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早來到天安門的眾多賓客中，有從西藏來的阿沛和班禪，他們的心情十分激動，又有點緊張。
熟知中國曆史的毛澤東，當然明白西藏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西藏問題上，也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班禪閃著那雙明亮而聰慧的眼睛，並不住地點點頭。
數十萬歡樂的隊伍都忘了自己置身於風雨中，同時高舉起紅旗，搖動著鮮花。
突然，天空響起了飛機的聲音。
天空仍然下著細雨。這絲毫沒有減弱人們的情趣。
西藏活佛來到天安門城樓
新生的共和國在一個又一個的偉大成就中，迎來了第二個“五一”勞動節。
五月的北京，正是春光明媚，陽光燦爛，樹木蔥鬱，鮮花盛開的美好季節。
“五一”節這一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彩旗如林，萬民歡呼，歡聲如潮。
北京各界幾十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滿懷著喜悅的心情，歡欣鼓舞地慶祝自己的節日。
天安門城樓上，又是裝飾一新，隻見紅燈高掛，紅旗飛舞，黨和國家許多領導人早早地來到了城樓上，興高采烈地看著沸騰的廣場。
他們當中有開國元勳，有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還有一些兄弟國家的領導人。
在早早來到天安門的眾多賓客中，有從西藏來的阿沛和班禪。
阿沛由進藏部隊司令員張國華將軍陪同，班禪由進藏部隊副政治委員範明將軍陪同。
他們沒有上城樓，而是在城樓下的一間不大的休息室裏，等候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他們的心情十分激動，又有點緊張。
此時，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進進出出，忙於與各方聯係。但是，當時一切活動和安排都要聽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和禮賓司司長餘心清的安排。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春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從西康、青海、雲南、新疆等四個方麵，多路向藏進軍。
中央人民政府本來希望實現西藏的和平解放，多次要求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團，到北京商談有關事宜。
可是，當時以攝政王達紮為首的極少數西藏分裂主義分子，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和縱容下，頑固地拒絕和平談判。
不僅如此，他們還不自量力地要與強大的人民解放軍進行一番軍事較量，調集兵力在金沙江一線布防。
人民解放軍發起了昌都戰役。戰鬥結果，原噶廈政府經營幾十年的防線一夜之間就被突破，藏軍主力也被消滅。昌都得到解放。從此，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
在西藏僧俗人民的一片反對聲中，達紮被迫下台。年僅14歲的達賴喇嘛提前四年執政。
1951年4月，達賴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和談代表團，前來北京。與此同時，十世班禪及其行轅的主要官員也到達北京。
毛澤東對這次談判十分關心和重視。他親自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並由周恩來和李維漢具體負責實施。
周恩來當時任中央人民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李維漢當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和談時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
李維漢看上去隻是一個部長的職務，但他與毛澤東的關係非同尋常。他們是同學同鄉，又是老戰友、老朋友，早在學生時代，就共同創辦新民學會，私交甚好。
這次談判開始前，毛澤東風趣地對周恩來和李維漢說：
“我不懂藏話，漢話也說不好（指湖南口音重），雖不能說相貌醜陋，但也不太招人喜歡，不像二位，一表人才，風度翩翩。我是青衣，隻能演老夫人，偶爾出出場。你們是花旦，可以扮紅娘。這次西藏的客人，就由你們二人出麵接待。少奇也同意我的意見。一定要在各方麵照顧好，讓他們感受到祖國的溫暖，而不要覺得到了北京，受了冷落和委屈。”
熟知中國曆史的毛澤東，當然明白西藏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西藏問題上，也就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當時西藏最緊迫的問題，不是進行社會製度的改革，而是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正確處理好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關係，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與此同時，也要消除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消除曆代反動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壓迫、民族歧視所造成的消極後果。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為核心內容的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不斷促進西藏的社會進步和發展。
二是要做到公平合理地解決好曆史遺留問題，要促進西藏民族內部達賴與班禪之間的團結。
毛澤東對以上兩個曆史問題，都站在曆史的高度，作了許多具體的指示。這些指示，也就成為了這次談判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針。
