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圖書館的秘密
師欣 劉建平 楊格
圖書館是城市中的一方淨土。有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比一群愛書的人聚在一起更加單純和平靜呢？當你被這種可以感知，可以觸摸的寧靜包圍，其他一切的瑣事又能困擾你多久？圖書館，就是城市的心靈療養院。
——北京——
國家圖書館
小世界，社會大文化
有時候世界是沒有邊界的，可以讓你忘卻時間空間，像一隻小鳥自由而富足地飛翔，如同在圖書館，任憑外麵社會天翻地覆，幽回書館卻別有洞天，總能使你和社會有分寸地相離，這個時候逃離就是擁有。
在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讀者留言簿裏看到這樣一段話：“每當我填寫履曆表時，我就想應該填一下自己曾是哪些圖書館的讀者。因為圖書館對我學業長進的作用似乎不低於學校，所以，跑圖書館也應該算作我的學曆。
電影書籍裏告訴我們，在國外學識最淵博的往往不是大學教授學者之流，而是圖書館館員。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就連監獄圖書館都是一派其樂融融的知識繁榮景象，這是個文化意識問題。就像我們看待圖書館館員總習慣戴著有色眼鏡認為，不過是機械地找書、填寫卡片、再給書歸位一係列重複的工作。習慣意識必然造就不包容的知識態度。
如果把跑圖書館作為學曆評審標準，那我們大多數人是無法畢業的，畢竟終身學習的觀念也是這幾年才讓人感同身受的。隨著社會發展，文明程度提高，圖書館勢必成為社會大學中人們終生學習的載體之一。
就在圖書館不斷拓展延伸同時，關乎其精神層麵和社會意識等軟件設備卻是遠遠落後的。
追溯圖書館曆史，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王朝，一座寺廟廢墟附近，有大批泥版文獻被集中在一起，成為我們已知最早的圖書館。通常圖書館分做四類：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以及專業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顧名思義就是國家總書庫，坐落於北京海澱區紫竹院公園旁。
圖書館中的風向標
20世紀50年代，國圖第1號借書證的持有者是毛主席；80年代新館落成，鄧小平親筆題寫“北京圖書館”；90年代末，北圖更名國圖，江澤民視察該館，在這裏向全社會發出“大興勤奮學習之風”的號召，並親筆題寫“國家圖書館”。一館牽涉幾代領導人，足以彰顯其地位。
2003年，北京因非典疫情傳播，國圖停止開館近一個月後，6月9日重新對公眾開放。這個每天接待讀者13600多人次，絕對高密集的公共場所，停館開館影響著北京市乃至全國相關場所的動向，很多時候國圖就像個風向標。
國圖前身是始建於1909年的京師圖書館，1912年正式開館接待讀者，1916年開始接受呈繳本，從而確立了國家館的地位。其先後幾次易名：1928年，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後，更名為北京圖書館；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又更名國家圖書館，對外稱中國國家圖書館。
1931年以前，國圖沒有專門館舍。起先在什刹海的廣化寺開館，但由於近水，終年潮濕，書籍受損，不得不關閉，另謀館舍。經過5年努力，在安定門裏方家胡同重新開館，但地處偏僻，給人造成閱讀不便。到1931年利用庚子賠款的退款，終於在北海公園西涯建館，麵積有1萬多平方米。1956年後在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園北側落成，總麵積為14萬多平方米的新館。國圖在世界國家圖書館中麵積居第四（前三位為美國英國法國），館藏量為第五（前四位為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
國圖坐落海澱區，毗鄰高科技園區和高校區，使其容量飽和。閱覽室裏通常是圍書架旁就地而坐的人。書館從1999年實行365天全年開館製度，館內共設有49個閱覽室。據調查顯示，到館50％為學生，20％為科研機構人員，還有20％來自公司等社會各層麵。以報紙期刊、社會類圖書閱讀者居多。
原先辦理國圖借書證要大專以上，出示中級職稱，單位證明等繁瑣手續，自1998年起擴大服務範圍後，隻要持有北京市身份證都可辦理，現在國圖與公共圖書館沒有太大區分。
