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悠久，所以記載曆史的著作也其來尚矣。秦繼往古，也有史記之類稱作《秦紀》。這是見於記載的中國較早的一部史學著作。這部重要的曆史著作，到漢代尚存。司馬遷寫《史記》時亦曾將其作為參考資料之一。但是，司馬遷對《秦紀》評價並不高。不管怎麼說，《秦紀》總還是在漢代存世並且藏於天子書庫之中。它大約佚散於魏晉以後。近年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其中的《編年記》是依《秦紀》而來並補充之。至於《語書》有的先生稱之為《南郡守騰文書》，雖是一篇政書，也可算秦史學的資料。而秦之史學在承上之紀年、記事、記言，啟下之《史》、《漢》中，均有其積極意義。當然，因為它記事之簡略，文采之乏善可陳，所以對後代的影響不是很大的。
（一）先秦史學概況
人類脫離蒙昧以後，文字出現後便有了史的設置。唐劉知幾認為，人們欲圖不朽，所以“書名竹帛”。黃帝時，“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周時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內、右內之名”。這是中國最早的史官建置。甲骨文中也有大史之官。武丁卜辭有“貞，其大史於西”，祖甲卜辭有“乙醜卜，貞：大史弋酒，先酒其侑”等，董作賓先生更考定殷之貞人便是史官，武丁時期有九人同時期任官史。這些說明中國古代人們便重視曆史的記錄。當然，劉知幾說記錄曆史是為了名垂不朽，這句話是有點起點不高，所以浦氏說：“原史之所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隻從名心落想，故曰膚淺”。說劉氏起點低，落入膚淺之俗套。浦氏注意到了曆史的現實作用，即“千秋金鏡”。對於曆史的作用，古人多有論述：
《周易·係辭》下，夫《易》，章往而察來。
《墨子·非攻》中：某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
《管子·形勢》：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大戴禮·保傅》：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陸賈《新語·術事》：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陳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
《說苑·指武》：《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如此等等。更不用說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著史的明確目的的論述了。因此，劉知幾受“膚淺”之譏，理其宜然。
正因為曆史有這麼大的作用和價值，是提高人們的人文素質的無形資產，所以，無論中外都重視曆史著述。殷周以後，各代都設史官。春秋戰國時各國的史官建置，按金毓黻先生統計：魯國先後有五位，鄭國有一位，齊國有二位，田齊有二位，衛國有三位，晉國有十一位，楚國有二位，趙國有二位，虢、宋、邾、韓、魏各有一位，秦國有二位；一為廖，一闕名。秦始皇帝時有一位即胡毋敬。從這個統計來看，魯、晉史官較多，而秦的官居於中下流。秦始皇帝設史官，胡毋敬為太史令，又是一個首創，以後漢亦設太史令。將史官作為中央官吏機構中的一員。既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於是有了不少史學著作，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名目繁多。但是，真正或稱為有體例有組織有係統的曆史著作，還隻能算孔子的《春秋》。
《春秋》實際是魯國的國史。與《春秋》先後的據說還有楚的《檮杌》，晉的《乘》。但是《春秋》獨存。《檮杌》、《乘》應該是有的，因為人們說曆史書時也稱“史乘”。《春秋》所記，司馬遷說：
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
魯隱公元年為公元前722年，魯哀公十四年為公元前481年。大體相當於周平王東遷（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三家分晉（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的時間，故史家將這一段時間稱作春秋。蓋以《春秋》為時代之名也。
《春秋》之後有魏國人所著的《竹書紀年》。這是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縣）出土的一批竹簡中發現的，故稱《汲塚書》。與之同出的還有《穆天子傳》五篇、《易經》二篇等共75篇。《竹書紀年》所記之事，有夏、商、周三代史事，周宣王以後記晉事，三家分晉後記魏事，所以可以說是魏人的著作。其書終於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所以，一般學者認為《紀年》寫作時間約為公元前3世紀末。