在接見和談判之前，還存在著這樣一個曆史問題：
由於清朝政府的錯誤政策和英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導致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的關係失和。九世班禪被迫流亡內地，最後在青海圓寂。從此，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廈政府同班禪領導的堪布會議廳之間，產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閡。
解放後，特別是在準備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和談期間，他們互相戒備。十分注意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對自己和對對方的態度。擔心中央對哪一方有親有疏，有厚有薄，偏袒了哪一方。
班禪方擔心中央為了爭取達賴，為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犧牲了他們的利益。噶廈政府則擔心中央拿班禪與達賴抗衡，削弱達賴的影響。
為了促成和談的早日進行，中央人民政府原來決定阿沛一行經重慶乘飛機直飛北京。但周恩來經過慎重考慮，指示他們先飛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車到北京，並決定親自到前門車站迎接，同時建議班禪一行，也走同樣的路線，從西安乘火車往北京，周恩來同樣前往車站迎接。
班禪和作為達賴代表的阿沛到京後，毛澤東決定接見他們，指示有關方麵作出具體周到的安排。
然而，怎麼接見，先見誰，後見誰，又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阿沛是達賴喇嘛親自指派的代表，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毛澤東理應接見。
但班禪是西藏的另一活佛。在舊中國，他遭到了種種艱辛和屈辱，有家不能歸，流落他鄉。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他們應當得到更多的溫暖和關照。
在這種情況下，先見哪一方麵都不好，都容易產生誤會。況且，當時雙方還未見麵。
最後，周恩來向毛澤東、黨中央建議，在全國人民歡慶國際“五一”勞動節的時候，在天安門城樓同時接見。
周恩來的這一建議得到毛澤東的讚賞和肯定。
當阿沛和班禪在休息室等待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時，禮賓司司長餘心清大約在上午9點40分鍾左右走進了休息室，請阿沛和班禪等人到城樓上見毛澤東主席。他還對李維漢說：“我們安排主席在大會開始後，在城樓接見西藏客人，而不是在休息室。”
餘心清雖然是位民主人士，但與共產黨長期合作。他精明能幹，辦事能力強，被稱為共和國第一位禮賓專家。
當他看到有的陪同人員臉上露出茫然不解的表情時，他不無得意地解釋說：“這是最好的時間，最好的地點。”
後來的事實說明，這位禮賓專家的這一精心安排，是非常有意義的。
上午10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熱烈的歡呼聲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長彭真宣布大會開始。
很快，餘心清通知李維漢：“請客人去吧。”
在這位禮賓司司長的引導下，阿沛、班禪去見毛澤東。
在城樓上眾多的領導人和貴賓中，這兩位來自西藏的客人特別引人注目。
阿沛身穿藏袍，頭戴禮帽，腳蹬皮靴。他是辛亥革命的同齡人，這一年正好40歲，正值盛年。
阿沛是西藏噶廈政府的噶倫，領三品銜。按照西藏的規定和風俗，他要留長發，挽成發髻，藏語叫“巴角”，發髻上係一個黃金鑄造的小護身符，藏語叫“呷烏”。按官階大小，要佩帶不同的“呷烏”，還要戴上有紅纓的黃緞噶帽。
阿沛本來是這樣一身來到北京。但是，來到北京後，他覺得這樣一身打扮顯得太陳舊，與解放後的北京的風格很不協調。所以在見毛澤東主席的前夕，他毅然摘去黃金“呷烏”剪掉長辮，留成分頭。
從這可以看出，阿沛雖然來自西藏，但他卻是一個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此舉卻引起了一場小風波。他和談成功回到拉薩後，遭到守舊派的激烈反對和攻擊。
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班禪，這時才13歲，在一般人的眼中，他還是一個孩子。他滿臉稚氣，在城樓上一批飽經戰爭風霜和革命烽火鍛煉的共和國領導人麵前，更加顯得年幼，表情也有點拘謹和緊張。
然而，他畢竟不是一個一般的孩子。活佛這個特殊的身份，使他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懂得禮儀，見過世麵。加上高原上特有的體魄，又使他的身材比同齡人長得高一些，沉穩一些。
他穿的是一身黃色緞子藏袍。顯得莊重而瀟灑，給人一種飄逸不凡的感覺。
當阿沛和班禪見毛澤東主席時，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又好奇的目光。
阿沛和班禪向毛澤東主席獻上了潔白的哈達。
毛澤東高興地接過哈達，舉起手，輕輕地揮動著，滿臉笑容地讓周圍其他領導人看。當時，城樓上不少領導人也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哈達。
毛澤東先對阿沛和張國華說：
“你們要好好談，有什麼問題都擺在桌子上，可以爭論，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裏的事要商量著辦。要談出團結，談出進步來。”
毛澤東又囑托說：“祝你們談判順利，取得成功，祝你們在北京生活得愉快。”
班禪在向毛澤東主席獻上哈達後，又雙手合十，虔誠地為這位共和國主席祝福。
見到班禪的這一舉動，毛澤東高興地向班禪表示感謝，又慈祥地對他說：
“很久以來，在中國的曆史中，西藏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過去清朝政府對國內各少數民族實行了羈縻政策，這是反動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維護了我們的國家的統一，使西藏沒有被帝國主義霸占去，這一點還是應該肯定的。”
