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皆是愛書之人，母親讀家族傳奇故事、曆史浪漫故事和家喻戶曉的作家寫的流行小說，安雅·塞頓、費斯·波德溫、魯默·哥登、泰勒·柯韋爾。父親讀神秘故事，跟很多男人一樣，還是《紐約時報》的奴隸。那些遊手好閑的人及其殘酷無情的美婦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內在的，比許多僅僅的挑鬥色情或訴諸低俗情緒的其它玩藝兒更為有力，隻有濟慈才有可能適當處理。有些人可以一連在一頁書上混走15分鍾。一位心細的婦女告訴我說，“你不知道吧，他們哪裏是在真讀書，那是他們做白日夢的方式，他們做白日夢的時候，非得要拿一本書擋在跟前才說得過去。”
除開《紐約時報》和一些神秘故事以外，父親還喜歡讀政治和曆史題材的書，總統傳記，西奧多·懷特搞運動，威廉·西拉講第三帝國。他對講羅斯福的新書總有興趣。他看書跟我一樣，慢慢看，很專心地看，全神貫注，胳膊伸得長長的，書離開眼睛很遠，可我做不到這一點。他還躺著看書，斜躺在床上看，穿著襪子的雙腳交叉在一起。他的右手夾著雪茄放在腦後，右邊的肘子形成一個銳角。他最喜歡的雪茄是coronacorona，而在那些日子，哈瓦那雪茄已經隨處可見，連我都有可能替他弄一支來。因為，在我還很小的時候，他經常會喚我到他跟前去，帶著那種準備讓人幫忙的人特有的一種迷人之處交給我幾枚硬幣，問我是否可以跑跑腿到糖果店去為他買一隻雪茄。這5分鍾的路程包括跨過一條大街，當時看起來那條街又寬又危險，7歲以前，我母親都不允許我獨自一個人過街。對此特權，我感到很是欣慰。口袋裏裝著一把錢，自己出發去完成一項使命，那給我一種非常成熟的感覺，好像已經長大了，我願意為滿足成人的這麼一些快樂而跨過更寬廣的世界。有時候，他和他的某個朋友會坐在前廊下休息，我就會更加賣力為他跑腿，這樣便可以顯示我辦事的速度和效率，因為我會非常快就跑回來了，手上握著那根雪茄。他總是大大地獎勵我，把箍著雪茄屁股的那個金燦燦的圓紙圈送給我，因為我喜歡把它戴在手上，直到玩破為止。這小小的跑腿活動是我們共同的一項活動，我會聽他的話對我來說都是一份快樂，是非常合適的事情。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孩子更為合理得多的一個要求，比為他聚在一起玩樂的朋友念《紐約時報》合理得多。如果他能夠讀到這篇文章，他一定會大吃一驚，我對那種顯示自己的閱讀能力的活動竟然會有如此強烈的厭惡，正如這念頭在我寫到這裏時也讓我自己嚇了一跳一樣。
總而言之，當他看書時，他喜歡躺在床上看，右手上的雪茄不停地燃著。他的左胳膊伸在前麵遠遠的地方，手從書底下撐著，翻書的時候就用大拇指在書脊底下的地方。他仍然穿著上班的衣服，白襯衣的領口扣子都解開了，領帶要麼歪在一邊，要麼就是取下了，因為他下班回家時經常不換休閑服。他也沒有幾件休閑裝，夏天有短褲，幾套運動服也隻在極少數一些時候才亮出來。他穿運動服的時候，看上去一臉得意洋洋的，四處找人讚美那一身裝束，可實際上卻是稍微有些難看。他早晨穿衣，晚上睡覺才換衣上床，僅此而已，白天一旦正式開始，他就不喜歡看我們穿著睡衣或者長袍滿屋子亂跑。也可以說是服裝使一天的日子正式開張的，如果我們不穿上正規服裝，日子就無法站得住腳，那就是一種假設的生活，無定形的，無法預測，他需要讓一天的日子正規地過起來，盡量有控製。我在周末穿著長袍懶洋洋地躺著，他就會顯出不喜歡的臉色，傳達出我不修衣飾的樣子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直到今天，早晨過了11點以後，我穿著長袍在屋子裏轉的時候還感到不自在，哪怕我是在自己的屋子裏，哪怕他已經故去。我感覺到，對於生活有可能對我提出的要求，我有可能還沒有做好準備。
