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學堡壘，薄薄的紙張卻築成最堅固的防線
李海鵬 沈穎 黃端
社會的進步帶給人類無數的享受，也讓人們錯失了無數的思想棲息地。我們要有一種警醒，那就是，在紛繁浮華的當下社會生活之中，文學恐怕是上天對於慰藉心靈的最後一道賜予。
——北京——
文學期刊的新時期
北京文學期刊對於全國的文學界一直有著巨大的輻射力。除《人民文學》之外，北京出版社主辦的《十月》，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學》，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詩刊》，中國青年出版社主辦的《青年文學》都在文學史上享有較高的地位。
就對時代的影響來說，《詩刊》是這些文學期刊中最顯著的一個。曾在《詩刊》社工作過的詩人唐曉渡回憶說，在20世紀80年代，“《詩刊》在許多人心目中是所謂的‘皇家刊物’，近乎於詩歌藝術的最高裁判所。”當年詩歌熱潮的盛況，在很多人的人生經曆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那次熱潮來自於一批年輕人的激情，又經過以《詩刊》為首的文學期刊的推動，蔓延成一個浩大的文化現象。
在1978年12月由北島、芒克主持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在北京創刊、“新詩潮”運動肇始的時候，北京大多數的文學期刊還在發表複出的老詩人的作品，形成所謂“歸來者詩歌”現象。人們很快就發現，被禁錮多年的老詩人們剛剛恢複的話語權再次麵臨危機。1979年3月號的《詩刊》轉載了《今天》上北島的詩《回答》等，4月號轉載了舒婷的《致橡樹》，從此，“朦朧詩”改變了一個時代，並拉開了嚴肅文學和一般文藝之間的鴻溝。
這個被稱為“新時期”的時期是北京文學期刊的黃金時代，每份刊物都有著巨大的發行量，如今備受冷落的詩歌，在當年，由《詩刊》60多萬的發行量推動，廣泛地影響著年輕人的內心世界。《十月》雜誌組織的“十月文學獎”，盡管帶有時代特征地以某冰箱品牌冠名，依然被視為最權威的文學獎項之一。
當年的盛景並沒有今天看過去那麼輕鬆愜意，新時期文藝在期刊上的每一步都麵臨著阻力。唐曉渡回憶說，在《詩刊》準備發表舒婷的《往事二三》時，主編鄒荻帆曾接到投訴，指責這是一首“描寫野合”的詩。在當時，新銳詩人們更多地在同仁刊物上發表作品，《非非》等雜誌在藝術性的拓展方麵給以後的文學帶去了更多的影響，而北京的文學期刊則在更廣泛的層麵上影響了大量普通讀者。
在90年代之後，這一對應發生了轉變。網絡文學開始影響大眾，而文學期刊則回到作家們中間。當“新時期”過去，《北京文學》等刊物期望以“好看小說”的招牌吸引更多的讀者，但文學最輝煌的時代已經悄然消逝。《中華文學選刊》的主編王幹說，“文學回到了本位。”
徐星：期刊是作家在紙上的聚會
徐星，1956年生於北京，1985年以和平門烤鴨店清潔工的身份在《人民文學》發表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誌性作品之一。1990年獲得國際筆會瑞典分會外國文學獎，1995年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傑出小說家之一。
《南方周末》：在你的記憶裏，與文學期刊打交道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徐星：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騎著車去投《無主題變奏》，還喝多了。聽說虎坊橋那兒有個編輯部，也不知是什麼刊物的，騎車就奔那兒去了，結果錯了，那是當年的《詩刊》編輯部。到了東四十條的《人民文學》都快中午了，編輯部裏隻剩一個人正收拾飯盒要走呢。我說我寫了個小說，來投稿。人家持著一個編輯該有的態度，說放那兒吧，我們有空會看的。我掃了一眼，各編輯桌上全是滿滿的來稿啊。人走到樓下了，我就有點後悔了。這麼多稿，人家看嗎？我這是幹嗎來了？
