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學派。普羅泰哥拉（約前481-前441年）提出民主政治，著有《論真理》、《論神》、《論相反論證》。
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他的論著多在其學生的著作中，創對話問答體，被認為是哲學家人格的典範。
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年），蘇格拉底的學生，創立自己的學校，是西方第一個哲學學院，開設哲學、數學及自然科學。他的著作有許多是記與蘇拉格底的對話，計有《申辯》、《克裏多》、《卡米第斯》、《龍泰弗羅》、《普羅泰哥拉篇》、《米諾》、《尤泰第姆斯》、《高爾吉亞》、《利西斯》，表達自己思想的有《克拉底魯》、《會飲》、《費多》、《理想國》、《費德羅》、《巴門尼德》、《智者》、《政治家》、《斐利布斯》、《第邁歐》、《法律》、《克利提烏》。
亞裏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柏拉圖的學生，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對事物產生的原因有四因說：質料因（物質）、形成因（形式）、動力因、目的因。他還是邏輯學的創始人。提出形式邏輯的基本因素：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首創三段論的推理規律與形式。他的著作中自然科學占了三分之一。
伊壁鳩魯學派。伊壁鳩魯（Epicurus，前341-前270年）。他發展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
斯多葛學派，亦稱畫廊學派。芝諾（Zeno，約前336-前264年），認為世界由火產生，並且是發展變化的，但是火的理性是由神決定的。世界由火產生，也由火毀滅，循環往複。宣揚世界主義。
大儒學派。這個學派由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色尼（Antisthenes，前440-前366年）創立。他宣揚“不動心”。否定國家的建立。他的口號是：回到大自然。
懷疑主義學派。創始人為皮浪（Pyrrho，庇羅，前365-前275年），認為我們不能證明任何東西，沒有任何能夠確定的真理。他提出，聰明人應該像豬一樣不動心。
希臘的文學
荷馬（Homer，公元前8世紀），他以特洛伊戰爭為題材，寫出了兩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成為史詩的範本。
《塞浦魯斯之歌》，敘述大地母親請求眾神解除她過重的人口負擔。
《埃塞俄比亞英雄》，英雄門農增援特洛伊的功績的戰爭情況。
《小伊利亞特》。
《返鄉》，係列敘事詩。
哀歌。前6世紀以後到前5世紀，敘事詩代替了哀歌。
古希臘的戲劇產生較早。前6至前5世紀是悲劇。著名的作家是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寫過70多部劇本；有《乞援人》三部曲、《波斯人》三部曲、《七雄攻忒拜》三部曲、《普羅米修斯》等。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約公元前496-前406年）是希臘三大悲劇大師之一。另二人是愛斯奇裏斯和歐裏庇得斯。他一生寫過113部劇本，主宰戲劇界30年。他的劇本中的演員人數增至30人。劇本有《埃珂斯》、《安裏提哥涅》、《俄狄浦斯王》等。
公元前5世紀後希臘戲劇以喜劇為主，出現了三大喜劇詩人：克剌提譜斯、歐波利斯、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約前450-前385年）。他們的作品有44部：《阿卡奈人》、《騎士》、《蛙》等。
希臘史學，主要有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前424年），被稱作“曆史之父”，主要著作《希臘波斯戰爭史》。
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60-前400年），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政治史的奠基人。
希臘在這時期的主要建築為帕特農神廟。
