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收獲》“收獲”的是整個中國積鬱已久的文學和文學意外的激情，“收獲”了馬原、餘華、蘇童、莫言、格非等一批作家。
在此之後，文學雜誌及一大批準文學雜誌進入到一個迅速的“企業化”過程。發表小說的那本文學雜誌可以是一位少女加入某協會的票據。“企業化”而外，是越來越“圈子化”。
90年代之後，麵對市場和網絡文學雙重狙擊的上海文學期刊無可奈何地從高峰墜落。在堅持純文學的推介之外，文學日益切近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脈搏，而《萌芽》則增加了一個立足於學生的“刊中刊”，發掘了一個韓寒，成為90年代末以來的熱門話題。
盡管辦刊物是給讀者看的，是一條最基本的道理，但真正成為中國文學期刊恪守的原則似乎還剛剛萌芽。
《上海文學》：打開城市的“秘密之門”
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很難繞開《上海文學》。《上海文學》1953年創刊，當時叫《文藝月報》，1977年複刊，地域特色並不是非常濃烈，是一份麵向全國的文學雜誌。
1978年，《上海文學》的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旗幟鮮明地反對“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論”，從而揭開了文學界“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不過，“城市”這個概念還沒有清晰地進入當時中國文學的書寫範疇。
《上海文學》有意識地關注“城市”，可能還得從“尋根文學”說開去。
1984年12月，《上海文學》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和《西湖》雜誌召開了“杭州會議”。會上，李陀、韓少功、陳建功、黃子平、李慶西、李杭育等作家和文學批評家集中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化”這個概念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中國的楚文化、吳越文化、北京的胡同文化等，同時反對西方現代文學的主題橫移到國內文學創作中來的現象。會上，《上海文學》當時剛發表的阿城的《棋王》被反複討論。此後幾年，《上海文學》成為尋根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基地。時任主編的李子雲女士帶領雜誌樹立了一種前瞻性的姿態。
當時“尋根文學”的創作背景大多集中在“鄉村”，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文學的“城市書寫”。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城市開始迅猛地向前發展，一些尖銳的問題漸次出現。
上海的評論家是很敏感的，每當一種思潮成為主流時，他們就善於換一個角度思考。1986年，吳亮在《上海文學》發表《城市與人》，這可能是文學界討論城市文學觀念的最早的一篇文章。
而最早做了文學介入城市日常生活嚐試的，要屬1987年池莉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煩惱人生》。
9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城市”日漸成為中國社會各種關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的糾纏的“場所”。這時候，《上海文學》的主編周介人先生，開始提倡雜誌進一步介入人的日常生活和對中國城市問題的關注中。
《上海文學》編輯部開始意識到，以池莉為代表的新寫實主義小說，更多的還是“體製內的沉思”，以及人在計劃經濟體製內的壓抑、繼而煩惱，但90年代的城市體製開始發生劇烈的變化，“體製外”和“體製內”更為複雜地糾纏在一起，文學如何書寫變革中的城市？
當時，周介人先生有一個設想，鼓勵作家用他們的感覺寫出這個日趨複雜的中國城市的現狀，從而為理論提供某種感性的參考，因為當時的城市理論多半還停留在用西方模式來解釋中國城市。1994、1995年《上海文學》推出了“新市民小說”欄目，城市開始大量的進入文學書寫的視野，像王安憶的《香港的情與愛》等作品，同時還開展了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
城市的發展帶來了消費主義的甚囂塵上，人的信念、信仰開始動搖，《上海文學》最早開展了“人文精神”的討論，比如在王曉明等人的《曠野的廢墟》一文中，就開始認真探討如何堅守精神立場的問題。
文學的繁榮和文學期刊發行量的下跌，似乎一直是個悖論，《上海文學》也難以擺脫這個悖論的糾纏。純文學超越讀者的實際接受能力的天性，似乎使文學期刊必然要麵臨這個困境。如何去調節這個關係可能是期刊後天要努力的。
1998年，周介人先生不幸因病去世，蔡翔接任《上海文學》的執行主編，對城市的關注進一步加強，更強調文學的批判性和思想性以及對生活的介入性。
這一時期的《上海文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打破原有的小說、評論、詩歌、散文的機械分類，開始加強欄目化的建設和對城市問題的繼續關注，並且倡導一種“大文學化”的敘事態度。
比如，“上海詞典”約請作家程乃珊用充滿曆史感的文字再現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和文化圖景。“城市地圖”這個欄目剛開始約請40歲以上的作家，像李其綱、程小瑩等的寫作大都指向五六十年代上海底層社會的城市記憶。而後來一批更加年輕的作者，主要是網絡作者的加入，則側重於對90年代以後的城市的“現場”描摹，這是一個有趣的文學書寫現象。