《南方周末》：當時你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主流文學期刊接受。
徐星：不是不知道，是完全沒信心。那時我寫的一些東西，也在朋友間傳看，還曾傳到中央音樂學院、戲劇學院的學生們那兒。我隻是為了好玩，和整個文學界一點兒關係沒有。《無主題變奏》是我1981年就寫的，寫完了也是在朋友間傳看，後來放在一個寫作的朋友那兒。那時我從沒發表過東西，自己也從來不讀文學雜誌。從內心講，我看不起那些刊物上的作品，也不相信那上邊有好東西。那些東西政治味很重，很概念化，文學性不強。
《南方周末》：但你還是成為了一個被文學期刊推出的作家。
徐星：當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剛剛發表，我們都趕在了一個時代發生變化的臨界點上，那也是中國文學期刊的臨界點，從那以後事情就正常了。
《南方周末》：你是說文學回到文學自己的位置上來。
徐星：沒錯。以前不是，那以前的文學真是太差勁，我不是隻指那些“文革”作品，就是“文革”之後的一些作品，也是套路，沒意思。當時文學期刊一統天下，這個陣地要麼是文學的，要麼是非文學的，存在著一個衝突，現在看來那是所謂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更迭，實際上是一場革命。
《南方周末》：後來你與文學期刊打交道多嗎？
徐星：後來我的小說多數也都是發表在雜誌上，比如《收獲》、《中外文學》等等，再後來是《今天》，它也是文學期刊啊。但是現在不多了，一是我1989年之後就沒在國內發表過作品，二是渠道多了，文學期刊對於文學的掌控能力在下降。
《南方周末》：你的新作“流浪漢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就是直接出版單行本，而且是先在法國出版。
徐星：這也是一種發表方式，不代表文學期刊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作家都是文學期刊上出來的，雖然現在沒有什麼聯係，但在心裏還是有那麼一種精神上的聯絡。《剩下的都屬於你》選擇在國外出版社出版，更多地是考慮它內涵的國際性。另外相對來說，出版社對於作家來說更專業化一點兒，也更符合作家發表作品的商業規律；而期刊，無論國內國外，都更應該被當作是一種作家在紙上的聚會。
《人民文學》：預示時代進程
在北京農展館南裏10號樓的《人民文學》編輯部，處處可以看到往日時光的痕跡。房間中央是一張紅木長桌，十多把蒙著卡其布的椅子排列整齊，老式複印機旁邊茂盛地開著菊花。魯迅先生在牆上投下著嚴峻的目光。毛澤東的題詞“希望更好更多作品問世”格外醒目。辦公桌上擺著電腦，但是編輯部的電子信箱剛剛開通，編輯們更習慣於處理打印稿。這本曾被稱為“穿著中山裝”的雜誌，似乎已經落在時代後麵。
但是《人民文學》以預見時代著稱，並不準備落伍。總編室主任王青風說，“過去我們不提倡小布爾喬亞趣味，現在受眾群體變化，我們就必須有所關注。文學雜誌首先要進入都市生活，然後才能起到導向作用。”
這種認識是在經曆了發行量從150萬到“6萬左右”的變化之後產生的，不久之前，《人民文學》開始發表更多的屬於“讀者愛看”類型的作品，發行量“回升了幾千冊”。
詩人韓作榮作為常務副主編主持日常工作，他要求編輯們既堅持作品的權威性，又注重市場反饋。在自己化名編輯的欄目中，韓作榮更多地發表一些新人作品，“事實證明，隻要作品好，即使作者名氣小一點兒，也會受到讀者的歡迎。”在韓作榮看來，“作品好”意味著“有基本的文學素質，有鮮活的人物、動人的故事、優秀的表達方式，具備典型性，能代表一個時期文學的最高水準”。