羅馬史家有費邊·畢克托（前254-？），著有《羅馬史》，老加圖（公元前234-前149年），著《羅馬史源流》7卷，紀年體，運用了人種學、地理學、經濟學史料。他認為，曆史以垂訓為目的，將古聖事跡作為道德教育的材料，培養青年一代的優良品德。
印度
公元前9世紀以後，印度內部16個國家統一難陀王朝。於公元前6世紀以後至公元前4世紀有一段百家爭鳴時期。史家稱這個時期有6大師62種見解96種外道。其針對的目標是對古印度的婆羅門教及其維護的種姓製度。
順世派。阿耆多·翅含欽婆羅認為世界由地、水、火、風組成，人也由這四大物質組成，肉體毀滅，意識也滅。
生命派。末加犁·俱舍犁子，否定人生有來世，主張恬淡無為。
耆那教，尼乾陀·若提子，主張尊奉國王，認為國王之命是不能違背的。堅持三寶即：正智——認識真理，正信——信仰真理，正行——實踐真理；實踐遵五戒：不殺生、不妄語、不盜竊、梵行、無執著。
出身貧賤的富蘭那·迦葉，卻是持道德否定論的，認為善惡無標準，萬物不生不滅。
詭辯派。刪闍夜·毗羅尼子，認為一切事物和真理都不能肯定和斷言的，即如因果報應，也是“此事實，此事異，此事非異非不異”。
迦羅鳩馱·迦癱廷，認為人由地、水、風、火、苦、樂、生命七要素組成。生死是這七要素的集合或離散，與生命無關。
公元前6世紀，喬達摩·悉達多創立佛教，是為釋迦牟尼。釋迦為地名，牟尼為印語聖人，即釋迦的聖人。
這一時期還有一些重要事件：
公元前12世紀，美洲的奧爾梅克人生活在墨西哥灣南部，他們在一片沼澤地的叢林中建造了許多人頭像。石質為玄武岩。頭像大小不一，輕重不一，其中一個的頭圍達7.5米。同樣在危地馬拉並排豎立著十幾個石雕人像，有頭像，也有全身像，身軀肥胖，當地人稱作“大胖子”。這些石像也是從奧爾梅克人的祭壇中發掘出的。
公元前6世紀，古巴比倫國王為其愛妻米底公主賽米拉斯建的空中花園，高度有30米，種上花木。為了解決花園澆水，用螺旋泵不斷從幼發拉底河取水。
公元前332年，亞曆山大攻入埃及，築亞曆山大城，至今仍坐落在尼羅河畔。
公元前269年，羅馬共和國鑄造銀幣。
公元前273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輸加王即位，中國稱為阿育王。前263年，阿育王皈依佛教，頒詔製訂人民生活規範，刻在岩石上、柱杆上，叫做《岩石詔》或《柱杆詔》。
公元前9世紀到前2世紀前後的秦國也正是處在一個發展、壯大、強盛並且最後統一六國建立起一個君主專製的秦王朝的時期。
這個時期，秦國除了在軍事上不斷向東進擊以外，在政治上便是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破格重用衛鞅實行變法，以強國。孝公變法行之20年，秦國富兵強。秦國變法，尚在東方各國變法之後。但起步雖晚，變法徹底，少有反彈。這是秦國曆史上的一次具有裏程碑性質的巨大變化。它為一百多年以後孝公六代孫嬴政一統華夏，奠定了政治、軍事、經濟基礎。
這個時期，尤其是秦孝公以後，秦國統一六國之勢逐步明晰，東方各國的有識之士及戰國諸子的門徒紛紛入秦，為秦王在學術上注入了新的活力，思想更加活躍。它的結晶便是秦王政嗣位不久後呂不韋主編的百科全書式的一部集結諸子學術思想的集大成著作《呂氏春秋》編輯完成。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君主專製的新王朝，從政治製度上根本有別了先秦的貴族政治，而行君主政治。整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起了巨大的變化。十年後，又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焚書坑儒運動，先秦學術著作大多成為劫灰，先秦時期學術自由由茲凍結，先秦時期造就的一批學人大多罹難。於是，專製者彈冠相慶，學者息聲噤言。從此，開創了以冷酷的政治手段禁止學術自由的惡例，為後代繼續仿效不衰。學術完全（或曰基本上）由統治者去主宰。漢初黃老之治，雖曰是在於與民休息的必然之勢，但也是統治者喜好所在。以後漢武帝獨尊儒術，此後儒者之論成為曆代的選擇。雖然，曆代之儒各有差異，但其基本精神是沒有變化的。學術成了統治者手中的紙牌，打什麼牌，由統治者來選擇。甚至怎樣打，何時打，其權力還是統治者決定的。
（三）幾點認識和啟示
