攔地湧進來。那麼西方文明是否就可以給中華民族帶來福音，又是大可值得懷疑的事情。而曆史事實也一再表明，從鴉片戰爭以後的百餘年裏，西方人給予中國人民的不是福音，而是災難，不是友善，而是欺淩。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族作為主權國家的尊嚴之所以至今還保持著，就在於中國人民對西方文明的有效抵禦。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值得國人驕傲的幾頁。所以，人們在寫近百年的曆史時，總是大書特書象義和團運動那樣的愛國主義壯舉，而對洋務派或洋務運動的進步作用則始終抱有幾分懷疑的態度。
如果不信任西方文明能給東方社會帶來福音，那麼東方人就必須從自己的文明裏尋找出路。而在東方各民族裏，最有資格從本土文明裏尋找希望的隻有中國人。因為在東方世界，沒有任何其他一個民族的文明能比得上中國文明的優越。日本人雖然曾一度有過文化論爭，並試圖用本土文明抵禦西方文明，但卻沒能湊效；印度人在本世紀初以泰戈爾為旗手，也曾打出過東方文化派的旗幟，但因受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時間太久，也未能形成大的氣候。唯有中國例外。中國人向來對自己的文明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相信它不僅可以抵禦異質文明的侵犯，而且可以將各種異質文明同化在自己的文明體係裏麵。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有世界上最美最善的東西，這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不僅在古代是好的，在現代社會同樣有它的實用價值。最典型的例子，是它把日本從一個弱國變成了強國，把台灣、香港、南朝鮮和新加坡從四條“小蟲”變為四條“小龍”。既然儒家文化於現代化的建設在日本等國獲得了大成功，那麼就有理由認為它也能使中國騰飛起來。這便是現代新儒家們的其本思路。
然而，嚴酷的曆史事實是，日本成功了，“四小龍”成功了，中國卻沒有獲得類似的成功。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和大本營，至今孔夫子和孟夫子的思想還有著廣闊的市場。中國社會發展的步履艱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傳統太深太厚。儒家思想裏的確有許多至美至善的東西，但卻不能給現代中國開出一劑藥方。它裏麵的許多合理因素，或許在古代是好的，在未來也是好的，甚至對於整個人類的精神拯救也是好的，但卻不能解決當下中國的燃眉之急。因為現代中國急切需要的不是儒家的心性之學，不是內聖外王之道，而是科學、民主與法製。一、現代化即世界化
現代化也就是近代化，在英文裏為同一個詞“modernization”，在中文裏則表述為兩個詞。這是因為中國的曆史學家把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百五十年的曆史分為“近代”與“現代”兩個階段，所以今日之國人也就把它作為兩種曆史內涵來看待。實際上，“現代化”與“近代化”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二者也沒有什麼明顯的界限。它是相對於傳統的農業社會而言的。也就是說，走出了中世紀，也就邁進了現代化的行程。
在今日的人們看來，“現代化”無疑是一個極富魅力的詞兒，“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的人”、“現代化的管理”、“現代化的生產”乃至“現代化的居室”、“現代化的觀念”，等等，都是人們內心所羨慕的和盡力追求著的。因為“現代化”已經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個褒義詞。但是，當它最初出現在人類的語彙裏時，境遇並非象今天如此美好。
“現代”作為指稱當前時代性質的術語起源很早，可以遠溯到一千四百年前，在當時的拉丁文裏，就有了這個詞。到了十七世紀，“現代性”、“現代派”、“現代化”被運用於各種各樣的專門化的語境。在當時人們的觀念裏，“現代化”或“現代派”也就是趕時髦，標新立異，與傳統相悖，因而帶有明顯的貶義色彩。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是以一種嘲諷的筆調使用這個詞的。十七世紀以後，歐洲曆史學家逐漸打破了原來基督教的曆史分期法，把人類曆史分為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三大階段。從此，“現代”才開始有了中性的含義。隻是到了本世紀的後半期，由於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人們的觀念才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由對“現代”一詞貶斥、懷疑和中立的態度，轉而鼓吹現代化和追趕現代化的思潮，並在這股現代化思潮下將社會曆史推到更為現代的行程。
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現代化，起始於西歐中世紀的晚期。這時候，基督教對文化的壟斷地位開始失去，傳統的生產方式開始向一種新的形式轉換。在這一過程中，正如上文所說到的那樣，市民社會起到了掘墓人的作用。也可以說，現代化的文明即城市文明。它相對傳統的鄉村文明，帶有明顯的集合性和開放性，而不是過去鄉村生活環境下的分散性和封閉性。市民們不僅發展了生產力，改進了生產手段，變換了經營方式，而且在政治、文化乃至價值觀念諸方麵塑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模式。
現代化的內容，從至今為止的世界曆史看，也就是資本主義文明。那麼，什麼又是資本主義文明呢？對於這樣一個問題，實非三言兩語所能回答。資本主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文化係統，而絕不僅僅表現在它的議會政治或資本家們的經營方式。以往，我們看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地犯有簡單化的毛病，似乎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虛偽的議會政治和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以及高速度發展的生產力，而沒有將它作為一個文化係統來看待。實際上，除了上述幾個方麵外，資本主義社會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它代表著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和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幾百年來，它是人類文化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成就，並在自身的發展中又將人類文化推到了一個又一個新的起點。對於這種新的時代精神和新的文化模式，我們隻能從幾個比較大的方麵去把握，而很難描述得麵麵俱到。
