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兩代，國子監每有新建築落成，必請皇帝坐壇主持典禮，皇帝本人事實上即為國子監的名譽校長。但人人都知道，國子監遠沒有其宣稱的那麼信仰禮義廉恥，汪曾祺曾寫道，清朝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14萬兩，按此計算，每年花錢買文憑監生，甚至會達到80萬兩以上。
——上海——
拯救與跨越
穿過大大小小的裏弄街市，在離上海博物館還很遠的街道上，空間因為上海市府門前的廣場而變得開闊起來，眼睛不用費任何力氣就能看見那座暗喻著天圓地方的建築，在形態上，它容易讓人聯想起幾千年前的巨鼎。問鼎者何為？天下。蒼生與社稷，天威與神權，無不透著一股肅穆和渾厚。
印象中，這好像已經是一年中的第三次這樣興衝衝地趕來上博了。
前兩次都是外地的朋友過來，請我帶他們去參觀這座赫赫有名的曆史陳列地。如果嚴格起來說的話，我不太喜歡用參觀這樣的詞語來形容觀者與這幢建築之間的關係，參觀太程式化了，太隔膜，與其說參觀，不如說是拜謁，拜謁一位博學的長者。數千年的文明被他幻化為無形，卻又真切地製作成各種各樣的標本，裝在他的口袋裏，隻待你去輕輕扣響老人家的門環，他的門禁是虛設的，但走馬觀花，或心領神會，卻要看各自的造化。
博物館的設計者是邢同和先生。我想他在動筆之前，定也凝神冥思了良久，賦予文化的積蘊以如何的軀殼，在建築者的眼裏，這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無數的行者要從它的麵前走過，更頭疼的是，還有先賢聖哲逼視的目光。以巨鼎的姿態出現，在一片殖民時代留下的建築包圍中，以及在鱗次櫛比的摩登高樓麵前，它的意義就不再是一個另類所能概括的了。上博不能算是一個巨型的建築，如果單純地用海拔的高度來比較，30米不到的高度看上去甚至有些矮小，但隻要是對這個國度還存有一點了解與敬畏的人，又有誰能忽視這內在的如高山仰止的巍峨。
下午的陽光很好。博物館大廳頂部的玻璃能將現實世界中的光陰放進來。曆史的碎片並不神秘，也從來不是隻能幽閉在庫房裏的線裝書。
博物學家說，19世紀以前，中國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現在曆史記載的中國第一座博物館是在1868年由西方傳教士在上海所創辦的徐家彙博物院。它的功能主要用來收集當時東南亞地區的物產標本，接受了最初科學啟蒙的西方人來到神秘的大陸後，首先關心的當然是最為實用的物產。可是，且慢，由此而將文化的綿綿不息拉入從西方傳入的博物館學中進行分析和斷代，這實在不是一個合適的觀察距離。在有近代的博物館之前，幾千年來，搜羅和保藏那些遺存下來的前人文化遺產幾乎是學者的良心本能。路漫漫其修遠，治學的道路崎嶇坎坷，後人對前人因此在心靈上彼此相惜，對那些從曆史的荊棘中捧出來的花朵，連聲感歎，感慨不已。他們感慨生有涯而知無涯，那些稍縱即逝人類靈光假使總是輕易地劃過，將是莫大的悲哀。
可歎的是，幾千年來，這種傳承一直是個體道義上的良心。常常是考古者在打開一處墓葬時，看到的隻是滿目的創痍和盜墓者留下的一把鐵鍬。他們隻能抿著嘴，收拾一些或許還有些用處的斷片。人類的貪婪亙古不絕，從莫高窟裏強盜運走瑰寶時駕著驢車的一聲得意的長喝，延續到眼下樓蘭大漠裏盜墓者們的吉普車後滾滾沙塵。強盜自有強盜者的邏輯，他可以將瘋狂的盜掘解釋為瘋狂的熱愛。當今天的國人不得不漂洋過海到別人的展館裏觀瞻國寶時，其心情想來是複雜的，越是被別人嚴加看管，精心嗬護，就越複雜。文化的擄掠是一切強征和偷盜中最痛人心扉的致命處。如果對這一切都還沒有直接的感受，那就細心留意一些如今收藏在上海博物館中的國寶吧，它們中有多少是我們以一種欣慰的心情從境外的拍賣會上高價購回的？還有多少是可能永遠也回不來的？在燈光幽暗的展廳裏，一尊儀態端莊的佛像留給觀者的隻是軀體，佛頭已然不知到了何方？吳王的寶劍曆經千載，鋒芒不減，卻抵不住幾個蟊賊的伎倆，一路輾轉，回到上博的展廳裏時，平添了一些它在地下從未體會過的滄桑。在上博的藏品中，類似“戰國蓮瓣紋銅鼓”、“戰國雲紋鼎”等不少珍品都是從境外的拍賣會上高價購回，這也已經成了文物征集的一個重要渠道。