我的思維還是回到本文的開頭，即人類的思想認識和行為大多是相通的、共同的。特別是在公元前9世紀以後到公元前2世紀前後。這是人類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時期。從這個時期以後，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類便按這個時期的政治、文化、科技、經濟的成果而發展自己以後的曆史了。中國進入了君主專製時期，歐洲則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
首先，我們看這個時期的一些相似的曆史現象和學術表現。相似之一是大師級的人物如滿天星鬥，耀目奪光。這幾百年中，在中國有老子、孔子、鄧析、孟子、吳起、孫武、孫臏、申不害、孟軻、商鞅、莊周、屈原、荀子、鄒衍、韓非、呂不韋、秦襄公、秦穆公、秦昭王、秦始皇帝。在希臘、羅馬有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伊壁鳩魯、荷馬、修昔底德、希羅多德、奧古斯都、愷撒。在印度有翅含欽婆羅、俱舍犁子、釋迦牟尼。
相似之二是這時期，孔子作《春秋》，希羅多德著希婆戰爭史。各為史學之祖。對曆史學的認識價值同出一輒，即道德教育作用。
相似之三，中外學者所議論的問題，有自然與人生，政治與倫理，經濟與軍事，哲學與文化。在論述中有關地世界的物質組成，世界可否認識，有無是非，國家的應否存在，道德法則，等等。中外學者提出的論點，均十分相似，如中國古人認為世界由水、火、木、金、土組成，希臘學者所說的水，火，或風、火、水等。
相似之四，中外後代人對這時期的哲人們的崇拜。孔子被尊為中國的“聖人”、“素王”，孟子被尊為“亞聖”；泰勒斯被尊為西方哲學始祖，蘇格拉底被尊為哲學家人格典範，希羅多德被尊為“曆史學之父”。
相似之五，這時期的學者大多是通才。他們既是人文科學的學者，又是自然科學的專家和研究者。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既論述人文學，也論述自然科學，甚至有自然科學專著。
其次，這個時期，在中外都出現了百家爭鳴、學派林立的時期。中國的諸子爭鳴，是為新的王朝提供方案，各抒胸臆；外國的學者爭鳴是在新王朝誕生以後的氛圍下開展的。學者爭鳴反映了文化的發展，學者們久久思索探討的問題，終是要發展出來的。他們通過思想交鋒，學術討論，也在完善自我，為後世提供了更豐富的精神財富。
再次，這種學術爭鳴，反映了學術無疆域，思想無界隔。中國的諸子在各國宣揚自己的見解，歐洲學者中許多人也是受到尼羅河流域的文化影響而形成的。希臘的偉大哲學家、科學家和史學家都曾在埃及學習和工作過。哲學家、科學家泰勒斯、畢達歌拉斯、德謨克利特、柏拉圖都到達埃及。泰勒斯關於萬物生於水又複歸於水的觀點，與古埃及關於宇宙為水神所創的觀念有相似之處。畢達哥拉斯在數學上的成就，是埃及的幾何學吸引了他。他在埃及旅行中向埃及祭司學過數學。希臘多德也指出希臘人的許多東西如宗教儀式、節日集會也是學埃及人的。不少學者認為英語中China的發音，在古印度梵文為Cina、C hinas，阿拉伯文為Cya、S in，拉丁文為Thin、T hinas，都是秦的音譯。《舊約》中，希尼就是秦的音譯。薛福成在《出使書記》中認為，這是秦始皇帝“威震殊俗”所致。這也說明了文化無國界，學術思想及文化在流動中互相傳播。
文化或學術現象的相似，說明了人類思維活動的同一性，人類不分畛域地對一些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人生哲學、倫理觀念有共同的思考和相近的認識。但是，由於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會組織不同，習慣和性格不同，自然條件不同等許多相異的原因，各地人類在對以上問題的考慮中也有相異的地方。比如，中國古代學者的學術思想中關於自然科學的因素較希臘羅馬學者的學說中的含量要少得多。在這方麵，中國古代學者中隻有墨子及其後學要多一些。墨經中有物理學、光學的論述。孔子雖提出過要從《詩》中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但是他著重論述的還是政治、人事、倫理、禮製等問題。《呂氏春秋》也是百科全書式的，但其重點還是儒、道思想。百家爭鳴及學派的出現，印度及希臘是在新王朝以後，而中國則是在新王朝（統一的秦王朝）以前。埃及的形象文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後來在公元前13世紀便發展到拚音文字，中國的漢字則一直是形聲義相結合的獨特的文字。