（一）經濟方麵
經濟發展可以從儲備和投資這兩個重要的相互關聯的功能來考察。傳統經濟基本上是小規模的經濟，生產的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因之，傳統經濟實質上趨於將所有的生產出來的東西消費殆盡，很少積蓄資金用於擴大再生產。再者，如果人口的增長速度大於經濟的增長速度，即便有少量的資金積蓄也無濟於事。而資本主義生產則不同。它象具有法力的魔術師那樣，一下子從地裏呼喚出巨額的資金和為數甚多的雇傭勞動力。用於生產機器和購買機器的資金愈多，可雇傭的工人人數也就愈多。反過來說，所雇工人的人數愈多，所創造出來的資金也就愈多。而這，對工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對資本家發財夢的實現卻是一個良性循環。但另一方麵，資本越集中和生產規模越大，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越高，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也就越多。相應的，人均收入和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就越高。盡管在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家史上，有著殘酷剝削的一麵，有著內部極不和諧的一麵，但這隻是它降生時不可免的陣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關係漸趨緩合。雖然貧富分化現象仍然存在，但人均收入從總的發展趨勢看，是在快速地增長著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早已擺脫了原來的貧困狀況，並有相當數量的個人積蓄。由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早期陣痛性質和近百年的穩定發展認識不足，致以人們在評價它時，又普遍地犯有另一個認識上的錯誤，即把它的起點當作終點。從本世紀的世界曆史現狀看，資本主義文化非但不會馬上壽終正寢，而且還會發展下去。
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是為了創造交換價值，其手段是大機器生產。因而，它勢必受到市場需求和價值規律的製約。但從另一方麵看，也正因為它受製於市場和價值規律，才決定著它能夠高速度地發展。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還象中世紀的莊園經濟和手工作坊生產那樣，它就不可能引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的時代也就是個人能夠得以充分實現的時代。它鼓勵競爭，承認人的私欲，並在承認私欲的前提下限製因私欲而誘發的各種非法行為。這種限製作用，一是經濟規律本身，二是法律製度。在人格方麵，人人都是平等的，因而在經濟生活的交往中，也是人人平等的。社會經濟的運行不是靠人為的指令或長官的意誌，而是以價值規律和各種經濟法規為原則。
（二）教育與科技方麵
由於經濟發展的水平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入現代化行程的標誌，所以不少人把它當作現代化過程中的核心內容和決定性的力量。事實上，經濟的高速度發展隻是結果，而原因則是人的素質的提高和由之而帶來的科學枝術的發展。可以說，這二者才是現代化的真正前提。沒有這兩個前提，任何社會都很難進入現代化的行程。現代化其所以最早發端於西歐，也就是因為中世紀晚期的教會學校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宗教改革與文藝複興等運動把人從中世紀的桎梏下解放了出來，並在反教會和反專製的思想運動下喚醒了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這一過程，是人被重新發現的過程，也是人從封建愚昧狀態走向理性之途的過程。
從西歐近幾百年的曆史看，這一過程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麵，一為理性的革命，二為科學的革命。理性的革命，意味著人類智慧和潛能的大解放。自此以後，人們不再迷緬於虛幻的世界裏，而是直麵社會和直麵自然。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可以視為理性革命的宣言。因為在現代化的變革過程中，人對其環境的全部複雜性的理解和有效地利用環境，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以致於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的變革，首要的是人的變革。而人的變革，又主要在於知識領域裏的革命。正因為這樣，近代西歐各國十分重視教育事業，重視科學知識。現代西歐的一些著名的大學，大多創立於中世紀後期，興盛於近代早期。雖然教會創辦大學的初衷並不是為了喚醒人們的理性，更沒有想到會引來一場科學革命，但現實的曆史表明，西歐各大學是現代化的真正搖籃。
（三）政治方麵。
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後者又對前者具有反作用力。這也就是說，我們在理解人類曆史時，決不可忽視上層建築對社會運行的控製作用。世界曆史的事實也一再表明，對有些民族或有些曆史事件的理解，往往要把上層建築的因素提到首要的位置。這種情況，在古代東方社會更是如此。古代中國社會發展緩慢，社會製度幾乎沒有多少變革，這其中有經濟的因素，還有別的其他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則在政治方麵，是專製主義政治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雖然傳統的小農經濟、重農抑商現象等等因素延緩了專製主義政治的生命力，但小農經濟及重農抑商現象之所以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又在於專製主義政治的竭力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