這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幾十萬群眾開始了遊行，歡呼聲、口號聲，在廣場上空回蕩著。但毛澤東依舊非常認真而又親切地同班禪交談。通過翻譯不斷地問：“我講的話，你能聽懂嗎？”
小班禪閃著那雙明亮而聰慧的眼睛，並不住地點點頭。
毛澤東勉勵他，要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貢獻。
班禪又點點頭，表示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
毛澤東又親切地說：
“要搞好團結，國內各民族要團結，西藏內部也要團結。要與達賴喇嘛搞好團結。你可以給達賴發電報。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主張和平解放西藏，保護寺廟，保護宗教信仰自由。”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阿沛和班禪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開始了20多天的談判。
談判結果，達成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濟深，政務院副總理陳雲的主持下，舉行了隆重的簽字儀式。
當天下午，毛澤東即召見李維漢和張國華等領導人，聽取關於談判問題的彙報。
在聽取彙報時，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哇，你們辦了一件大事。下一步要實現這個協議，還要靠我們繼續努力。”
在聽取彙報後，毛澤東還就西藏工作做出了具體指示，要求在西藏碰到任何問題時，首先要考慮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要慎重穩進。
5月24日下午，毛澤東在懷仁堂又一次接見阿沛等和談代表一行和班禪一行。
當晚，毛澤東又舉行盛大宴會，慶祝代表團的和談成功。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幾乎全部出席。
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清朝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後才達到的。這種團結是兄弟般的團結，不是一方麵壓迫另一方麵。這種團結是各方麵共同努力的結果。今天，在這一團結的基礎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麵，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麵，得到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講完話，懷仁堂裏，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同年10月至12月，人民解放軍分四路先後到達高原雪域的拉薩城和江孜、日喀則、亞東、阿裏等邊防重地，把五星紅旗插上了喜馬拉雅山麓。
至此，全國大陸全部解放。
新中國第四個“五一”勞動節
春風拂拂溫酥，春雨瀟瀟灑灑，大自然美麗的春景點綴著北京這座共和國的首都。
1953年的5月，人民共和國迎來了第四個“五一”勞動節。
5月1日一大早，從街道、廠礦、學校、機關、軍營走出了一隊隊歡樂的人群，從四麵八方走向同一個目標，彙聚到莊嚴的天安門廣場。
微風細雨，把京城的路麵淋個濕漉漉的，也把人們的衣服淋個濕透。但每一個人那張歡樂的臉，就如同開在春天的一朵鮮花。
在京城的大街上，參加天安門慶祝活動的人們打著紅旗，舉著標語牌，邁著堅定整齊的步伐，昂首闊步，來到了天安門廣場。
早來到天安門的群眾隊伍，在廣場上圍成了無數的圓圈，縱情地伴著雨聲跳舞。
有些少女們和兒童隊員們，都用自己頭巾和手帕，蒙著鮮花，包著白鴿，手舞足蹈地狂歌狂舞。
天安門廣場，今天則披上了節日的盛裝，顯得格外莊嚴壯麗。
在天安門城樓上，則掛著毛澤東主席的大幅畫像。
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東南西邊，還有過去遺留下來的紅牆。今天，在廣場南邊的紅牆上，矗立著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
鄰近廣場的高大建築物上，懸著巨大五角紅星，經過春雨的淋洗，五角紅星顯得更加鮮豔奪目。
麵對天安門的廣場正麵，整齊地排列著少年兒童隊員。在他們的後麵，則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直屬機關的工作人員的隊伍。
從全國各地和許多國家前來參加觀禮的人們，站滿了天安門城樓前的觀禮台，更增加了會場的隆重氣氛。
上午10時，在“東方紅”嘹亮樂聲和歌聲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登臨天安門城樓的主席台。
與毛澤東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主席台的其他領導人，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劉少奇、李濟深、張瀾、高崗，秘書長林伯渠，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董必武、黃炎培、鄧小平，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叔通和北京市市長彭真。
除以上人員外，在天安門主席台上的還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的首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首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在京委員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
當毛澤東主席與其他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主席台時，天安門廣場上頓時沸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