印度誕生了佛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歐洲到後來產生了基督教。都由拜物教最後形成一神教，而中國始終未形成一神教。宗教受君主的意誌支配。希臘、羅馬在前6世紀形成公民議會及司法陪審製度、執政官和元老院製度。雖然這個時期的政治製度仍是貴族政治，執政官也好，元老院也好，公民議會也好，司法陪審也好，都體現著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意誌，並不代表更多的底層的奴隸的利益，但是他們已經注意到對最高的執政官的分權、監督，對司法的公正問題，可以說是早期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在公元前3世紀末，秦始皇帝執政以後卻將個人獨裁專斷發展到了極致，不受任何約束，連開始實行的廷議製度也名存實亡了。中國古代缺乏民主的意識，連最能同情下層人民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也僅是民貴的思想。民主和民貴應該說是有本質區別的。民主是以民為核心的，民是主人；民貴是以貴族為核心的，民的貴與賤是由貴族統治者賜予的，所以民為貴的口號提了兩千多年，仍是口號，統治者不準備落實，民也就習慣了等待賜予，所等的是好皇帝、清官，說到底是等好皇帝、清官給自己公平、公正和幸福的生活。
公元前9世紀到前2世紀中外學術史、人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那些相同的部分，至今仍然基本相同；那些相異的部分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分歧也愈來愈大，最後便決定了不同國家後來的政治走向，而政治走向則決定了學術走向。這點應該是其後來政治走向、學術走向的曆史遠因。秦始皇帝焚書坑儒是動用政治權力摧毀學術自由的一次粗暴行為。漢代初期提倡黃老，漢武帝獨尊儒術，同樣是運用政治力量限製學術發展的行為，不過是更加巧妙與柔和了一些而已。學術依附於政治，由此始焉。以後的學者要想自由思想有所創新，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學術自然地還在發展，這也是曆史發展的邏輯使然。
附錄二：
秦兵馬俑與秦學術
中國曆史長河中，秦王朝是個關鍵時期。秦王朝創立的一整套君主的專製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然而它又是一個短命的王朝，曆傳三個國君，時間僅十四載餘。它所能遺存到現在的文獻材料，簡直如晨星之寥。今天所能參考的最權威的著作僅在《史記》的有關篇章之中。所以過去它在通史、斷代史、專題史中，所占的篇幅隻有可憐的幾頁。
關於秦代曆史的研究，應當說目前還是比較薄弱的。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等，不少還在撲朔迷離之中。秦俑出土以後，研究者對它顧以青睞，撰文考索。通史、秦漢史、專題史中都有關於秦俑的論述。但是，毋庸諱言，這些敘述，一是較簡，二是較淺。秦俑的研究目前還集中在部分考古和文博工作者以及少數美術史研究者中間。曆史學家和其他一些專門學者除了少數幾位外，多數人還未來得及對它伸出研究的筆觸。這樣，既影響了對秦俑的深入研究，也影響了各學科自身的開拓。這就說明了，秦俑衝擊波的輻射，目前在研究領域的各門類中還未產生巨大能量，隻是在淺部的震動。雖然近幾年這種狀況有了改變，但是並不理想。
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曆史遺址，它的內涵必然是十分豐富的。秦史的資料，從文獻看，在秦時有《秦紀》，它記事始於公元前753年，比《春秋》還早31年。但它散失於魏晉以後，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參考了《秦紀》以及《戰國策》、《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文獻，並參以自己南遊江淮、北涉汶泗、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西至空峒，適北邊自直道歸的親身經曆。但現在我們用來治秦史，已深感不足。這不僅是材料上的原因，也是方法上的不同。曆史是已經過去的時間、空間，它是立體的三維結構。過去史學家所進行的平麵的甚至直線的史事敘述，已經很不夠了。要建設一套全新的秦史體係，要探索秦學術史的軌跡，就要運用新的史學方法對文獻和考古材料綜合研究。秦始皇帝陵的埋藏無疑是一代文化的集中體現。隨著秦陵考古及秦俑的研究，這些遺址及文物已經向我們傳遞了許多曆史及學術信息。