翻開國圖曆史，背後隱匿著一長串名人的足跡：蔡元培二度出任館長，前後共10年，當年國圖學術地位堪與北京大學並駕齊驅，許多北大教授同時在圖書館兼職。魯迅在任教育部僉事時，就主管國圖業務。在圖書館改組工作時，魯迅還在日記裏寫下：“終日造三年度預算及改組京師圖書館事，頭腦涔涔然”。目前國圖現任館長為學者任繼愈。
為人找書為書找人
李致忠曾任國圖發展委員會主任。27歲自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分配到圖書館工作，長年在善本特藏部做古籍研究。傳統圖書館工作分為采、編、閱、管四大環節。善本部是個特殊部門，自成體係，相當於一個小型古籍圖書館，四個環節工作李都做過。
當年他能進國圖有兩點原因：一是政治條件好，工農出身；二是學習成績優秀。結果進圖書館工作不到一年，“文革”就爆發了。在全國百業都荒廢時期，李致忠兩耳不聞天下事，閉門隻讀聖賢書。從1967年他開始自學。當時館內有400多名職工，“文革”中誰也管不了誰，很自由。他最尊敬的善本部老先生，也是組長，在圖書館工作54年，一輩子兢兢業業，卻不被信任，調離其他部門。而出身好、跟任何人沒什麼瓜葛的李致忠就擔當起管理善本書庫的重任。從而給予他六七年摸善本書經曆，慧眼識古書的基本功也就是那段時期培養出來的。
回顧38年圖書館生涯，李致忠最留戀“文革”前的圖書館，被他冠稱圖書館的黃金時光：“那時後勤和一線彼此間關係非常好。後勤賣飯票、發文具都是親自送到辦公室來，勤懇為一線服務。全館就一輛小轎車，誰出差都給你送到車站……人都比較文明，有相當讀者都能清楚記得我們館內工作人員的名字。”
那時國圖有個口號：為書找人，為人找書。“如果我的書沒人借閱，那就沒有發揮其作用，要為它找讀者；而讀者來了，要什麼書，我們都要去盡心查找。”
李致忠回憶，“文革”後圖書館有段時間，服務態度在社會上口碑不好。到80年代，重新掀起高潮，插隊的、從兵團回來的人準備考大學，圖書館兩個借閱窗口，每天隊伍都能排到大門外去。那些預備考學的人，熱情高漲，整天泡在圖書館，跟員工一起去食堂吃飯，關係打得火熱。到了90年代中前期，圖書館又經曆一段困難，因待遇低，每年走上百人，都是有學曆的知識分子，還有圖書館專門送出國培訓的，人才流失嚴重。最近幾年，圖書館改革實行新機製，又有所變化。
青黃不接的專業人才
館內藏書可遠溯到700多年前南宋時期的皇家輯熙殿藏書，尤以典藏古籍善本聞名。目前，館藏善本書27萬冊（件），普通古籍164萬冊，殷墟甲骨35000片。在這些珍品中，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號稱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
可以這樣說，善本部中每本書背後都有個故事。
1964年經周總理批示國圖從香港買回一批陳澄中的藏書，其中就有無價之寶。陳的妻子為浙江財閥女兒，他的藏書主要得益於夫人支持。20世紀60年代陳因家境不好，打算出售所有藏書。消息傳出後，日本人馬上盯住準備行動，如果我們不下手收購，這批書就要流傳海外。當年買下這批書，動用了25萬元，擱在當時，實屬不小數目，其中就包括宋刻本的《荀子》。宋代刻的《荀子》有3個版本，北宋國子監版本最好，每半頁八行，又稱八行本荀子。南宋初年同時有兩人以此版本刻製，一個江西版，現已流傳海外，一個浙江版，已失傳。而陳所收藏的也是八行本，李致忠推斷仍是依照國子監版本。還有柳公權70歲寫的《神策君碑》，北宋拓的半部，也在陳藏書之列。“所以說國家領導人懂行很重要，如果不是這樣早就流傳海外了。”李致忠感慨道。
80年代後期，李致忠拍板買下蘇轍給《詩經》做集撰的宋刻本，是其孫子蘇詡在江西刻的，當時出現在中國書店，原來收藏在圓明園。中國書店一口價10萬，李前後跑了幾次，都談不下來價格。到了1989年，中國書店因資金周轉出了些問題，主動給國圖打來電話，最低價9萬。這個價格在圖書館內引發討論，書雖好，但價過高。李致忠執意買下，出手後中國書店就後悔了。“現在別說9萬，90萬，幾百萬都能賣，宋版書是沒有價格的。”
在善本部工作，給李致忠的最大感受是隻有努力學習才能做好。來善本部查閱資料的都是研究人員，給他們服務，自身要具備一定水平。
“說老實話，現在工作人員水平是不夠的。當年我管理善本部時，能和讀者交朋友，我可以告訴他們這個本子用後就不用再找其他本子，因為大家都比較懂行，就容易交朋友。在圖書館做服務工作首先要講本事，服務態度是其次。在一線服務的人真要有點學識，才能給讀者起導向作用。”。
圖書館裏強調甘為人梯的工作思想，可往往提到服務，我們總忽略其潛在的知識層麵。說及圖書館靈魂：“給別人服務，要求學識越高越好，目前書館工作人員在研究、專業水平上都有所下降。”對此，李致忠很感慨，他們這撥兒人退下後，圖書館的人才真是青黃不接。
——上海——
上海圖書館
圖書館的秘密物質 都市的心靈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