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舒眉記錄整理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了三十年之後，中國走到了轉型的重要時刻。
這場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既在於要破除既得利益者設置的障礙，也在於要創造一個能吸引人才的環境。
蘇聯誤區
1959年蘇聯製定一個計劃，要十五年趕上美國。製定之後他們發現GDP總量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增加。經濟模式的轉變，最早這個說法是蘇聯人提出的。在20世紀60年代，蘇聯提出來要真正趕上美國，就要實現增長方式的改變。
這是因為，1959年蘇聯製定一個計劃，要十五年趕上美國。製定之後他們發現GDP總量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增加。
GDP的增長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增加更多的資源投入，另外一個來源是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這是可以推算出來的。蘇聯的增長率確實比美國高，但主要依靠資源的大量投入，而美國和西方國家在19世紀後期第二次產業革命時，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
第一種依靠資源的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的增長叫外延增長或者叫粗放增長。這個粗放和外延，是中國人的翻譯，從資本論得來的概念。另外一種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我們開始的翻譯叫內涵，後來通常的翻譯叫集約。
中國一直沿用著這種靠投入來增長的方式，這種增長方式造成了很大很嚴重的問題，以至到了“文化大革命”經濟和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所以“文革”一結束，就提出來要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是為了解決這種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結果。
20世紀70年代末期調了一次，1981年又調了一次——就是恢複農業、加速輕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降低重工業發展速度這樣來調結構。但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調一次過些時間又回去了。1982年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總理的報告裏麵，就提出了一個十點方針，其中有一點要把中國的經濟發展轉到效益提高的基礎上，那時候不大用“效率”，用“效益”，意思是一樣的。接著，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製定了一個計劃，到2000年，GDP翻兩番。那句話有一個前提： 在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2000年，翻兩番超額實現了。但前提沒有實現，而且這個問題就愈演愈烈了，因此“九五”計劃裏又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根本轉變是從粗放的經濟增長，到集約的經濟增長的轉變。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基礎，就是體製的轉變。從計劃經濟體製到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變，要實現這兩個根本轉變。
“九五”計劃有沒有進展？到2000年有一點進展，可是到了“十五”計劃，情況不好，逆轉了。“十五”計劃的特點，21世紀一上來就加速了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可以提高經濟效率的做法，但是這裏麵有一個因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從農民那裏拿來的土地，大量投資。一個是搞形象工程，另外是搞政績工程，搞大項目。當時整個增長方式就往回走了，又提出來要按照蘇聯斯大林那套方法走，幾乎所有的省都提出來中國進入一個重化、重工業化的時代。
東亞危機
在這些條件下，窮國補貼富國，依然是對窮國有利。但條件變化後，就有點做冤大頭了，而且會引發資產負債表危機。“十五”計劃中間還發生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用了蘇聯這一套增長的模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改革開放以後好像沒有上世紀50年代那麼嚴重。
為什麼呢？我們用了一個辦法。靠投資來拉動增長，所以GDP中投資的比重越來越高。投資率決定了增長率，投資率越高增長率越高。同時，消費在GDP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這樣，產能越來越高，但是最終需求不足。在馬克思那裏就說這造成一個經濟問題，就是經濟危機，需求不足造成的蕭條。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能支持，沒有發生大問題呢？因為我們學了東亞國家的經驗，出口導向。靠淨出口補充國內需求的不足。
日本、韓國……東亞國家都是這麼做的。但這種政策在持續十年、二十年後，無一例外都出了問題，金融出了問題，就是貨幣超發。因為你成功地執行這種出口導向政策的結果，就會是外彙儲備過多，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泡沫生成。特別是資產泡沫生成，如果超發的貨幣都跑到資產市場上去了，股票、房地產、收藏品、黃金暴漲，泡沫碰到一個衝擊就破滅，整個經濟體係就出現了所謂資產負債表危機。
所以，當一個國家實行這個政策很成功，而資源的限製越來越重，大量貨幣積累的情況下就要考慮轉變，轉變出口導向的政策。這裏說的調整政策，是減少淨出口（也就是進出口之差），不是減少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