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比方不是證明，任何打比方都是有缺陷的。學界關於抗日戰爭史的研究頗有些像時下媒體圍繞一場火災而發的報道。一場火災發生了，大批人去救火，火最後終於被撲滅了，於是，我們的媒體便更多地報道在救火中湧現出來的救火英雄，對於這場火災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則提得很少，甚至壓根兒不提。
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中，我們過去將視角多放在了這場戰爭的勝利和取得勝利的原因等層麵上，說它是中國近代曆史的轉折點，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無數次反帝鬥爭屢遭挫折後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等等，事實的確也是這樣的。這樣一個視角當然會使我們產生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很能提神，但提神的東西用得太多，難免會讓人產生一種依賴，這是藥理學的常識。其實，作為任何一段曆史，我們都可以從多種角度來看，我以為，我們在總結和提煉這場戰爭勝利的意義或者經驗的時候，同時也絕對不能忘記，這畢竟是一場殘酷的戰爭，我們的同胞無端地死於外來侵略者的槍口和屠刀之下，我們的家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毀損，多少代人努力的成就因戰爭而化為烏有……記住了這些，才算記住了這場戰爭。
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的工作絕不僅僅是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給以簡單的譴責，盡管這種譴責是絕對必要的。事實上，我們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工作，我們有責任弄清楚或者盡可能弄清楚，這場戰爭到底給我們帶來了哪些損失，帶來了多大的損失。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完成了《中日間的戰爭賠償問題》一書後，選擇了《浙江抗戰損失研究》這樣一個課題，想從一個省的角度進一步探討日本侵略對於一個省份所造成的具體損失情況。承蒙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規劃辦公室的厚愛，這個課題被評為“省級基礎研究課題”，既然是基礎研究，雖然不必去追求立竿見影的功用，但我想它的現實意義還是比較大的。因為在當前日本國內無論是政界還是知識界，否認日本侵華的努力有加劇之勢，戰爭過去幾十年了，日本居然還沒有在正式的中日雙邊協定和條約中對其侵略戰爭作過道歉，其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活動已經成為慣例，發展最新的軍事技術已成為其基本國策，增加國防開支已成為全民的共識。日本的國內民眾，對於過去的那場戰爭的認識還相當的不到位，以至於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日本訪問期間不得不在各個場合重點講述“以史為鑒”的道理，給日本朝野上一堂曆史常識課。可以說，日本的這架國家機器很有可能繼續朝著軍國主義複活的方向發展。作為一介書生，對於日本國內的這些不健康動向，我理所當然地應以學術的利器擊之。但也有的國內學者並不這樣看。在本書稿完成後，我偶然讀到一篇在學界內外可稱做是石破天驚的文章，篇名叫《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作者針對中日兩國目前民間存在的互相不信任感，提出了中國要有戰勝國和大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於苛刻，說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於形式雲雲。若按如此新思維，本人積數年勞作，一筆一筆地算日本侵略時期浙江一個省所遭受的損失，充其量不過是在舊思維支配下的一種無用之功，對構建未來“美好”的中日關係平添了一些麻煩，當屬於對日本的過於苛刻之舉。
但我畢竟還是想不通。因為該文所講的新思維若對它仔細推敲，其實它根本不新，甚至也談不上思維。說它不新，是因為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際，當時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就發表過一篇廣播講話，其大意就是要求中國國民對戰敗的日本要采取“合理的寬大”、“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等等。說它甚至談不上是思維，至少不是正常的思維，這是因為中國已經夠寬大了：國民政府把侵華日軍的頭目岡村寧次給放了，作為戰勝國對日本本土的占領權也給放棄了。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對關押的大批戰犯一個不殺地從輕發落了，盡管他們個個手上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到後來，我們把作為戰勝國對日本所擁有的戰爭賠償要求權也給放棄了，這還不夠大度嗎？再大度一些，我們是不是得應著日本朝野的聲音承認日本軍曾“進入”過中國，“進入”的目的是為了解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南京大屠殺是一幫子文人虛構出來的等等。這能叫思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