但這一切都還比不上另一種摧毀，源於我們自己國家的悲劇，自詡為受顧於天命的王者，當需要用破壞來顯示皇權，統一思想，進而號令天下時，常常導致文化的滅頂之災。自焚書坑儒以後，文化災難背後無不陪葬一批附著了思想的載體，其劫難一直可以綿延到距離今天並不遙遠的“文革”。
我們無法忘記這些傷痕。上博的前館長馬承源是一位造詣深厚的青銅器專家。“文革”期間，這位本應在書齋裏潛心學術的專家忙於在煉鋼爐前圍追堵截，救下了大批的珍寶。他曾受朋友李蔭軒之托，趕在紅衛兵前去抄家之前，將70多件青銅器轉移，望著一屋子的珍寶，馬承源倒吸冷氣，慶幸沒有落到造反者的手裏；他曾經巧施高帽手段，敲鑼打鼓趕到拿走了文物的造反派家裏，表彰他們將文物交給了國家管理；他還曾在煉鋼爐前的毀銅爛鐵堆裏發掘出了漢代的蒸餾器……今天，我們在博物館的陳列室裏看到商鞅當年統一度量衡時製造的方升，銅鼎裏鐫刻著一段任何史書裏都未見記載的戰爭，春秋早期龍耳尊，春秋時期的魯原鍾，東漢嬰座熨鬥……這些足以光照千秋的青銅器當年都曾經差點煙消雲滅。因為工作人員的努力，加之從大煉鋼鐵時代開始，上海作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基地，民間過來的破銅爛鐵源源不斷，上博從中淘金，倒成了國內青銅器方麵首屈一指的博物館。
破壞與拯救，曆史在這兩個方向的合力中盤旋向前。當鍾聲響起，一起起大幕被拉開，或者關上。再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是這個舞台上的過客，留下的卻是記載著輝煌的點點滴滴的殘片，就連它們也要曆經磨難，繼續在曆史長河的河床搖擺中體味悲歡離合。對於那些依舊深埋於地下的而言，它們是應該繼續沉睡千年，還是有朝一日重見天日？
我們常常低估了自身對於曆史文化的認同，認為那些都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太遙遠，太陌生，但在潛意識裏，有時卻能因為一場博物館裏的展覽而被激發出驚人的能量，生命越是往前探險，越是朝向曆史討要答案。想起上博50周年大慶時舉辦的古代名畫展覽，為爭睹清明上河圖的真跡，隊伍竟在寒冬裏排下去幾公裏長。
平常的日子裏，上博裏的人數並不顯得擁擠，但和國內大部分城市的博物館門可羅雀相比，這裏不知道已經要好多少了。放到全國，上海當然也無法和其他的城市炫耀她的曆史，但如果就近代以來的中國為背景，在這塊土壤上所生長出來的文化卻代表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這從上博的展館布置以及訪問者的構成中就可以發現端倪，沒有陳腐死板的宣傳，沒有千篇一律的陳列，老人，青年，孩子，中國人，外國人，在這裏，一切都是趨向於自然而有序的。
徜徉在浩如煙海的青銅器、陶瓷、書畫裏，感受著文化的巨大魅力，常常造成不知身在何處，今夕何夕的錯覺。借著射燈的光線，剛剛還看見遠古的先人出征前用的酒杯，這些酒杯空著，勇士再也不能複返；眨眼間已是唐宋的文豪墨客們在那裏揮斥方遒，或疾風勁雨，或暗香浮動……太多，太沉，腳步輕移，每一步都可能要跨越千百年。在同一個時空裏，原本模糊而漫長的曆史被神奇地召集在了一起，共同發出雄渾的回聲……
——廣州——
追溯與見證
廣州市東山區文明路215號。一棵大榕樹蔭蔽著廣東省博物館的院門。
院門內，三尊鴉片戰爭時期的鐵炮鎮守著一個空闊廣場，大草坪北麵一新一舊兩個建築形成鮮明對照。舊的是建於1905年，現作為國民黨一大舊址和魯迅紀念館對外開放的鍾樓，新的是1992年重建的博物館展館。這兩棟年齡差將近一個世紀的建築，構成了現在廣東省博物館的主體。廣東省博物館是一個以地方史為主的綜合性博物館。如果說年輕的具有現代化設施的展館試圖通過陳列追溯廣東的千年源流，那麼飽經風雨洗禮的鍾樓則是在靜默中親自見證廣東的百年風雲。
鍾樓是一座“山”字形的中西合璧式磚木建築，高5層，24米，穹隆頂，因上端四麵設有時鍾而得名，底層是一個長方形禮堂。這座如今貌不驚人的灰黃小樓，與廣東近現代的革命史和教育史有著難解的因緣，已具有了某種精神象征的意味。
這裏原是清朝科舉考試“貢院”的一部分，清末廢除科舉製度後，1908年改為兩廣優級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又改為廣東高等師範學堂，可以說由一個舊學入仕登科的“聖地”變為了新學改革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