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每一位王朝立國，都要為自己王朝的合法性尋找理論依據。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周人敬天，“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古代思想家的言論和著作，從學術研究來說，是為了探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奧秘和規律，實現人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完善的理性思維。從政治方麵來說，不管思想家願意不願意，有意或無意，都是在為治理社會提供理論依據或規劃藍圖，促進社會的有序發展。陰陽五行學說的提出也是如此。它先在東方興起且被看重，後來，秦始皇帝借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作為自己立國的理論依據，證明秦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借他人的學說，化妝自己的政權。從古代中國的文化哲學的觀點看，這是一個進步。經秦的倡揚，五行學說對中國古代乃至現代均有深廣的影響。
（一）陰陽與五行
古人觀察世間事物，發現事物變化都有一正一反兩個方麵，也就是一陰一陽，這便是較早的陰陽思想。比較集中反映這個思想的著作便是《周易》。關於《周易》的作者，一說是伏羲，一說是文王。由自然界的陰陽變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聯係到自然與人，自然與動物，均分陰陽，如男女、生死、牝牡等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人事、政治、經濟等均以這兩種對抗而又統一的物質勢力的運動而孳生和發展，如君臣、父子、勝負、強弱等等。這是由物質而人事，進一步發展到社會現象、社會生活、倫理道德、政治製度。陰陽是變化的、發展的、運動的。由一陰一陽而排列組合為六十四卦象，用以解釋紛繁的社會人事現象，所以它是早期的辯證的思想。
陰陽思想出現於中國的殷周之際，到春秋戰國時期，五行學說大倡。它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為依據而發展起來的。較早論及五行思想的是《洪範》這篇文章。周武王克商後，箕子向武王說：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關於五行的提出，早在夏啟嗣禹位時便提出了這個概念，約為公元前2196年。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之罰。
孔穎達疏：六事，天子六軍；五行，《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四時，各有其德。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對五行及其性質的具體說明，則在《洪範》。《洪範》不但指明五行的具體所指，並將五行擴大到“五事”、“五紀”、“五福”等方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義，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洪範》雖托名箕子，但最遲不過戰國。有學者論證其為戰國作品。事實上，春秋戰國以後，是五行學說大倡的時期。成書於此時的不少著作，多有論及。
史伯向鄭桓公說：“夫和貴生物，共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宋國大夫子罕說：“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管子》則將五行與四時相配，進而論證五德：
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其德和平用均。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禮記·月令》被認為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將五行同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結合。五行配四時，五行配天下，配五音十二律等等。以其配置，人生社會事物無不與五行相關，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
《月令》的這種配屬，將天時、人事、社會行為、天地神明都包括在這五種物質中，設想了一種構架，一種社會人生圖式。它本身是以物質為本原來解釋世界，解釋天時人事的。它也是為指導一年中的農業生產活動的。它有唯物主義的內核，也有指導生產活動的積極意義。但是，在解釋社會的複雜現象時，卻簡單化、圖式化，從而陷入了唯心論和機械論。在對待當時的統治者時，有意無意地在維護著統治者的權威和利益。
但是，所有的理論，隻要不是有意在曲解，有意地為某種事物回護的話，總有它積極進取的一麵。陰陽五行學說終究在探尋著世界的運動。雖然由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的科學和知識受到時代的限製，認識水平也受到客觀的影響，還不能揭示天時人事的本質，但是，這種學說承認世界是物質的，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它也有意無意地否定著現存的政治統治，這就是變，就是運動。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盡取諸乾坤。
這種運動變化與訓示人應“自強不息”、“通其變”的思想，較殷人尊神，周人敬天，實際都在尊敬上帝的思想方麵大大地向前進了一步。於是，便出現了另一位思想家鄒衍，總括了陰陽五行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論，為新王朝鼓吹呐喊，這便是“五德終始”學說。
（二）鄒衍與“五德終始”
鄒衍（前305-前240年），《史記》無專傳，附於《孟子荀卿列傳》。孟子後有鄒子之屬。鄒衍是齊人，早年曾是儒家之徒，《鹽鐵論》雲：“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導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土。中國名山通穀以至海外。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批評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鄒子以儒術幹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儒術是治國之道，而非霸主之法，所以戰國紛爭的年代，難有市場。這同商鞅見秦孝公，先講王道而不受孝公重視，後稱霸道始被重用是一個道理。鄒子以五行終始之說“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其在戰國六國中尤其是燕齊地區之影響可見一斑。司馬遷感歎其比孔子、孟子在當時都要見重於諸侯，以致疑其“亦有牛鼎之意乎”？
鄒子的著作，按《漢書·藝文誌》有《：鄒子》四十九篇。班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依此說，則鄒衍所著四十九篇，而其徒集其“所說”的五德終始有五十六篇，共計一百零五篇，而《主運》實為鄒子在燕時所著。鄒子著作多，而口辯亦強，時公孫龍以善辯稱，是名家的佼佼者。《法言》曰：“公孫龍詭辭數萬”，但與鄒衍辯論，亦理屈而辭窮：“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至趙，言之道，乃絀公孫龍”。可見其為善辯者也。其所著書今雖不存，但其主旨則散見於後代著作所引之隻言片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引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