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心愛的讀物
黑塞
“你最愛讀的東西是什麼呢？”這問題已經有人跟我提起過無數次了。
對於一個愛世界文學的人，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曾經閱讀過幾萬冊書籍，其中有一些我讀過數次，有些居然讀過很多次，而且原則上我反對把任何文學作品、思想派別或作者從我的圖書室，從我的興趣範圍裏排斥出去。雖然，這問題仍是很合理的而且並非全無答複的可能。很可能有一種什麼東西都吃的人：從黑麵包到鹿脊，從胡蘿卜到鯽魚，他什麼都不討厭。不過他仍然可以有三四種特別嗜好的菜。很可能有一種人，一想到音樂，便特別意味到巴赫（Bach）、漢德爾（Handel）和格拉克（Gluck），雖然他不見得拒絕舒伯特（Schubert）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同樣地，我仔細尋思，也接觸到若幹比較和我接近，比較為我所喜愛的領域、時代和情調。譬如在希臘作家中，荷馬要比悲劇作者，Herodotus要比Thucydides對我更親切。
假如我非自認不可，那麼我要說，我和那些“氣勢激昂”（Pathetiker）的作者們之間的關係即不自然也不使我舒服；基本上我並不喜愛他們，我對他們的敬仰也不無勉強的地方，這裏我特別指的是但丁、赫貝爾（Hebbel）、席勒或StefanGeorge。
我這一生中，在世界文學園地裏訪問最頻繁，大約也是我認識得較清楚的一隅，如在今日看來似乎已經距我們無限遙遠，甚至似乎已經成為傳奇時代的1750—1850年之間的德國文學，其中心和高峰是歌德。在這一片文學領域裏，我既沒有失望之虞，也沒有庸俗的刺激騷擾，它也是我在最古老、最遙遠的文學領域旅行後一定要返回的一片領域。這裏的詩人，書信寫作者和傳記作者都是優秀的人文主義者，又大都具有他們所由出生的土地和人民的氣息。自然，最能打動我心的，還是其中那些風土人情和語言，我從幼小時即已熟習的書籍，讀這樣的作品時，我可以品味到那種能理解其中最細致的意蘊，最含蓄的影射以及最輕微的情調的幸福。從這樣一部作品回到一本我必須借翻譯才能閱讀的書或是一本未具有這種機動，真純，圓熟的語言和音樂條件的書時，我常有一種受到衝撞的感覺，使我不快的感覺。自然，使我品味到這種幸福的，還是德國西南部的語文（desSchwabische），這裏我隻須提起Morike或者Hebbel；不過，在這一值得歌頌的時代裏，幾乎全部德國和瑞士的作者：從青年的歌德到Stifter，從H．Stilling的青年期到Immermann和Droste－Hulshoff都是我所喜愛的。而這些輝煌可愛的作品，大部分隻在有限的幾家公私圖書館存在，這一事實對於我，仍是我們這一可怕的時代裏最令人不安，最醜惡的跡象之一。
但是，血統、鄉土和祖先的語言並非一切的一切，在文學亦如此；世界上還有超出這些東西的東西，那即是人類。這世間有一種使我們一再驚奇而且使我們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遙遠，最陌生的地方發現一個故鄉，去愛那看來最難得登堂入室的東西。對此，在我生命的前半期，我在印度文化精神裏，稍後，在中國文化精神裏，得到了佐證。
為接近印度人，我至少已具有道途和若幹先決條件：我的雙親和祖父母曾經在印度生活過，學習了印度語文，嚐味到若幹印度的文化精神，以至於有一份美妙的中國文學和一種特別的中國人文生活與精神存在著，我不僅能深愛它而且居然能以它為我的第二精神故鄉，則是我已過30歲後還未曾料想到的事。而這不可預料的事，居然發生了，我，除了知道一點由Ruckert譯的《詩經》外，當時對中國文學還一無所知。通過威廉（R．Wilhelm）和其他人士的翻譯工作認識了中國道家的智慧和儒家善的理想，現在，沒有這種理想支持，我真將無從生活了。有著二千五百多年的距離，不認得一個中國字，從未到過中國的我，居然獲得了這一份幸福：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尋覓到我個人意會的證實，尋到一個原來隻在出身和本國語言所派給我的那領域裏才能具有的精神氛圍、精神故鄉。莊子、列子和孟軻所敘述給我們的中國的精神導師和智者全都是氣質激昂之士的反麵，他們都非常單純平易，接近人民和日常生活，他們毫不矯揉造作而情甘自願的度隱遁儉樸的生活，他們發表意見的方式也令我們驚讚欣喜的。老子最大的對手孔子——中國係統思想家、倫理學者、中國倫理法則創立人與維護者，在中國古代智者中可說是惟一的一位具有凜然不可犯的人物，曾被人指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這種兼具從容幽默而又單純平易的品質是我在任何文學中找不出相同的例子的，我經常想及這一句以及其他若幹格言，默察世界局勢，玩味那些在未來年月裏有意治理世界，使世界完美的人的話時，也想及它們。這些人都和偉大的孔子一樣行事，但是在他們行動的後麵，他們卻沒有那應該“知其不可”的智慧和精神。