第一，中國科學技術中的燦爛篇章。科學技術是社會生產力。一個時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高低，標誌著這個時期社會文明發展的高度。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秦俑坑中出土的文物向現代人傳遞了古代的科技信息，使進入到計算機時代的現代人有時也為之目瞪口呆。標準化是機械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是隨著機械製造而發展的對產品的更高要求，它既是機械製造業發達起來的標誌，也對機械製造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產品係列化，各部件具有互換性。戰國時期，荀子便提出了“型範正”的要求。秦代則把標準化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工律》中要求“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長、廣亦必等”。而秦俑坑中的文物，大體符合這個要求。這是個有啟發性的例證，它說明了秦代不但在實踐中重視了這個問題，而且從理論上已經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了。它對提高工效，節約原材料，促進生產的發展，都是有重要意義的。秦代兵器，秦陵銅車馬的高度創造技術，同這點是不能沒有關係的。金屬加工的驚人技術，使人總覺得秦代是有簡單機械的。青銅兵器的刃部磨紋細密，紋理規正，光潔鋥亮，其光潔度為7左右，而有些劍、戈、矛的光潔度可達9-10。秦銅車馬的金屬加工，有些焊接專家也認為“它與現代工程結構相似，結構複雜，設計合理”，“掌握了極其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藝”。沉睡在地下兩千餘年，“腐蝕深度不超過1000A（°1A°=10-8cm）”，至今“綜合機械性能尚好”。在世界冶金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的青銅防鏽技術，是秦俑兵器中經常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奇跡。經過科學工作者用金相檢查、電子探針和質子X光熒光分析，這些兵器上有一層厚約1/100mm的氧化膜，其中含鉻2%。這層含鉻氧化膜，起著防鏽作用，使這些兵器曆兩千年而仍然燦燦有光。這是偶然現象嗎？不，這完全是一種有意識的人為活動。因為在秦俑坑的兵器中這種現象是普遍現象，另一方麵，在距其時代不遠的滿城西漢墓中的鏃的防鏽，也是采用這種方法。而西方國家采用這種方法防鏽的專利權在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有人說因為這一點世界冶金史要重新來寫雖然過分，但它確實是為世界冶金史增添了新的材料，使世界冶金史在公元前2世紀的篇章中有了新的一節內容，因為它不鏽而不朽。可惜的是，漢以後這種方法似乎失傳了，專利權旁落他國。我們祖國因此而失落了多少專利權？秦陵文物在青銅鑄造工藝中除了繼承殷周以來的方法外，在鑄接中采用的紅套法，則是使後人驚異的發明。銅車馬的車輻與轂的鑄接就是采用這種方法。它“利用青銅熱膨脹係數較大的特點”，在安接時，僅加熱轂，待轂上的槽大於輻的榫頭時，將輻的榫頭放在槽內，冷卻後，將輻緊收於槽內。銅車馬被壓兩千餘年，在修複中發現僅有兩根輻條沒有套緊，“說明當時掌握的紅套技術已相當高明”。這樣，我們便可以理解秦時“收天下兵，聚之鹹陽，銷以為钜重眒。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不是無稽之談。它正是在具有較高冶煉技巧的條件下，反映出秦始皇帝好大的個人性格和時代風尚。陶俑陶馬的製作和燒成，更充分地顯示了秦代陶業的發達和陶藝的精湛。我國製陶技術源遠流長，從遼西女神到大地灣原始雕塑算起已五六千年了。到秦代可以說是集大成了。如果說前代還以秀巧玲瓏為工的話，秦代則以厚重碩大為能了。五角陶水道、大型陶井圈，直到等同原物的陶人陶馬，無一不顯示出這個時代的時代意識。