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前，李明天同誌將其雜文隨筆集書稿交給列入我為主編的《世界華人精品文叢》，並囑我為此書作跋。聽罷，不僅頓生惶恐。原因之一，我20年前在空軍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時，其是我的頂頭上司——部長；其二，從為文角度講，其不失為我的師長。那時，經常見到他的雜文和議論文一類篇章見諸於《懈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等軍內外報刊，每每都認真拜讀。所以，由我為其書作跋，惟恐班門弄斧。然而，明天老部長坦言再三，隻好鬥膽操觚。
通讀罷《李明天雜文隨筆集》，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如其人的體認得到有機的契合。在以往接觸他的歲月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為人處事寬容謙和。而今反映在他的雜文隨筆上，也就顯得平實而親和。然而，這種平實，決不是平庸；親和，也不是“溫吞水”似的沒有激情和血性，也不像玩弄於股掌之中的“健身球”般缺少棱角或沒有好惡以及是個好好先生。一些人習慣於將雜文比作鋒芒錚錚的投槍和匕首，在抨擊時弊時，似乎一定要“白刀子進而紅刀子出”，抑或不僅要將其打翻在地，而且還要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並死無葬身之地。這種文風，餘不敢造次褻瀆。但是，雜文絕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成為“救世主”。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雜文隻不過是一種文體，而雜文作家利用這種文體對社會存在的某種現象和某件事情，是讚同還是反對，是褒揚還是針砭，而表明的一己之見。往高裏講，是社會責任感的表現，起到輿論的監督和導向作用；倘若從安身立命的角度說，隻不過是從事雜文寫作的人的一種愛好，一種興致，一種營生，或是說是為了生活充實的自娛自樂。竊以為，明天老部長從事雜文寫作，當然不會是後者，而是一種社會責任感使然。既然是出於社會責任，那麼在激濁揚清、仗義執言、扶正祛邪上，就有一個“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一樣，動機與效果須臾不可剝離。在這部雜文隨筆集中，諸如《人治與法治》、《“得”與“德”》、《會議成災誰知過》、《說飯碗》、《“紅嘴綠鸚哥”與名、實、利》、《“二惡英”事件引發的思考》和《論“吃”的煩惱》等篇什，其觸及到的問題，不能說不嚴重，其危害不能說不大，有些則到達令人切齒的程度。但是，作者在解剖這些問題時，並沒有以劍拔弩張之態和五雷轟頂之勢，大興問罪之師，而是理性地指出這些現象是什麼問題，其要害是什麼，錯又錯在那裏，而與錯誤相對應的正確是什麼，又應該怎樣去踐行。這種層層推論和條分縷析，一方麵表現為批判，否定錯誤的東西；另一方麵則表現為動之以情和曉之以理地進行勸導，告訴人們應該摒棄什麼，什麼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道德、觀念、情操、禮俗以及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使之獲得精神的支撐和信念的追求以及規範行為的準則。古人曰：教不時則傷世，教不善則誤眾。因此，批判與勸導的目的是棄惡在於揚善，療疾在於救人。而唯有如此，才會愈發彰顯文化的而不是法律的力量和效用。所以，本書作者的雜文以及隨筆，重理性，重言物，重情致，重內在力度和深層次的底蘊，以達到使善揚其善，使惡昭其惡，使美彰其美，使醜現其醜。這種文風，在時下構建和諧社會的氛圍中，無疑是頗為得體的。而這種文風，在當代雜文界中，也代有人在。
《李明天雜文隨筆集》，給我的另一個感受，是作者的敏銳與勤奮。作者戎馬一生，離休後仍置身於部隊幹休所的轄地，生活的領域並不算廣闊。但是，他關注社會的觸角並未拘於部隊生活一隅，而是像雷達的熒光屏一樣以敏銳的觸角對社會空間進行全方位地掃描。敏銳是雜文家的天賦與智慧。如果失去敏銳，就會對社會現象視而不見和麻木不仁。這部雜文隨筆集以共分為8輯，除5、6、8輯外，其他各輯就內容而言，涉獵的均為不包含部隊內容的社會題材。其文章內容，有對邪惡的鞭苔，有對陋習的貶責，有對人生的解讀，有對理想的詮釋，有對情操的張揚，等等。隻要讀者諸君聞畢此書，便會一目了然。同時，我們通過這些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可以看出，其離休以後，即使年近耄耋，無論來自於閱讀報刊之所思所想，還是出自於在社會中之所見所聞，立刻托於即興之筆，“意之所之，隨即紀錄”，並將紀實與喻理融為一體，又不乏思辨之犀利與解誤之睿智。但是，毋庸諱言，這些作品，既不是洪鍾大名，也難以振聾發聵，但他都不因善小而不為，也不因積少而懈怠。這部書的問世，便是其勤奮筆耕的真實寫照，值得我輩欽佩與學習。
餘以為，一個雜文作家，應該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敏銳的思想，豐盈的情感，學殖深博，靈動的機辯，精致的構思，老道的文字以及人格的力量等要素。明天老部長在這些方麵應該是甚佳的。
話題說到這裏，又回到了本文開篇時的忐忑。這篇短文，與其說是跋，莫如講是讀後感而已，不周之處，便也聊以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