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家庭和個人問題上，龔義成總是嚴於律已、率先垂範。當前社會上的不少有權勢的幹部，都想方設法地把子女安排既不累又錢多的工作，而村黨支書龔義成卻站得更高、想的更遠、看得更廣，他深知古人所說“上行下效，然謂之教”的道理，所以斷然讓自己的一個兒子到閥門廠當最髒最累的翻砂工。一幹就是七年。龔本人也一貫是迎難而上、勇挑重擔。無論是為公益事業還是幹農田活，一到關鍵時刻他就出現了，比如，住宅樓剛建成時，滂沱大雨淹泡了新樓，雨還未停，他就趟水揮鍁疏通出水口，直到水全退去才罷手；在每年的初春施肥、秋忙收割時，他也總是不聲不響地和農業專業隊的村民們一起在地裏苦幹因龔義成秉公辦事、剛正不阿、遇難挺身而出、敢於攬責，故被廣大幹部、群眾，由衷地讚譽為“津南包公”。實例甚多，比如，在建廠初期的1981年4月，經理李樹祥為閥門廠收購了一些銅材，誰料這是盜竊分子的贓物，幾天後，塘沽公安分局帶著案犯來廠取銅。並將李叫去關門訓問，王孝傑趕去說情，被斥退。王去找正泥黨支部土房的龔書記，龔聽後未語，把手中抹子一扔，就光著泥腳丫子，吧嗒吧嗒地跑到廠裏，推門就進，開口就說：“收購生產急需的銅，這是黨支部的決定，我是書記，他沒責任！”他這大義凜然的坦蕩言行，頓使通情達理的幹警們改變了拘留李的原意。事後，王、李總是說：“有這樣鐵包公式的書記為咱撐腰，咱幹著膽壯、氣順，有使不完的勁頭兒！”
中學畢業後靠刻苦自學晉升為政工師、實幹、能講又善寫的龔義成，其德高而不顯、望重又不驕的高貴品格，在全村有口皆碑。譬如，當王孝傑被評為全國鄉鎮企業家和天津市特摸時，有人在龔義成耳邊吹風：“他這二把手榮譽這麼高，你這全村的一把手倒沒份？！”“海納百川”的龔義成胸襟坦蕩地說：“王孝傑是前任書記、現任總經理，是大站的第一功臣，授予他這榮譽名副其實——他的光榮就是我的光榮，也是咱全村的光榮！”
龔義成常講：“咱窮時，靠艱苦奮鬥創業；咱富了，也絕不能丟這個傳家寶！現在，對一個領導幹部來說，艱苦奮鬥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廉潔從政、同群眾共甘苦。”他和領導班子成員們付出的心力最大，但他們隻拿一線職工平均工資，就是年終鎮政府批準他們的法定獎金，也總是執意少要。1992年區政府在大會上獎給龔義成和王孝傑10萬元，他倆將一半留廠做發展基金；另一半分給各廠長和車間主任。龔義成說：“幹部的收人越多，同村民的距離就越大——心貼心的幹群關係，是用多少金錢也買不來的無價之寶！”前些年，有人私下找龔書記聯合辦廠，說隻要他掛個名，不用管就可賺大錢，他聽後沉著黝黑的包公臉嚴辭拒絕：“我隻有帶大夥共同致富的責任，沒有暗地辦廠謀私的權力！”此後，再也無人膽敢向“心底無私天地寬”的龔義成提及與“私”字沾邊之事。
1997年4月26日。“津南第一村”的好領班龔義成書記還組織幹部、群眾討論、頒布了《關於落實艱苦奮鬥、艱苦創業精神的規定）：“為減少開支，大站集團在全國的62個辦事處。一律增設上下鋪；所有大站人都不準進舞廳、不準賭博、不準用公款大吃喝；各企業、單位和公裝住宅電話、手機，實行費用定額管理辦法……”天津市委的兩位主要領導同誌對此《規定》作了“很受教育和鼓舞”、“這種精神應當弘揚”的批示。在中紀委和市紀委於該村召開的廉政現場會上，市委副書記兼市紀委書記劉峰岩十分感慨地說：“龔義成書記領導的東大站村，改革開放以來集體經濟增長了千餘倍，可卻無一件信訪，真是奇跡——這是千比零的奇跡！”
right（本文曾在中共天津市紀委主辦的《經緯線》雜誌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