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讀書，喜歡什麼讀什麼，可是，上癮的成人讀者（特別是作家）會選來挑去，樂此不疲。讀書的方法有可能跟書的數量一般多，每種讀書法都要求有自己的形式和積極參與的程度。我們的選擇取決於我們是否喜歡排球的直線動作，過去就是這樣的，也可以取決於我們是否喜歡槌球曲裏拐彎的運動。比如像亨利·格林這樣的一些作家，他隻在書頁上寫下星星點點的線索，而幾乎是讓我們自己去寫完全書，就像地質學家根據三堆石頭和地上的一個洞眼就重構出一座墓穴一樣。另外一些人，比如喬治·艾利亞特，就會使讀者感覺到自己是可有可無的廢物。我們準備自己來分享一部分，結果發現作者跟過於熱心的母親一樣，早已經預見到了我們的每一種需求和經常無定形，不易摸得著邊的幻想。我每次都選溺愛的一種，可是，更有毅力的人會選亨利·格林更明顯的一些長處。對這位作家，我的感覺跟對馬拉鬆長跑是一樣的：我很喜歡參加，但隻恐體力不支。
有時候，選擇的門類會到達形而上，道德和甚至荒誕的邊緣。讀故去者或者在世者，讀著名的或者默默無聞的，讀有血親關係的，還是讀完全不熟悉的？而且，如何完成這一切，是有係統一個一個地讀，還是隨便挑一本看？
當然，在最底層，這個選擇讀什麼的問題（以及怎麼辦和如何生活的問題），是一種老式的衝突，從伊迪園時代便開始了，那是快樂相對於職責的問題：我們想讀的東西和我們認為自己應該讀的東西。這麼一說，事情好像就有一個簡單的分野了。兩個極端也很簡單了，別人付錢讓我讀的書，對比於還沒有宣告，也不太流行，但我也坐下來讀了的書，就像一位值得尊敬的生意人慌亂之際溜進色情影院一樣。在這兩者之間，隱藏著無限多的歧義，隱藏著我出於尊敬而無論如何放在那裏不去讀（沒有做）的許多種著作（及動作），不是嗎？
多年以前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例子，那就是凱薩琳·安·波特的《愚人船》。對此書的評論汗牛充棟，就如同細胞在胚胎上不停地分蘖。文學雜誌的幅麵有幾個星期都專為此書而設。（在這同一個時問發表作品的其它沒有同樣名聲的作家，我真為他們感到可惜。）可是，有某件事情讓我感到不快了。除開所報道的所謂20年的孕育期及這個比喻裏麵所包含的傲慢之外（這種冷酷的寓義），還有歡迎它的那種敬畏感，那種隻有對大峽穀那樣宏大的事物才有的敬畏，那種令人非讀不可的敬畏。如何逃避呢？在對話中，我大敗而去。撒謊，我早先曾說過，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可是，你總可以說，你目前“還沒有”讀到某書。“還沒有”會一再地延長，就像線團上的細線。我仍然沒有讀到這本書，可是，“還沒有”已經走掉了，我讓線團自己卷到一邊去了。我一直等到它結束。
不過，大部分時間裏，那種分別一點也不簡單——至少，我並不像少數一些心情好的人，他們可以輕鬆地從責任中分辨出需求來。我們從最開始的時候起就得知，我們要別人希望我們要的東西。他們將“責任”裝扮在最陰險的需求中，一頭披著羊皮的狼，這樣，生活最偉大的任務就變成揭穿虛假欲求的麵紗，以顯露出那可怕的露出牙齒的責任，讓真正的欲望暴露無遺。
除開一些雜誌以外，兒時讀過其作品的一些作者已經故去，但我仍然會想象那些死者，近些日子以來，這樣的品味已經早就快過時了。在我們這樣一個與曆史越來越疏遠的時代，讀當前的書就是要永遠年輕，向前看，將日出時分上街慢跑者和極成功的交易者的大量的能量耗盡，與名作家摩肩而立。（維庸或波多萊爾會夢想到作家有朝一日會與美人同處一處嗎？）目前的書裏外都是時髦，低脂肪，低膽固醇，有點像淡啤酒，天熱時來一點不壞，可是，對於一個酒徒來說就是杯水車薪了。而那些故去者的書一直沉甸甸的放在那裏，發出微暗色，它們的書頁不是純白，它們的字體冷酷而真實（除開少數一些專門裝訂成嶄新平裝本樣式的書，就像整容或者植入皮毛一樣的東西）。讀故去者的書，就如同在素食年代當肉食動物一樣，在價值觀大變的一個時代裏寸步難行。晚餐上若有人問，最近讀什麼好書沒有？《簡愛》或者《帕米拉》並不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回答。（不過，最近常問的問題倒經常是，最近看什麼好電影沒有？這個變遷表明很多人注意到的印刷文字的衰退和可以承納圖像的銀屏的興起。目前在社交對話，甚至是在朋友對話中常見的做法，不再是我們在讀什麼或者想什麼，而是我們在看什麼。它們彼此之間竟成了競爭對手，這真是件可惜的事情。）