他可以在那個姿勢裏一讀數小時，因此我覺得，那個樣子對他也許非常舒服，然後，他會慢慢睡著，眼鏡滑到一邊去，書歇在他的腿上，右手仍然背在背後，兩指間夾著一根已經熄滅的雪茄。我看書也可能睡著，最後一些句子會進入我的夢裏，我就在那裏繼續書寫那本書。我讀維德·麥塔寫他父母的傳記，一連讀了好幾個晚上，然後就在夢裏編造出印度婚俗的豪華場麵和家庭生活情景，全都是從事實當中生發開來的想象。每有父親喜歡的新書，我都會看到他那習慣性的樣子，這些書裏麵有關於水門事件的，有關於肯尼迪謀殺案的，有約翰遜或者杜魯門的傳記，有關於越南戰爭和PAC事件以及石油大亨的，以及一些國會議員的惡行的。有時候，我還很可笑地想替他讀一瀆那些書。
父親也允許我看書，可是，他反對我在餐桌上看書的習慣。他喜歡吃飯的時候，大家一邊吃一邊拉家常，他覺得那是很文明的一種吃法。吃飯看書是非常不文明的，可是，沒有幾個動作能夠像這樣完全令人滿意的。兩種進入的東西，一邊是食物，一邊是文字，都互相交叉混雜在一起。咀嚼和吞咽的動作與句子的節奏混合在一起，是令人陶醉的二重唱，耳朵隻能夠分開一串串的樂曲的長串。平行的線條彙集在一起，食物和故事在一嘴的故事裏聚集在一起，肉與靈的誤導性的雙重性被克服了。我永遠也不能將我反複讀過的《海迪》與羊肉塊和土豆泥分隔開，這與她祖父總想她喝新鮮的山羊奶有很大的差別，正如某些人無法將性與大麻分開，也無法將壘球與熱狗分開一樣。
我常常讀到最後幾頁時，突然又回到最前麵的幾頁，不想讓它走開，不想讓書讀完。我知遁什麼事情會發生倒無關緊要，我從來都不讀故事，隻讀其品味。我無法說清楚到底有多少次，讀海迪之前我總會去讀“海迪起床了，”“海迪與彼德”，每一篇都更加稀淡，就跟用同一個茶包泡了許多次的茶一樣（的確，我最近得知，《海迪》的續篇由一位法國翻譯家查爾斯·特裏丹所寫）。因為某種原因，也許是那個名字的外國音吧，我以為《海迪》的作者喬安納·斯普裏是位男士，哪怕我知道一些婦女也寫書的：有路易莎·阿爾柯特，我曾讀過她充滿陽光的全集（隻在最近一個時期，因為有對婦女寫作的認真研究，她寫得更為晦暗一些的作品才重新印出來）。我認真讀《海迪》的時候，才找到一本新書，也是由這位了不起的“男士”寫的，《孔納莉》，是直接寄給我的。“他”是怎麼知道的呢？
孔納莉也是一位生非其時的瑞士姑娘。她母親死了，為了安慰她，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為了糾正她無法撫平的傷痛，她父親送她去與一個有利身心健康的山區家庭一起生活，這樣的話，她的傷心就會形成顯明的對照。那個家庭的母親告訴孔納莉說，如果她再怏快不樂，兩眼之間會長出兩隻小角來，就像無處不在的山羊一樣。孔納莉跟我一樣，把什麼都當真。我們沒有意識到，如果眉頭總是皺起，當然就會出現兩個小肉塊。因為她不能夠停止皺眉，因此，孔納莉就想辦法讓頭發梳到前麵來，好蓋住那兩隻角。那個快樂家庭的所有人都笑她亂七八糟的頭發，並想辦法讓她往後梳，可是，她很擔心，那些角會露出來，那是她悲傷的象征，痛苦會使她變形，成為一隻動物。同時，她的痛苦也轉移了，從母親故世而轉移到了她自己非人類狀態的擔心。她後來終於明白，如果是她那個樣子，再那樣去感覺是值得羞恥的。很自然，我讀那個故事的時候並沒有明白那個道理。我不停地為孔納莉擔心，也很憤怒。我覺得，她得的權利便是長兩隻角，有權怏怏不樂，有權用頭發掩蓋自己，正如我有權為自己的怏怏不樂而鬥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