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捧讀一份學術讀物時，首先映入視界的是“文字”和“思想”或“語言”和“理性”。一份優秀的學術讀物正是要通過有效地使用“語言”和勇敢地運用“理性”去揭示和傳達人生之“道”和宇宙之“理”，以使人成為得“道”之人，社會成為合“理”之世。探“道”明“理”是這部學術讀物的終極宗趣和生命眷注。
古希臘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斷言：宇宙是一團永恒燃燒的活火。又說這“火”的燃燒是有“分寸”的，是在一定“分寸”上燃燒，又在一定“分寸”上熄滅。“火”有“火舌”、“火苗”之“規定”。其實，赫氏的“活火”所隱喻的是人的原欲、愛欲、欲望，即希臘神話中的愛神“愛洛斯”（eros）；“火”的“分寸”和“規定”則是“邏各斯”即規則與秩序。“火”與“邏各斯”的配合，“愛洛斯”傳統和“邏各斯”傳統的平衡，使人生和社會既充滿不竭的動力、活力和自由，又葆有和諧的文明秩序。有活力和自由的秩序與有秩序的活力和自由，不正是我們時代所期望的珍貴價值麼？本書力圖為此珍貴價值之實現盡助推之力。
“邏各斯”的含義是“語言”、“理性”，而在西方哲學家看來，“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會說話的動物”。在此“理性”和“語言”成為人的本質，宇宙本質“邏各斯”與人的本質出現了幽妙的關聯。正因如此恩斯特·卡西爾才說：“根據赫拉克利特的看法，這種原則（‘邏各斯’）不應在物質事物中尋找：不是物質世界而是人類世界，才是正確解釋宇宙秩序的關鍵所在。在這個人類世界中，言語的能力占據了中心的地位。”
“語言”成為人類世界的中心，意味著“暴力”不再成為人類世界的中心，意味著人的交往秩序形成的基礎不再是“暴力”，而是由有效使用“語言”所達成的“理性”共識或“公意”。人的交往秩序基礎由“暴力”向“語言”和“理性”的轉換是社會由野蠻向文明轉進的關鍵所在。
學術讀物是將作者的私人語言轉變為公共語言的平台和媒介。多元的私人語言和思想在刊物平台上的交流、交往、商談、論辯會形成公共語言和公共理性，公共語言和公共理性則構成交往秩序或社會文明秩序的基礎。公共語言和理性所表征的是時代精神，而時代精神與作者個人體驗、私人語言又有相關性。“語言”須產生於作者個人的“不得已”和“有得”，即“有不得已者而後言”、“有得而有言”，這樣的“語言”才體現著個人體驗和時代精神的契合。正像馮契先生所說：“時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過思想家個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體現出來。一個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到時代的脈搏，看到了時代的矛盾（時代的課題），就會在他所從事的領域裏（如哲學的某個領域裏），表現為某個或某些具體問題。這具體的問題，使他感到苦惱、困惑，產生一種非把問題解決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這樣令人苦惱的問題，他就會有一種切膚之痛，內心有一種時代責任感，驅使他去作艱苦、持續的探索。如果問題老得不到解決，他就難免心有鬱結，甚至產生黃宗羲所說的‘龍攣虎跛、壯士囚縛’的心態，迫使他作強力的掙紮、抗爭。如果他在這個問題的探索中有所前進，就會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華，於是就體驗到人生的真正的樂趣、真正的價值。在此時代精神與個人感受達到了統一、公共理性與個人情感達到了統一、客觀公意和主觀識見達到了統一。這一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亦應是本書論主同仁所努力達至之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