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西方列強這樣殘暴的侵略行徑，印度人的反應卻是麻木的和冷淡的。他們除了極個別的反抗行為外，很少有效的抵抗。短短的時間內就成了西方人的殖民地。這裏的根本原因是，印度人對西方人的抵抗，並不是出於對民族的拯救和對西方文明的敵視，而隻是在西方人直接侵犯王公貴族的物質利益時，王公貴族們才訴諸武裝行動，試圖把西方人趕出自己的領地範圍。由於缺乏曆史意識和文化意識，決定著印度人的民族情感是淡薄的，也決定著王公貴族們不可能從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而抗擊侵略者。可以如是說，他們與西方人的衝突，隻是表麵的物質利益的衝突，而不曾意識到為兩種文明的衝突。他們既無法以民族文化的傳統為旗幟以調動全印度人民的民族情緒，更無法從自己的民族裏找到一種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來對付西方文明。這樣，決定了印度人隻能淪為文化交彙與文化衝突的犧牲品，以犧牲本土文明為代價而獲得一種新的文明。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出路。本世紀中期，印度雖然取得了獨立，但獨立後的印度，其文明的主體部分並非舊文明的複活，而是殖民者留下來的資本主義文明。三、重曆史的中國人
在世界各民族中，最看重曆史的是中國人。這既表現在中國人極其重視曆史著作的撰寫，又表現在中國人極其重視自己的曆史傳統。
中國的史學起源很早，相傳與文字的正式出現同時。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遠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萬品以察。”宋衷作《世本注》也說：“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詛誦、倉頡居其職。”雖然此等說法不一定可靠，但卻間接反映了我國史學淵源的久遠。
《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是由許多竹簡編成，典是把許多冊放在架子上保存起來。可見，殷代已經有了記載曆史大事的傳統。甲骨文中有“作冊”、“史”等字，這是當時文職官員的名稱，其職責大約是記錄時事，起草公文，掌管文書。在西周的金文裏，也有“作冊”、“內史”、“作冊內史”等。據王國維考證，“作冊”與“內史”實為一種官職，既可稱“作冊”，又可稱“內史”，還可合稱“作冊內史”。在西周的國家機構裏，與“史”有關的官吏名稱繁多。據《周禮·春官宗伯》載，當時職位最高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又“正歲年之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係，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製祿，則讚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又“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誌，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禦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讚塚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讚書，凡數從政者”。
此外，關於先秦史官還有“左史”與“右史”之說。《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誌》也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周代不僅周王室設有史官，各諸侯國也有自己的史官，這在《左傳》、《國語》兩書中有大量的材料證明。相應地，當時周王室和各諸侯國都有由史官所作的大事記，如周王室有《周書》、《周誌》、《周春秋》；鄭國有《鄭書》、《鄭誌》；楚國有《楚書》、《杌》；晉國有《乘》、《春秋》；等等。不過，這些大事記大多都已亡佚，隻有少部分流傳至今。
值得指出的是，先秦的史官還算不得曆史學家，其所作的大事記也算不得曆史學著作。其理由是：史官“記言”，隻是為君主起草文書，發布文告，推行政令，而“記事”隻是記錄當時國內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二者都是極其的簡短，不符合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曆史學的基本要求。①(①參見啟良：《關於我國史學起源的幾個問題新探》，載（甘肅）《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新華文摘》1990年第9期轉載。)事實上，在我國最早充當曆史學家這一社會角色的是“瞽”。“瞽”即瞽人，也就是盲人，古代又稱作“朦”。《國語·周語上》：“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曲，史獻書，師箴，腴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卿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這是號召全國各個階層各種人物都來為君主獻計獻策，其中有“瞽”，有“史”。“史”為史官，“瞽”為樂官。“瞽”與史官在君主麵前同為朝廷服務，可見其社會作用不可忽視。《國語·楚語》也說：“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為什麼“瞽”既是樂官，又是曆史傳誦人呢？原因在於，瞽人同視力正常的人相比，既具有較強的音樂感受力，又有較強的記憶力。