這裏我也不容忘懷了日本，雖然日本人遠不及中國人那樣吸引我，那樣深刻廣泛地滋養了我。
今天的日本，（譯者案：此文寫於1945年。）在我們眼中和德國一樣，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但是日本無論在過去或者在現在也有它自己的既宏偉又小巧，純精神化而緊韌，且居然又很能適合於實際人生的東西，比如“禪”便是一種，雖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國都有份，卻在日本才完全綻發。我以為“禪”是一個民族所盡可能的最好東西之一，它是可以和釋迦牟尼與老子並列的一種智慧和實踐。
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間隔之後，我也領略到日本詩歌的魅力，特別是日本詩歌的那種刻意追求樸實和簡明的趨向。假如有誰剛剛讀過日本詩的話，他決不可馬上去讀德國現代的詩，否則我們的詩會顯得異常累贅而笨拙的。日本人有很令人驚讚的發明，十七音節的詩便是一例。日本人很明白，要想使一種藝術成功，人決不可以輕率從事，反之，人應當不憚煩地努力。
目前有不少人譏笑書籍出版過度的現象。如果我還年輕些，還有足夠的精力的話，我別的什麼事都不要做，隻要去編印出版書籍。對於這一傳繼精神生命的工作我們既不容坐等，也不容把這工作視為跟良心無關或作為商場行情的問題去看待。世界文學正在危機中，而新版出書的倉促且糟是不下於戰爭及其後果所加諸於世界文學的禍害的。
赫西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德國小說家、詩人，著有《在輪下》、《荒原狼》及《玻璃球遊戲》等作品，曾於194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讀書樂
胡佛總統
接到讀者文摘的請求，要我寫一篇“我所得到的最好勸告”。對後生之輩和成年人，除了嚴肅的忠告外，還有一個改變未來事態的方法，那就是委婉的勸導。
我15歲時離開學校到俄勒岡州沙陵（Salem）地方一家商行當練習生。一天，辦公室來了一位格蕾小姐（MissGray），她是一位身材頎長的女士，約三十來歲，態度親切，麵目和善，笑得十分動人。接待室隻有我一個人。她自稱是一位學校教員，問我求學的事。我告訴她我必須工作謀生，但希望能進本城行將開辦的一所夜校讀書。後來我發現格蕾小姐教書以外的職業是勸導沙陵地方工作的年輕人，或者也可以說她很關心這些年輕人。
她問我對讀書有無興趣，讀過什麼書，從我的回答中她必定認為我需要讀一些範圍較廣的書。老實說，生長於嚴肅的教友派家庭的我，讀過的書隻限於聖經、百科全書和一些關於惡魔不得善終、英雄終必來臨之類的小說。現在當了練習生。隻閱讀我上司看過的報紙。
我還告訴她，業餘之暇我還擔任沙地壘球和垂釣的職務。盡管如此，格蕾小姐仍然問我是否願意和她一同去本城一家小型的圖書館借書。到了圖書館，她說要借一本《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她把書交給我，說我會覺得它有趣。在辦公室辦完雜務之餘和夜晚，我閱讀那本書，它給我開拓一個新天地，這個新天地裏充滿了陣戰殺伐的驚險，校場比武的壯觀，蕊貝卡（Rebecca）單相思的黯然銷魂，黑武士和洛克斯雷（Locksley）的英雄氣概，艾凡赫（Ivanhoe）的顛沛流離（按：蕊貝卡、洛克斯雷、艾凡赫都是司各特《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中的人物）。突然我開始把書看成活的事物，而希望閱讀更多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