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站在國旗下，他們激動興奮而又驕傲自豪。
史國良一見到謝輝，便“哇”地一聲哭開了。
部隊回到營地後，情況就不對勁了。
還有一件事也與交通有關。
前任擎旗手曲衍濤和護旗手王炳乾、王浩還同筆者講過一件令他們十分氣憤的事情。
就在這時，河北邯鄲籍戰士韓衛軍的母親病逝。
現在，離別的時候到了，謝輝知道，這小夥子心頭有千言萬語要述說。
草原男子漢的驚人之舉
歲月悠悠，時光匆匆。國旗班及國旗護衛隊的官兵，換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茬又一茬，他們在神聖的天安門廣場建功立業，奉獻自己的青春和一腔熱血。
有人說，軍人是機械的，呆板的，不懂什麼感情。
但我要說，國旗衛士是有血有肉的年輕人，他們有火熱的心，有崇高遠大的理想，更有蘊積在心的豐富感情。他們熱愛祖國，熱愛國旗。
他們眷念家庭和親情，雖然有時心有餘而力不足，但那份愧疚足以撼天動地。
年長的軍官，有的已經築起了愛的小巢，夫妻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年輕的士兵，也憧憬著未來美麗的愛情。
剛剛站在國旗下，他們激動興奮而又驕傲自豪。離別時，幾步一回頭，夢裏魂牽。
國旗衛士用他們的青春和熱血，譜寫了一曲曲動人心弦的奉獻者之歌，留下了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
寫到這裏，當代軍旅詩人郭小川的著名詩句又湧上心頭：
戰士自有戰士的性格，不畏流言，不怕欺詐。
戰士自有戰士的愛情，心美如畫，忠貞不渝。
在筆者對國旗護衛隊戰士的多次采訪中，每次問到戰士們最感光榮和榮耀的是什麼時，幾乎所有戰士的回答都是：“成為國旗護衛隊的一員，升降祖國第一旗。”
成為光榮的國旗衛士，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情。為了當好國旗衛士，他們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也心甘。
沒有對五星紅旗的一腔深情，是很難達到這種程度的。
史國良是一名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戰士。1994年到國旗護衛隊強化訓練時，因胃病發作，多次被命令休息。所以，訓練結束時，史國良的動作協調性不行，不能達到擔負升降旗任務的要求。按照慣例，指導員謝輝找他談話，準備讓他回到原來的中隊，從他的動作和素質，在別的中隊，他可以成為一名標兵。
“我不去！”沒有別的話，任憑謝輝怎樣做工作，史國良始終隻回答這三個字。
最後，部隊隻能采取最後一招，下命令要求史國良調離，因為這也是為戰士的前途考慮，的確是出於對他的愛護和幫助。
史國良含著眼淚回到了原來的中隊。
到了那兒，史國良總覺得心裏空蕩蕩的，似乎沒有了寄托，他幾次利用休息時間悄悄地跑到廣場上，去觀看戰友們護衛國旗的英姿，去仰望那團飄揚在天安門上空的似火紅雲。每一次都是哭著鼻子回到營房。
“不行，我一定要回到國旗護衛隊去！”史國良暗暗地下了決心。但幾次和中隊領導申請，都沒有得到許可。
終於，這位來自草原的男子漢做出了驚人的舉動：宣布絕食，不回到國旗護衛隊誓不罷休。
中隊的領導被史國良的真情打動了，他們又主動跟國旗護衛隊指導員謝輝聯係，要求他前去做工作。
史國良一見到謝輝，便“哇”地一聲哭開了。謝輝說：“小史，部隊可是有紀律的，不能不吃飯，有什麼問題可以商量，讓你回這兒來，也是為了不耽誤你在部隊的學習和進步。”
“我知道，指導員。”史國良一邊哭一邊說：“但我還是願意回到國旗護衛隊。我求你了，指導員，你讓我回去，我願意為國旗做點事情。如果動作不合格，我可以不參加升降旗，你讓我給護衛隊員們擦三年升旗的專用皮靴，行不行？”
謝輝聽了之後，被這位戰士的一往深情感動，他請示了部隊首長之後，又把史國良帶回了國旗護衛隊。
