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們無法按照上述的所謂“新思維”來構築未來的中日關係，日本侵略中國人民的血債還得一筆一筆地算下去。直到有一天，日本國上下真正地做到了“痛感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損失表示深刻的反省”，我們再來依照“新思維”，說聲“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也不算太遲。
我講上麵的話，並不意味著我會過分地從感情的角度去做學術，因為學術是講理性的，盡管我的家族中有活活被日本侵略者殺害的先人。我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搜集和融合各種材料的工作，也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整個工作做下來，看起來難免有一種重史輕論的感覺，真正是遠離了時下學術界主流熱衷的“解構”與“言說”，應了尼采曾說過的一段話：“融合各種材料的史學工作者永遠成不了偉大的曆史學家，但我們不可以因此而輕視他們，我們更不可以將他們與偉大的曆史學家相混淆，因為他們是些必需的泥瓦匠和為師傅服務的學徒。”對照我自己，我充其量隻是在做一個泥瓦匠的工作或者一個學徒的工作。畢竟總得有人做這樣的工作，好在我還是樂此不疲。
我必須指出的是，我所進行的這項工作隻是關於浙江抗日戰爭損失的一個初步研究，即使僅在材料的搜集上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相關的材料除了保存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和浙江省檔案館以外，在台灣的國史館也是有的，而那裏的材料我是沒辦法利用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即使這樣一個初步的研究，我也還是得到了眾多人的幫助，我的恩師金普森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榮維木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研究員、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規劃辦公室主任曾驊同誌、傾半生精力與日本政府打細菌戰官司的王選女士等等，他們不同程度地對我的研究給以關心支持和幫助。另外，本書的出版得益於浙江省重點學科經費、省社聯課題經費、杭州市“131”人才培養經費的資助，得益於陝西人民出版社吳秉輝先生和董玉英女士的熱情幫助，所有這些都是我應當深深表示謝意的。
我在從事這項課題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孫娟、黃秀英、陳鋒、吳新東等我的幾位學生的協助，為了核實有關文獻記載，他們在不少地方進行了細致的實地調查，為我工作的順利進行出了不少力，我當同樣表示深深的謝意。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書稿完成之際，我應邀到美國蒙大那大學作學術交流，有幸結識了二戰史研究的著名曆史學家Philip West先生，他對我的工作極感興趣，他在閱讀過本書稿的主要內容後，欣然答應為本書作序，以期通過一篇簡短的英文序文使美國同行對日本侵華的暴行和造成的損失有個大概的了解。其意至善，其情至真。
最後，我也衷心地期待學界同行對本書存在的問題給予批評和指正，沒有批評與指正就談不上任何學術的發展，當然也就不會有我自己的進步。
2003年8月，於杭州嘉綠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