現在，《人民文學》每期發表兩或三個中篇小說，編輯們把這一部分當作雜誌最重頭的部分，投入最多的精力。在他們看來，《人民文學》既沒有文學雙月刊足以發表長篇小說的厚度，又沒有選刊類雜誌的靈活，中篇小說要作為最重要的突破口，負擔起複興這本老牌雜誌的重任。
從1945年10月25日創刊以來，這是《人民文學》最受冷落的時期。在發行量高達150萬的20世紀80年代，一個著名的文學現象是，投稿每天都要用麻袋來裝，即使隻對有名氣的作家予以答複，編輯們也要處於“拚命”狀態，整天忙於回信退稿。現在的來稿量大約是每天100篇，在編輯們看來，這是受讀者歡迎程度的晴雨表，他們的目標是把數字提上去。“對《人民文學》來說，10萬的發行量才是正常的。”
在《人民文學》的曆史中，1966年的停刊和1975年的複刊是最重大的事件，分別象征著文學自由的消滅和複蘇。韓作榮說，目前是“文學發展最好的時期”，因為“文學創作自由得到了保障”。
每當時代進程將要變化，這本中國規格最高的文學期刊都曾準確地做出了預示，另一方麵，從茅盾、艾青、丁玲到王蒙，它的曆任主編的個人命運也與中國文學的命運緊密相連。韓作榮說，從《人民文學》本身的角度看，這是文學期刊在“前媒體”時期替代媒體功能的體現，也暗示著這本雜誌的特殊地位，它隨時可能做出更新的預見。
——上海——
在文學和俗話的浪尖上起舞
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上海這座開埠半個世紀的商業城市，突然間成了一個文化巨人。當時我國文學的主流媒體，《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新新小說》、《小說林》等落戶上海。上海出版的文學期刊，占全國文學期刊總數的83.3％；發表的小說作品占全國的61.1％；發表的翻譯作品占全國的84.7％。更為讓人驚奇的是，坐落於閘北的商務印書館，它一年的圖書營業額，占全國書業的1/3。
其中，《新小說》的主張以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為口號，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作用。與此明顯對立的是《小說林》，強調的是文學的“審美之情操”和豐富的個性，《繡像小說》和《月月小說》等，則圍繞著小說改良和社會改良的宗旨，與時代潮流保持著一致。
中國文化史上難得的黃金時代在此後的39年間。上海期刊繼承了20世紀初的社會改良職責，“一個在亭子間裏奮筆疾書的左聯青年”是很多人都會在腦中浮現的一幅畫麵。左聯的《萌芽》等雜誌是當時最典型的代表，並且以此為陣地與《新月》等政治對立刊物麵對麵地進行了多次較量。
與此同時，經過了開埠後近百年的積澱，上海的城市屬性逐漸出現了她的特質，上海的文學期刊也開始逐漸出現城市和生活特性。那時海派期刊中的《文藝茶話》介紹西洋文學不遺餘力，以都市男女及描寫人性為主；新舊合流刊物為《萬象》，張愛玲、蘇青在此成為流行作家。海派期刊受商業運營牽製，以新潮為首要條件，還有大部分以《小說》為代表，企圖把新潮推廣到普及的層麵，製造出一種大眾色彩。而施蟄存主編的《現代》，是一個以不介入政治旋渦為宗旨的純文學刊物，撰稿的兼有左翼作家和自由主義作家。
這些期刊和作家確立的所謂“海派風格”一直到現在還是上海文化的主流，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一直被看作中國的異類，卻也綿延流長到了王安憶和《上海文學》。“文革”之後上海又成為全國文學期刊的中心之一，《收獲》的發行量曾經超過80萬份，這個數字在今天是大多數報紙都難以企及的高峰，而這份純文學雜誌是從來沒有廣告收入的。文學的肩膀擔當“解疑”，擔當“釋惑”，擔當“告知”，文學雜誌和文學一起超負荷地反串著諸如政治、經濟、文化、新聞、曆史、過去、將來等諸多角色，激越甚而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