秦國的曆史著作，從考古發現的有湖北雲夢的竹簡《編年記》。這是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55支竹簡中的一部分，計簡53支。《編年記》中所述是從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這近90年的編年史。《編年記》的作者，高敏先生認為是喜。同時，高先生認為《編年記》是“喜的家譜和墓誌的混合物”。我認為這是失傳的《秦紀》一部分手抄本。喜是秦昭王四十五年生的。《編年記》昭王“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約鳴時，喜產”。而此前，從昭王元年到昭王四十四年所記，均國家重大軍事、政治事件，如“二年，攻皮氏，[五十二]年王稽、張祿死”之類。其他有些年份，即使無事可記仍列年份，如“昭王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之類。其中所記，基本是隻記年份，不記月日，隻是遇到與喜相關的事時，才記月日，如喜產不但記月日還記了“雞鳴時”的時辰。“四十七年，攻長平。十一月，敢產”。“五十六年，後九月，昭死（昭王死）。正月，速產”。秦王正“三年，卷軍。八月喜揄史”。“[四年]，□軍。十一月，喜□安陸□史”。“六年，四月，為安陸令史”。“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等等，其餘記秦的大事，均無月日。這正與司馬遷所說的《秦紀》不著日月的情況相似。因此，《編年》是喜或者其他喜的家人將《秦紀》抄出來，並在相關的年份中較細地記下本家的主要事件的一份記事錄。它既不是家譜，更不是墓誌，隻是個人的記事錄，但是大背景是秦國及秦王朝的曆史。他官雖不大，但頗有政治頭腦。
（二）秦之史著《秦紀》、《編年記》
劉知幾《史通·六家》之《春秋家》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是依魯史為基礎的。取名《春秋》是“以事係日，以日係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指出了曆史著作的基本法則，即以時序事的史法。上麵所說的《竹書紀年》、《編年記》及孔子的《春秋》，都是編年史的寫法。
戰國各地也有史書。《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引閔因《敘》雲：“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這段話便明確說明了二點：一是各國皆有史書，二是孔子作《春秋》是參閱了各國史記而成的。這些國史留存至今的已經蕩然無存了。秦的史記留到了漢代，司馬遷曾據以寫《史記》。對於《秦紀》，司馬遷說：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
司馬遷說他便是依據《秦紀》來編寫《六國年表》的。《秦紀》漢時仍存，《隋書·經籍誌》已不見於著錄了。說明《秦紀》在漢魏六朝大亂之時便已經毀佚了。
《秦紀》起於何時，作者為誰，已不可知了。秦穆公時有內史廖《，韓詩外傳》稱王廖，《說苑·尊賢》稱王子廖。此人曾為秦穆公定計從戎王朝中得到賢士由餘，助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秦的另一位禦史，佚名，秦昭王時人。秦昭王與趙惠文王會於澠池。秦王讓趙王鼓瑟，時秦禦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看來是一位負責記事的史官。胡毋敬做史官已在秦始皇帝時了。司馬遷參考《秦紀》作《六國年表》，說明經過戰國及始皇帝焚書以後，各國史記佚失不可得，所以便以《秦紀》為藍本而作戰國各國年表。從這點來看，《秦紀》應作於戰國以前，約從秦穆公開始記錄，《六國年表》始於秦厲共公元年即公元前476年，這是為了結春秋而啟戰國，承接《十二諸侯年表》。每代均有史官記事，直至二世三年及秦亡。因此，《秦紀》不是成於一人之手，其中王廖及胡毋敬等應該也是記事者之一。
司馬遷說《秦紀》不著月日，隻有記年。睡虎地的竹簡《編年記》記秦國及秦王朝時事，也不記月日，隻記年。其從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帝三十年，曆時90年。其中記年無事的有26年，有月日記事的有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雞鳴時，喜產”，四十七年“攻長平。十二月，敢產”；五十六年，“後九月，昭死。正月，速產”等共14年，除了秦始皇帝二十三年“興，攻荊，□□守陽□死。四月昌文君死”這一年外，其餘有章日記事的，均與喜家中的事有關。可見，這個《編年記》與《秦紀》的寫法是一致的，而且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抄錄《秦紀》的。要不，在喜產的那一年（秦昭王四十五年）以前，喜家中無事，而又記了喜以前44年的秦事便不可理解。因此，我們可以從《編年記》的記事方式，窺測到《秦紀》的寫作方式，了解《秦紀》的大體狀況。這種方法也正是作年表的便利方式，司馬遷依之作《六國年表》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