讀在世者作品的壓力，既是道德的，亦是社會的。我們必須明白我們自己的時代，理解正在身邊發生的事情。可是，我明白自己的時代。我就生活在這個時代裏。我隻需要沿百老彙走一趟，或者順緬因大街走一回，就可以看到在發生什麼事情。而我不明白的恰巧是故去者的時代。故去的人隻所以令人激動，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我們。他們就是我們永遠也不知道，而隻有通過書去了解的一些人。他們認為很不起眼的瑣事，對我們來說有可能就是驚天動地的大怪事。作為作家，作為傳送消息者，死者可以比一些活人更有生命力。
我可以聽到抱怨聲：我這是在浪漫化，甚至都沒有給死者合適的情境，而隻是允許距離給他們一個輪廓，並將他們壓成層層薄片。今天的生者有朝一日將獲取那種像油漆噴霧器噴過的精確的另類感。為什麼不大膽一些，現在就欣賞他們？另外，死去的作家都是預先選定的，沒有必要加以區別。我不需要在19世紀的五六十位俄國小說家中去翻找，然後決定，好吧，這傲慢、受苦者的敘述，這個過去的曆史不清白的發瘋的賭徒，這個整潔安詳的人，那個可愛的鄉村醫生。我在喪失判斷、評級和重整傳統的機會。
關於誰值得一讀，什麼東西構成傳統的判斷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和複雜了。直到最近，人們才自動假定，其作品留存下來的作家最有意義。在婦女評論的刺激下，由於視覺的改變，人們可以包括非西方文學在內的一切文學，也不僅僅隻看白人和男性作品，“信條”這個概念已經受到人們嚴格的交叉檢查——不僅僅是其內容，還有“經久不衰”和“最佳”的排它性概念。誰選定那些值得尊敬的作品的？根據什麼標準？什麼東西從他們的眼光中漏掉了？這樣的一些決定和評級是如何鼓勵起一些聲音而讓另外一些聲音石沉大海的？最重要的是，偏斜已經十分嚴重的文學傳統是如何束縛住我們現在和未來的閱讀和寫作的？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些都不是什麼新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又必需得到再次檢討，依據每一個時代的變遷來檢查。因為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偉大作品的標準並不是從曆史中自然顯出的，而我們的曆史觀又來自於一個相當隨意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通往真正的曆史的道路就是通往更有包容性的傳統。熟悉的死者將我們帶到了我們現在到達的地方。可是，假定我們希望將自己帶到一個不同的地方呢？如果我們的政治行動和對話的形式，不是經由閱讀麥基維利，而是比方說孔子或者老子的著作的結果呢？
真正現代的東西（而不僅僅是指低脂肪）需要我們使一些作品再生，或者重新強調一些作品——死者的和在世的——那些作品由於錯誤的眼光而被忽略，這一部分工作正有一些學者和編者在做。不過，這並不是說，已經得到榮譽的作者們就不得不讓出位來，因為有新的作家擠進來了。在藝術中，根本不存在空間大小的問題。道路何其寬廣，而且還在永恒的建築之中。艾略特曾說，這些道路還在不停地翻修和拓寬中。隨著新作家的來臨，這條道路就會經曆極大的變遷，因為按我的浪漫意義來說，這些新作家有朝一日也會“故去”，一如加西亞·馬爾克斯，或者戈迪麥或者柯艾奇或者卡文諾。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都會有所變化。並不是說我們在任何一個具體或者容易注意到的方麵受到影響，而是說，我們築路的時候會注意到新的叉道，新的彎道和新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