回到護衛隊後，史國良加倍訓練，以頑強的毅力補上了訓練這一課，最終成為一名合格的國旗衛士。
回到營房，戰士們都哭了
那是90年代的某一天淩晨，國旗護衛隊在預定的時刻，按時舉行升降旗儀式。
像往常一樣，戰士們雄糾糾、氣昂昂地邁著齊步走過金水橋。當邁上長安街時，剛下達完“正步――走”的口令。這時，指揮員的對講機中突然傳來急促的聲音：
“日本首相海部俊樹的國賓車隊正以200公裏/小時的速度從東長安街駛來，安全保衛規劃時，沒有考慮到每天升旗時長安街要中斷交通這一因素，現在情況緊急，隻能讓國賓車隊先過。”
指揮員思忖片刻，果斷地下達命令：“原地踏步――走。”這種情況從來沒出現過，許多正在專心踏正步的戰士差點沒有反應過來，幸虧這支隊伍是訓練有素的。頓時，戰士們依舊保持整齊的隊形，一邊踏步，一邊緩慢地向南移動。
伴著威嚴的警笛聲，海部俊樹的國賓車隊如箭一般從長安街駛過去了。戰士們恢複正步，精神抖摟地圓滿完成了這次升旗任務。
部隊回到營地後，情況就不對勁了。
戰士們聽說剛才是為日本首相讓了步，立刻群情激憤。這個說：“我們護衛的是五星紅旗，怎麼能讓他先過呢！”那個說：“我們要給首長寫信，這樣的決定簡直有損國家的尊嚴。”指導員謝輝向戰士們做了大量的解釋工作，很多戰士依然不通，不少戰士還委屈地哭了。
其實，當時的確是由於情況緊急。因為由20多輛車組成的國賓車隊的車速達200公裏/小時，當時車隊由東向西已經駛至東單路口，如果突然下達停車的命令，就會釀成國賓車隊一輛接一輛地相撞，造成一起外交接待上的特大事故。在那種情況下，指揮員隻能命令讓國賓隊先行。但這些血氣方剛的戰士對這一事件所流露出來的真情，的確讓人感動。
還有一件事也與交通有關。
現在每天升降旗的情況是這樣的。國旗護衛隊從天安門城樓出發時，長安街東西間的紅綠燈都亮起紅燈，交警也會示意正在行駛中的車輛停下來，等威嚴的方隊穿過長安街到達天安門廣場國旗基座時，長安街與廣場上的所有行人要肅立，但是，長安街上的車輛照常行駛，不專門停下來表示敬意。升降旗部隊從天安門廣場走回天安門城樓時，交通情況也是如此。
國旗護衛隊的戰士對此很有意見。李炳濤等人還專門給北京市交警部門寫過信，要求重新考慮升旗時長安街上禁行的問題，但情況沒有變化。他說，這個問題從進入護衛隊起一直縈繞在心頭，他和所有的戰士都認為，既然五星紅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國旗法》中也明確規定“在國旗升起的過程中，參加者應當麵向國旗，肅立致敬”，那麼，在國旗升起的過程中，長安街上的車輛也應該停下來，向國旗致敬，要不然，嘈雜的馬達聲多少都影響著升降旗儀式的嚴肅性。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和擔負天安門地區交通指揮的警察交換過意見，他們表示也想像李炳濤戰士所說的那麼做，對國旗衛士的心情表示理解和敬佩，但實際做起來有難度。長安街是北京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車流日夜不停。每天的天安門廣場升降旗儀式從護衛隊走出城樓到走進城樓，大約要9分鍾的時間，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全部要求車輛禁行，整個交通秩序就會亂得不成樣子，在長安街的車輛最起碼可以堵到通縣。
從這些細小的事情，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五星紅旗在國旗護衛隊戰士心目中的地位，任何有損國旗的事，他們都不能接受。
前任擎旗手曲衍濤和護旗手王炳乾、王浩還同筆者講過一件令他們十分氣憤的事情。每天升降的國旗存在端門南側的一個鐵皮大棚內，和偉人畫像放在一起。每天升旗前，曲衍濤他們三人先去大棚處，打開旗庫的小門，從旗櫃中取出國旗。降旗後，又小心翼翼地將國旗放入大棚內的旗櫃中。大棚外邊有一處“屋簷”，原來是用來臨時存放車輛用的。後來，在天安門地區搞衛生的兩名清潔工卻把屋簷下變成了他們撿破爛的貯藏地：廢紙、易拉罐、塑料瓶等堆得滿地皆是，而且經常堵住旗庫的小鐵門。於是，每天早晨，曲衍濤他們去取國旗的時候，都要把那堆破爛給挪得遠遠的，在他們心目中，即使是隔了兩道門，這些破爛也不能挨在神聖的國旗邊上。但是，每次降旗回來存放時，他們看見門口又堆了一攤破爛。
