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終於有人揭開了誤解的麵紗，也許是那位好心的媽媽，從此去除了孔納莉痛苦的根源。她跟她解釋說，她不會長角的，那隻是一種比喻。孔納莉大鬆一口氣，有人幫了她，因此允許她自己的頭發往後梳了。她眉間的皺紋消失了，她的悲傷也過去了，她可以不用麵罩觀察世界。如果我可以揭開為什麼我會深愛這本書的神秘麵紗，我到底是為什麼在悲傷，或者為什麼要執著於這份悲傷，那可真是一場真正的麵紗大揭露啊。
有很多書我之所以占有，更多是出自私密的情感，而非僅僅為閱讀。我會在心裏牢牢地抓住它們，渴望能夠使其穿透胸壁，成為我身體的一個部分，要麼就讓我的身體壓扁，成為這些書的一個部分，使自己在這些書頁間來回潛移。當我還隻有8歲的時候，就已經感受到這一份激情了——雌雄同體，既想穿透，亦想擁抱，比如《小婦人》，這本書我讀了好多次。我感受到了一股挫折感，因此就開始往筆記本裏抄。抄了頭幾頁，我感覺到了譫妄般的興奮，可這抄抄寫寫的事情很快便走了味。是那些字，那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的同樣的一些字；把它們抄下來並不能使我離擁有更近一步。隻到後來，我才明白，我所希望的是，要是自己創作了這麼一本書該有多麼好啊。我自己創作了《小婦人》，自己構思，自己孕育它，感覺到那些字句從我自己的筆尖傾流而下。可是，這樣的事情永遠也不會發生，除非跟博爾豪斯筆下費盡心機準備重新創作《堂吉訶德》的彼埃爾·門納德一樣，但是，為了達到這麼一個目的，他必須在自己心裏再次發明一位17世紀的西班牙人的心態。不過，我不想產生跟路易莎·梅·阿爾柯特一樣的感覺，也不想像她那樣去思想，就連去更多地了解她都不願意。我想寫屬於自己的一個版本的《小婦人》，就是說，如果阿爾柯特是我，她也會那麼寫的一種版本，或者，如果我是她，但過的又是我自己這種生活的話。可是，“如果我是她”或者“如果她是我”這麼一些個概念使我猶豫不決，從語法上講更是一種荒誕。（如果我是她，我就不可能再是我了。）當我們渴望自己是誰時，我們想象離體而去並進行移植的是“我”的哪一個部分？人的自我並沒有可離散的活動部分。
自那時起，我不時感覺到一陣陣的衝動，希望能夠抄寫某些書：《伊萬·依裏奇之死》和《三月中旬》，還有瑪格麗特·杜拉勃爾早年的小說《磨石》；威廉·麥克斯和帕維斯及納塔莉亞·金茨伯格創作的故事（我曾翻譯過納塔莉亞的某些作品，那是更有用的一種占有方式）；還有卡文諾的《如果是冬夜的旅行者》，這是一首讚歌，獻給全麵體會其作品豐富之處的那種行為，飽含著對讀者的溫柔之情，作為一本小說，它的敘述細線穿過了閱讀的針孔。
我還是沒有抄成。但是，我仍然認為那些書都是我希望自己能夠寫成的，而這些書，假如有足夠的天賦、才智和時間，興許我真的也就寫成了。我在黑暗中朝它們的方向摸索，在幾個世紀的時間內也許到達了那個境界，可是，其它一些人卻先我而達。而且，看起來，這另外的一些人的關鍵，是能夠認同並使一個主題局部化，而對於我來說，它們仍然是沒有確定和容易飄散的——直到我在書中讀到它們，看到它清澈明淨和優美的樣子。從這個角度說，寫作好像更多是一種思想的質地和洞察力，是極少見的專注力，而較少為一門藝術。或者，有時候，另外一些作者偶遇完美的形式，回避了對主題的爭搶——普魯斯特的沉思小說，或者赫伯特·莫裏斯像一場私人對話一樣的打坐詩，兩者對自己的長篇大論鮮有歉意。或者，說一些短小一點的東西，比如羅伯特·沃爾沙特異的散文，就像在瓶中發現的一些消息，看上去怪得好笑，同時又令人絕望。然後我又想到，假如我明白你可以那麼做的話……寫作好像是發明癖和神經的一種功能。不管怎麼說，我想自己寫出來的那些書，讓我想到自己想思考的一切問題，它們以極為熟悉的節奏移動起來。讀這些書，我會感覺自己錯漏百出。某些陌生人，比如《孔納莉》的作者，事先就把我心中的秘密搗騰出來了。我甚是驚訝，但亦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
也有一些寫得毫不遜色的書，雖然我也極崇拜，但並不想自己來寫的，的確，因為不需要我重寫而深感欣慰：《包法利夫人》、《白癡》、《達羅衛夫人》、《都柏林人》。太難了，希望太渺茫了，不可能具有這樣壓倒一切的語氣和氣質。可是，我這是在根據自己的忍受力來判斷。我又說，如果我是這些作者，我也可以，也願意成為那些作者。這個問題會水氣一樣消散，成為同義反複。
關於身份的複雜問題，使另一本極寶貴的書得到滋養，而這本書好像知道的人並不太多：《雛菊園的馬丁·彼平》，是英國的高產兒童書作家艾倫諾·法吉恩所著。法國的超現實主義者一定會讚賞這本書——隨意、空幻、神秘兮兮，在很大程度上依重不合理推斷，而且還盡極奢華。馬丁·彼平一部分是鄉村氣的普羅斯佩羅，一部分像帕克，他與6個小姑娘生活在雛菊園裏——她們是薩莉、索菲、塞琳娜、蘇、西爾維婭和絲戴拉——她們嚷嚷著要他為每個人講一個睡前故事，他也照辦了。同時，在過場中，身份的謎語織就了。馬丁·彼平必須猜出那些姑娘的父母都是誰，他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幫助他確定，隻有一對名字和少數性格特征。姑娘們逗他玩，讓他很狼狽，把名字和線索都混起來了，她們因為身份的神秘性而歡笑。敘述方式聽上去經常像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在為年輕的讀者重寫《波浪》。到最後，那些姑娘和她們的父母，原來都是馬丁田園詩一樣的虛構，是他將來可能會有的一個孩子的測想——因為最後，那天下午，他終於結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