但這是以純熟的技巧和高超的工藝為前提的。即使在當前現有的藝術水平科技生產的條件下，製成一件陶俑，也需兩個月的日日夜夜的奮戰。我們現在麵對這些視之色如青石，扣之聲如磬玉的陶俑，自然會讚歎它的空前燒製技藝。陶俑身上原來所敷的十餘種顏色，至今鮮豔如新。礦物顏料，配方科學，即以紅色論，就有朱紅、玫瑰紅、粉紅、橘紅、紫紅各色；藍色有深藍、孔雀藍；赭石色則有赭石、熟褐。這些不同深淺的顏色，恰如其分地敷於陶俑、陶馬的發膚衣飾，使其栩栩如生，形成俑坑中的冷調色彩。很顯然，從金屬加工、冶鑄、焊接、防鏽到陶器製作及顏料配方這一係列的狀況看，充分說明了秦代科學技術的發達水平。它對後代的科學技術必然產生有效的推動和影響。就連西方公正的科學家也認為，“沒有中國的古代文明，就沒有西方現代的科技文化的發展”。我國從漢代以後儒家獨尊，萬家匿聲，重倫理而輕科學，崇人事而貶自然。誦五經的華兗朝服，史書有傳；探科學者顛沛流離，行狀無書。史書中於科技則零星片斷，即有科學著述，不是像華佗焚書，也是傳之不永。所以，過去通史中關於曆代科技史的章節往往十分缺略。現在，有許多有識之史家，從考古中探研祖國科技，這是一條寬廣的大道。秦代科技自然應從這裏追索。它必然是一群十分奪目的群星。
第二，中國文化藝術史的光輝裏程。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惡聲流布以來，人們不由得對秦代的文化藝術領域作出過低的估計，甚至認為是一片沙漠。曆史是有偶然性的。“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麵那些人物的這樣一種‘偶然情況’。”但是，“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它偶然性所補償”。焚書坑儒實際上是打擊不同政見者的一種妄圖愚民的一個激烈的措施。但是，“黔首不愚爾益愚”。曆史的長河在這裏受阻拐了彎後又浩蕩流去。僅僅十五年頭的秦王朝，在文化藝術上自有其閃光的一章。文學散文有李斯的《諫逐客書》，汪洋恣肆，為一代佳作；詩歌有《祠水神歌》，詞句明快，音節和諧，《長城之歌》悲憤哀戚，直發胸臆。這些都為漢代樂府開了先河。繪畫見於鹹陽宮殿。秦始皇帝陵的跽坐俑、文官俑、百戲俑、水禽坑中的樂舞俑，千姿百態，秦兵馬俑雕塑更為一代之雄。關於秦俑雕塑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已有許多美術界的行家多所論述。這種藝術，正像馬克思評價希臘藝術的價值一樣，經過兩千多年，它們“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麵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秦代的雕塑工匠，把情感注入泥土。這是寫實的藝術群雕，它再現了秦代軍隊的場麵，從人物的性格中，反映出了秦代社會的矛盾和殘酷的階級壓迫，反映了人民的怨憤和悲戚。正是因此，秦陵各式陶俑及秦兵馬俑的價值就不僅在於它的美學價值，同時也在於它的認識價值。在這“時間的足跡，空間的文明”中，人們認識著秦代的曆史，認識秦代的藝術學，同時使這種認識向更高層次發展。醞釀著反封建的曆史反思。這便是這一批秦代藝術的不朽價值。在文字上，秦統一了文字，秦小篆成為官方的範本。出現了李斯、趙高、胡毋敬這樣的書法家。這種文字統一的措施，有類於一次文字上的改革，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混亂現象有所改變。雖然秦篆“規行矩步、嚴謹刻板、甚至是精確的等距離的空間計算，把生命的躍動與活力一掃而空”，不如周金文的圓潤飽滿，氣勢磅礴，亦不如戰國金文的“靈動多變，豐富多彩”，這是時代的矛盾。作為書法藝術，它自有其特殊的韻味，它對發展祖國文化是有促進作用的。蘇軾也認為“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而“施之於徒隸”的隸書，產生於草篆，使用於民，具有廣泛的市場和強大的生命力。由此而起直啟漢隸，迄今傳之不衰。即使從書法角度看，無論是睡虎地、裏耶秦簡的隸字還是秦鹹陽、秦陵、秦俑坑出土的陶文，古樸蒼勁，富於變化，也是書法藝術中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是書法史上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