終於有一天，他們忍無可忍地對那兩位清潔工說：“你們是不是隻知道賺錢？這裏是什麼地方，你們應該知道，你們這樣做汙辱了國旗。”
然後，他們三人氣呼呼地將國旗扛回了國旗護衛隊連部，小心存放起來。
在國旗衛士的心目中，五星紅旗就是這樣的神聖。
放在母親墳前的升旗照片
1991年4月，國旗護衛隊籌建之時，所有的人員都投入了緊張的訓練。為了保證5月1日能夠采用新的升旗儀式。原國旗班的戰士和從武警北京總隊抽調的40多名戰士接受了被稱為“空前絕後”的苦訓。戰士們也都把自己被選為國旗護衛隊員、每天參加在天安門舉行的升降旗儀式的消息告訴了家人。
就在這時，河北邯鄲籍戰士韓衛軍的母親病逝。韓衛軍的父親知道，隻要給部隊拍去電報，部隊肯定會讓韓衛軍回家的，但他也深知如果這樣，一個蘿卜一個坑的首支國旗護衛方隊的組建可能會受影響，而韓衛軍也有可能失去成為一名國旗衛士的機會。於是，韓衛軍的父親和其他親人忍著悲痛悄悄料理了後事。
直到了解到部隊人手稍緩時，韓衛軍才接到了家裏的電報。
部隊立即安排韓衛軍探家。
韓衛軍回到邯鄲，發現已經物是人非，慈愛的母親已遠離他而去，而且在最後的一刻，自己竟沒能守在身旁，想起幾個月的強化訓練中自己經曆的種種磨練，想著母親臨終前呼喚自己的名字的情形，韓衛軍淚流滿麵。
第二天，韓衛軍在親人的陪同下來到母親的墳前。他沒有按照農村的習俗給母親下跪磕頭，他說：“娘，兒因為有國家重任在肩，沒有給您送行，沒能盡到孝心。”然後，韓衛軍後退了20米，以國旗衛士訓練的標準軍姿，在母親的墳前踢了三趟正步。
沉浸在喪妻之痛中的韓衛軍的父親看著兒子挺拔偉岸的軍姿，看著兒子莊嚴凝重的神情，覺得眼前一亮，他知道，兒子在部隊變得懂事了。他流著淚，喃喃地對著墳堆兒說：“老伴，你睜開眼睛瞧瞧，你兒現在出息著哩！你就放心地去吧，兒子能精忠報國，就是盡了最大的孝心。”
踢完正步後，韓衛軍從挎包裏拿出一張自己身著升降旗禮服拍的照片，輕輕地敬放在母親的墳前。他說：“娘，兒這就得回部隊去，不能留下來陪您了，就讓這張照片陪在您的身旁，覺得孤單時，您可以跟我說會兒話。”
圍在邊上的鄉親們都被韓衛軍獨特的“祭奠儀式”打動了。他大伯說：“這國旗護衛隊還真不簡單哩，娃子參軍不到一年，就這麼出息。”
無情未必真豪傑。國旗護衛隊的官兵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但為了五星紅旗，他們不得不將這些純樸的感情深埋心底。
國旗衛士們的婚戀情
現任天安門武警支隊參謀長的董立敢，提起愛人和小孩，就有許多愧疚之感。他為自己沒能做一個稱職的丈夫和父親，而深感對不起妻兒。
董立敢是國旗班第一任班長，國旗班從誕生到成長，傾注了他滿腔的熱血。
他老家在安徽農村，1982年5月與同鄉民辦教師劉金榮結婚，由於國旗班事情多，董立敢很少能回家呆滿假期。繁重的家庭重擔全落在了妻子一個人肩上。
婆婆患有嚴重風濕病，大白天連門都不敢出，背駝成了弓形，小叔子又終日遊手好閑。為了撐起這個家，讓董立敢在部隊安心服役，她由教師成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婦女。12畝棉田，10畝麥地，全靠她一人勞作，尤其是到了農忙時節，家家戶戶都忙，拖著孩子的她，日子確實艱難，但劉金榮沒有埋怨，沒有拖董立敢的後腿。
董立敢能在部隊安心服役，取得的每一份成績與妻子的勤勞奉獻是分不開的。
國旗護衛隊前任隊長陳傑和前任指導員謝輝、現任隊長王金耀，可以說都是瀟灑、英俊、硬錚錚的漢子。幾年來，他們一心撲在自己的崗位上，他們的婚姻和愛情是與他們的事業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夫妻或者愛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