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被出租的街
李海鵬 劉建平 江婷婷
矗立在中國土地上的西洋建築常常蘊藏著某種不光彩的曆史，那些曾經被出租的街道，承載著太多過去的屈辱，也展露著現在的歡顏。
——北京——
東交民巷
最敏感的街區
秋雨過後，在東交民巷的西端下車，連空氣中新烤奶油麵包的味道都會顯得沉重而含混。隻有在這裏，一家有著平常的大玻璃窗樣式的超級市場——它在同仁醫院後麵，名叫“湯姆頓”——才會格外清晰地得到奇異的審視，在密密匝匝的槐樹的掩映下，突然呈現出文明衝突的意義。
從西到東，光影移動。綴花的黑鐵柵欄陪襯著這條街，好像曆史的鏈條。
聖保祿，聖伯多祿。天主教中的保羅和彼德。東交民巷的一切與這兩個名字緊密相連。在聖米厄爾教堂，在手持權杖無畏飛行的純真天使兩側，他們的雕像尊貴地享受教徒的瞻禮。在仇恨又猶豫、舉國相信咒語、民族主義的1900年，因為今日文化難以理解的原因，它們僥幸逃脫了武衛中軍張懷芝的威力巨大的炮火轟擊。“它們很幸運地保存下來了。”聖名若瑟、1973年出生的聖米厄爾教堂的本堂神父張洪波感慨地說。
能夠在這條街上談論的幸運，隻是末日逃亡而已。大清帝國正麵臨它的末日，而這一命運，如但丁感慨死亡本身，“竟損害了那麼多人”。張懷芝在這1900年特有的惶惶氣氛中受命轟擊東交民巷，他的著彈點，出於畏懼或者見識，刻意地偏向了台基廠一側。
神奇的義和團死傷無數，氣數已盡的洋人卻巋然不動——“數十日不下”——端郡王載漪急火攻心，以“上諭”的名義命令張懷芝用剛從德國進口的威力巨大的最新式“開花炮”加以助攻。這位當年戈登在中國主辦的新式軍校“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到榮祿家去討發炮命令，榮祿支吾其詞，含糊地說了句“橫豎炮聲一響，裏邊是聽得見的”。張懷芝領會官場語境，登上城牆，命令重新測定方位。大炮瞄準了使館區內一塊無人空地，然後眾炮齊發，猛轟了整整一夜。清國在這炮聲中走向傾覆。東交民巷保存下來。
在2002年，聖保祿和聖伯多祿重新回到他們的日常生活。聖米厄爾教堂在早晨6點半和7點會做兩台中文彌撒；主日有四台，分別為早晨7點拉丁文、8點中文、10點半韓文和晚上6點中文。堂區慕道班時間在周五晚上，區接待日為每周二上午。空氣安息，萬物和平。隻有花園大門深鎖，在中國天空下，哥特式的塔樓似乎仍有餘悸。
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慘痛的故事之一，如果慘痛的概念也包括自我責難的話。大清國在北京這巍然大城中建立了東方文明的威權，但在某種程度上，在對外經驗上，這個國家的脾氣更像是一個賭氣的孩子。要命的是，在1900年的關口，這個無知的孩子很老了，體力衰頹。它任由事態混亂、激蕩、平息，完全沒有自主的能力，而它的人民又太急於向異鄉人說不。
聖米厄爾，意謂“誰如天主”。在聖經中，他是保護以色列子民的總領天使，曾戰勝代表魔鬼的龍。麵對中國農民，這“偉大者”再次勝利。它的軍隊在北京放火搶劫三天，殺死大量義和團民，甚至處死了參與“暴亂”的官員2400名。
世界變了。東交民巷改名使館大街，長安街改名意大利街，台基廠頭條胡同改名赫德路。《辛醜條約》中重要的一款是將皇城邊上的東交民巷劃為使館界，東至崇文門大街，南至城牆，西至正陽門至棋盤街，北至東長安街。
英國使館原來就占據了禦河橋西岸的梁公府和肅王府的一部分，《辛醜條約》後，又占據了翰林院的位置，成為東交民巷規模最大的一所使館。日本使館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國使館在原來基礎上又占據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門的舊址，意大利使館占用了堂子和肅王府，葡萄牙占據了板庫等地，荷蘭占了石工廠和澡堂子，澳大利亞占用的是鎮國公榮毓的官邸。美國的花旗銀行、法國的東方彙理銀行、英國的彙豐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等湧入東交民巷。中國人被禁止通行，除非付費，直到1949年。
1949年夏末，李安東、山口隆一、馬迪儒企圖在開國大典之際炮擊天安門。北京市公安局在10月1日前偵查破案，那門企圖改變曆史的迫擊炮就藏在東交民巷。
這總是一個敏感的街區，它靠近中國政治的心髒，不止在一朝一代，又不局限於地理的本義。五四運動的隊伍從這裏走過，李大釗在這裏被殺，解放軍入城特意設計了經過這裏的路線。而在此前的時期內，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段祺瑞掌權、末代皇帝溥儀出宮等一係列事件，都在觀察了東交民巷的風向後發生。使館界插手中國事務，而這裏就是歐洲控製遠東的本部。今日看來，建立在純公府地基上的原法國使館大院依然深不可測，似乎仍然有著某種超越本地文明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