“日常生活中的曆史”欄目背後折射的觀念是：曆史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曆史，也是普通人的曆史，這時候，“日常生活”開始進入“曆史敘述”的空間。
在城市消費主義的影響下，作家的生活空間和思想空間受到了某種潛在的限製，在一段時間內，城市下層社會似乎很難進入城市書寫的視野。城市真實的生活反而成了一個難以被作家言說的“秘密”。這時候，“思想筆記”欄目的設立，就是意在開拓文學的視野，並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
《上海文學》1999年的“編者的話”：《認真傾聽底層的聲音》，似乎敏銳地找到了症結所在。在過去的5年中，《上海文學》一直試圖扭轉當下文學創作中越來越封閉、自戀、保守的趨向。在王曉明主持的“當代市場意識形態”的討論中，不少批評家尖銳地發問：市場經濟浪潮中是否產生了某種新的意識形態，並潛在地控製了文學寫作？2001年，以李陀《漫說“純文學”》為發端，進一步要求文學打破自身的封閉狀態，以更有力的姿態介入生活。
在這一段時期，《上海文學》呈現出一種相當開放的姿態，甚至刊發社會學家的調查報告，比如，有一篇文章就是研究深圳某家工廠在大火中喪生的女工遺下的90多封家書。對城市底層婦女的生活狀態的關注，來自於“認真傾聽底層的聲音”。
已經調離《上海文學》、現任上海大學中文係教授的蔡翔先生說，在他編發的2003年第5期的《上海文學》中，有一位從外地遷居上海的女作家指北的中篇小說《上海之環》，提供了有別於本城作家的一個對城市的觀察視角。基於一個外地作家的流動性，她寫的是大橋工人的生活，上海的外地打工者的生活。在她的筆下，城市生活呈現出另一種真實而隱秘的麵目。
蔡翔先生說，在他最後編發的200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學》中，有一篇非常優秀的小說，陳應鬆的《收糧山》，敘述了鄉村在城市壓抑中的殘酷命運，他覺得，這是另一種書寫城市的途徑。
《上海文學》和上海這個城市一起生長，成熟，親密接觸，又懂得冷靜下來，自覺打破自己和作家們跟這個魅力城市的過於“甜蜜”的關係。
王安憶在小說中閱讀城市
所有罪惡的以及繁華的景觀，都在城市裏流動，給予作家最臨界情境的感受，像桑葉喂了蠶，蠶吐成絲，變成一個又一繭，我們抽絲剝繭，裏麵赫然是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微縮膠卷。
屬於上海的那一卷，王安憶是背後的攝錄者。小說是她眼裏玄妙的鏡頭。
從《上海文學》的《香港的情與愛》到《小說月報》的《我愛比爾》，再到《收獲》的《富萍》和《新加坡人》，她的小說之花在上海的文學期刊上漸次開放。
《我愛比爾》講述一個畫畫的女孩“阿三”綺麗而婉轉的性愛經曆及其悲劇性結局，“與外國人的性愛”作為一種特殊的情結貫穿了這個女孩飄忽的青春。
《富萍》講述的是“文革”前——1964年、1965年的故事。當時的上海社會組織很嚴密，王安憶從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樣到這個城市來聚集。
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都是泡沫，底下才有一種紮紮實實的、非常瑣細日常的人生，蒸騰出這般的奇光異色。多年前王安憶看了一則新聞，昔日“上海小姐”被混日子的社會青年所殺，而後有了《長恨歌》，在籌備近兩年之後，被搬上話劇舞台。
愛麗斯公寓裏的桃木家具，平安裏的竹殼暖瓶以及麻將桌上那“三元四喜十三老，杠上開花海底撈”的麻將經……精致的上海生活圖景本身就是一幕活劇。
《長恨歌》裏的“上海小姐”王琦瑤是作為一種符號出現的，她用大量篇幅記述上海的小弄堂。王安憶說，《長恨歌》中的人物都是小市民，他們很實際，打不垮。王琦瑤的每一步都是自己決定的，“我同情她、理解她，但說不上喜歡她，惟有她性格中的‘爭’是我喜歡的，她既要‘爭’，又受到‘限製’，就注定了自己戲劇性的命運。”
她對上海的觀察和描述有時細致得讓人驚詫，但似乎也正因這一絲不苟的描摹，故事才有了襯景——浮華與衰敗並存的上海，飄著萬國旗的小巷，幽雅的淮海路，高高的法國梧桐，飄忽難測變化萬千的女人心，喧囂的家家戶戶……
上海是埋頭做生計的，螺螄殼裏做道場的，這生計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了幽雅，這幽雅是精工車床上車出來的，可以複製的，這是王安憶小說對城市的觀察。
而小說裏的上海人做起夢來有點海闊天空，他們像孩子似的被自己的美夢樂開了懷，他們行動的結果好壞各一份，他們的夢想則一半成真一半成假。
——廣州——
區位劣勢下的先鋒表達
一次事先張揚的非典型文學事件
對許多人來說，2003年4月18日或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然而對於中國的文學界來說，卻不容忽略。
春風中，光頭詩人於堅用他那微帶口音而又略顯纖細的普通話，在一個臨時搭起的小型領獎台上，聲情並茂地講述著自己對在俗世中隻有蹲著跪著甚至趴下才能聽到聲音的詩歌的虔誠，以及對已經被世人降低到小草高度的文學的執著夢想。
在這個陽春四月的下午，他專門從昆明飛到了廣州，然後在眾人的注視下，從《南方都市報》的金庫裏拿走了稅後1萬元的人民幣——理由是，在這個日漸平滑的世界裏，堅持用已經少有的最本原而又粗糲的語言進行詩歌創作的他，被評為該報剛剛創設的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中的年度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