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重農思想是以農養戰。為了以農養戰，把農強調到了又一個極端。
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製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可以糊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
這個思想明確，農是為了戰，同時農也可以使民重其居，將民束縛在土地上，民一心業農，什麼也不想，便可以統一思想，便於統治，也聽話。在農業社會，鼓勵農民努力生產增加產量是對的，但是排斥工、商、技藝、遊學既不現實，也不可能。曆史已經發展到了戰國時期，農、工、商、學也已經各有分工，這時將農提到了這樣的極端，排斥工、商，怎麼可能呢？他的這種思想，比早他300多年的管仲還要落伍得多了。管仲就指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尹知章注曰：“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民者。”管子還指出，對四民的安排，“處士必於間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各有所事，各有所處，文化發達，經濟發展。商鞅的重農排斥各業，也更排斥人類智慧的傳播，否定甚至敵視精神及思想的作用，既是機械的，也為後世暴君禁錮人們思想言論張本。他在認識曆史發展變化的這方麵顯示了他的智慧和睿智，具有唯物的和辯證的觀點。他在重刑重農嚴法愚民反智反文化方麵，又顯示了無知與殘酷。他曲解曆史，為己所用，采取實用主義方法，將曆史作為他變法的工具，加以改裝。他提出農戰，極端的重農，則是漠視曆史發展的實際而憑空設想的一種個人心理述說而已。戰國的曆史和以後秦的曆史，也並未如他所強調的農戰意圖去發展。
（三）韓非的哲學思想
韓非是秦王政崇拜的人物，其原因在於秦王政讀了他的代表作《五蠹》等篇以後產生了心理的共鳴。
《五蠹》是韓非對商鞅耕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也是從曆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來論證法家的思想。他談到曆史的時候，將從古至戰國末期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蔬蚌奉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也，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這種情況是曆史發展中，各個不同階段的產物。但是，曆史已經過去，後人不應去模仿古人的行事。“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他又論述了因為曆史發展變化，於是“事異則備變”。因此，“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因此，國家必須行法，以維持正常的秩序。“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執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隙，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國富兵強，是王的憑借。要國富兵強，便要去五種蠹蟲。這五蠹是亂國的五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借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得，偽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佳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禦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時，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民之朝，亦勿怪矣。
韓非與商鞅基本是同一論證方法，也就是說以曆史為論證的出發點，而說明不必行古之政，而要用今之法。他對曆史的說明是具有唯物的因素的，認為曆史是發展的，變化的，不應機械照搬曆史上的具體作法，也是辯證的。他與商鞅一樣，也是將法極端化與孤立化了，同樣地否定工商及精神的作用，陷入了機械論。
商鞅講法，韓非則總結了由管子到申不害等法家的學說，將法、術、勢綜合起來加以發揮。這一點，一方麵是法家學說本身的要求。要講法，必須借勢，無勢不足以行法。為了行法，還須有一套詐術，來印證對手的誠信程度，其法是否可行，其勢是否能夠具有威懾力量。另一方麵，他將術提到了認識論的高度來思考。這是由於戰國之時，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必須從考察的實踐中求真實，才能認識事實的真偽。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者，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求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
就是說，對任何事情和人來說，不能隻聽其言，還在觀其行，看其結果，才能證明是否正確，要觀察，並通過實踐，才可以判斷。他說：
夫視鍛錫而察地黃，區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而相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視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了州郡，猛將必先於卒伍。
韓非指出，對於言與事，都應該讓實踐來證明：是好劍，拿出來試試；是好馬，拉出去遛遛；是能幹的官吏，在任上看看；是好將軍，在戰場上練練。實踐是行為語言的試金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唯物論的認識論。當然，他的這種認識是在複雜的形勢下得出來的經驗，也是他行術的體驗。但是，他能從理論上給以說明，也算是智慧之思了。
（四）《呂氏春秋》的哲學思想
《呂氏春秋》的成書在《韓非子》之前。韓非的法治思想，專權獨斷僅在秦時興了短時期，而《呂氏春秋》卻引發了漢初的黃老及漢中期武帝以後的儒家尊顯，頗有承續作用。
《呂氏春秋》的龐大體係，勇敢的包容精神，體現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海納百川的胸懷。它既包囊了墨子的節葬思想，也收錄了商君、韓非的變法改革的思想，還宣揚了孔子、孟子的仁政德治主張，又倡言老子、宋監、尹文的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兼收了楊朱的養生思想。它的這種包容精神本身便體現了呂不韋的唯物論的思想。他承認春秋戰國諸子的學說的客觀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確也認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相反來說，合理的沒有存在的理由。他尊儒尊道，但並不排斥其他學派，更不是刪削和壓抑，而是在合適的地方給其以發表的機會。能包容的自信心強的體現。如此以來，他的著作便顯得勃勃有生機，盈盈而半滿。這是一種唯物的、辯證的學術態度，幸以它而保存了先秦思想家更多的更豐富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著作。正是這種精神，使它承擔起開放兩漢學術思想的重任。
《呂氏春秋》將人的社會和自然界聯係起來，統於十二紀中。十二紀即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為孟仲季三個時期，共十二紀。這個十二紀是一個龐大的體係。它的空間是東西南北中，時間是四季。其配屬既有自然的五行、五蟲、五色、五穀、五味，還有曆史的五帝，神仙中的五神、五祀，律音中的五音、五律等等，包括了天地人三事的所有活動與事物。它是將人與自然、天與人、人與神作為一個統一的係統來看的。人生活在社會中，社會是在自然中。它們是互相運動，並且互相影響的。以《孟春紀》為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盦，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東風盧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盨，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