而且，古人為了使曆史在傳誦的過程中不致失真和增強曆史記憶的永久性，早已把曆史與音樂結合在一起。瞽人的生理優勢自然承擔了這一社會分工。再者，古時候書寫工具極為稀少，在竹簡、甲骨和青銅器上隻能記載很短的文字，不足以反映曆史的詳情細節，因之隻有通過口頭傳誦來保存古代的事跡。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十口為古”的“古”字結構上也可清楚地看到。與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為一盲人，但卻是一位優秀的曆史學家。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有史可證的曆史學家。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在《十二諸侯年表》中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在左丘明之前，雖然周王室和各諸侯國都有大事記，但卻還沒有真正的曆史學著作。中國最早的曆史學著作應該說是左丘明的《左傳》和《國語》，而不是《春秋》和《尚書》。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重史的傳統隻是到了左丘明的時代才得以形成。事實上，古代中國自文明產生之後，就開始重視史的社會作用了。這裏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古代文明是一種祖先崇拜的文明。祖先崇拜與曆史崇拜是二而一的東西。因為曆史的也就是祖先的，崇拜祖先同時也就是崇拜曆史。正惟如此，早在殷周時代，就有“君舉必書”的成例和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規定。其所記之“言”與所記之“事”，雖然是當朝帝王的，但傳至後代，則是祖先的，是為祖先的榜樣和準則，對後世君臣具有很強的製約作用。這樣，曆史學的功能就不僅僅表現為對古史的記敘，而是內含著一個實用的目的，即通過曆史來規範現在和指導未來。
最早將曆史學功能理論化的是儒家的先聖孔子。孔子本來沒有做過史官，也沒有寫過一部曆史著作，但是他從自己的政治觀點出發，認為要達到複活周禮的目的，就必須借助曆史記載。不過，孔子借助曆史，並非對客觀曆史的尊重。他按照自己的政治標準，把古代的曆史“筆則筆，削則削”，作了一次全麵的刪改。“筆則筆，削則削”，通俗點說就是：值得記載的就應該盡量記上，不值得記載的就盡量刪去。那麼，什麼是值得記載的，什麼又是不值得記載的呢？在孔子這裏，並沒有一種客觀的標準。在他看來，凡是有利於複活“尊尊”、“親親”原則的，就是值得記載的。否則，就沒有記載的必要，即便史籍中有的，也應該抹去。而且，如果原有史籍的行文措詞不利於君臣父子的綱常倫理，也可以把它糾正過來，換別的詞語。孔子此種做法，實與科學的曆史學大相徑庭，但卻被後代儒生和曆代的統治者大加讚許，美其名為“春秋筆法”，並譽之為“一字定褒貶”，而“亂臣賊子懼”。
如果說先秦隻是中國曆史學的初創時期，那麼到了漢代，曆史學則達到了相當完善的階段。司馬遷的《史記》是這一階段曆史學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曆史學的最高成就，於爾後史學與文學的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正如鄭樵所說的，“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①
司馬遷著《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寫到漢武帝，把幾千年的人物事跡、山川律曆、文物典章一並寫到他的著作中，可稱得上一部文化史著作。但是，司馬遷在體例與篇目的安排上，卻是有所側重的。《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紀十二，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三項共占一百一十二篇。而這三項寫的是人物事跡，其大旨是“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所宣揚的基本上還是先秦儒家的那一套，是為君臣名分服務的。
司馬遷以後，史書的體例雖出現多樣化，但著史的宗旨卻沒有多少改變。其一，作為學科分類來說，史學雖然自成一脈，但卻必須征聖宗經。劉勰的《文心雕龍》就說：“先王聖王，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鬱哉可從。”②在劉勰看來，史家要寫好史著，必須效法先聖，以《尚書》、《春秋》為楷模，“是以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③唐代的劉知幾是一位敢於非孔非經的人，其《史通》辟有《疑古》、《惑經》諸篇，直揭《尚書》、《春秋》的短處。但是，劉知幾並不否定史學必須依附於經學這一原則，也不反對用先王先聖作為評價曆史的價值標準。其二，著史並不純粹是光大祖輩的業績，主要的目的是為經世致用。中國是一個很講①鄭樵：《通誌總序》。②劉勰：《文心雕龍·征聖》。③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求實用理性的民族，一切學問都是為了宏揚一個“道”字。這個“道”，不是天道和自然之道，而是人道，確切說是統治階級的治道。關於這一點，我們隻要將古代中西方史學稍加比較就可看得明白。古代西方的史家們同樣強調史學的垂訓作用，但是他們所強調的“垂訓”，主要是對全民的教育，尤其是培養公民的勇敢精神和愛國熱情，以及個人創功立業的奮鬥精神，所以他們所歌頌的是亞曆山大、凱撒之類的英雄人物，所禮讚的是溫泉關戰役、布匿戰爭等曆史事件中所湧現出來的英雄業績。而中國史學則不同。它的教育作用在於經世致用，在於鑒古通今，所以它所歌頌的是那些謹履治道的賢君忠臣，所禮讚的是一種循規舊法和嚴守名分的奴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