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7歲的陶維革，實現了他夢寐已久的宿願：當一名威武、雄壯的軍人。
有一天，陶維革和戰友們升完國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覺得腹部一陣劇烈的疼痛。
他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陶維革是貧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送完報表，陶維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直到他的親屬發現。
突然，3月9日上午11時許，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
杜指導員早就把他看上了
1995年3月17日黎明，這是共和國極普通的一個清晨。
淩晨5時，我匆匆地洗漱了一下，便趕到報社西門去與人民日報團委書記唐寧會合。今天，應一位素不相識的讀者的請求，我和唐寧要專程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並代這位讀者向五星紅旗敬禮。
他叫陶維革，是湖北黃岡地區（現稱黃州市）交通局食堂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他退伍前是武警天安門國旗班的一名戰士。而現在，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正在武漢市湖北地礦局職工醫院接受治療。
5時40分，我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
春寒料峭，那天的最低氣溫是零下8，但在天安門廣場國旗杆旁，早已聚集了來自祖國四麵八方的數千人，他們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遙望天安門城樓，所有的人都在靜靜等候那莊嚴、神聖而又激動人心的時刻。
望著天邊漸漸露出的魚肚白，我在心底默默地說：維革，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
陶維革，曾用名陶衛革，祖籍湖北黃岡。
1967年1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武昌縣寧港鄉林港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清貧的農家生活，鑄就了陶維革吃苦耐勞的品質。
1984年10月，17歲的陶維革，實現了他夢寐已久的宿願：當一名威武、雄壯的軍人。
10月底，他成了到首都北京的一名武警戰士。
到部隊後，陶維革和新戰友們一道，先來到武警北京總隊駐首都工人體育場新兵訓練二大隊參加集訓。
聽說新兵訓練結束後可以到天安門廣場去執勤、站哨，表現突出的還可以進國旗班，陶維革訓練的勁頭就甭提有多足了。
他自小就向往著去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看一看，瞧一瞧高大壯觀的天安門城樓、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還有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
陶維革後來這樣說：“能到天安門廣場站崗值勤，能成為一名國旗衛士，無論是對於自己，還是對於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無上光榮的。既然到了北京，有這樣的機會，就要刻苦訓練，實現自己到天安門廣場的願望。”
1985年1月底，三個月新兵集訓快要結束時，天安門警衛大隊副指導員杜東學來到新訓二大隊挑選戰士。由於陶維革軍事素質訓練比較好，訓練既刻苦認真又特別勤奮，人也顯得純樸忠厚，當時新兵訓練二大隊領導也想把他留下來，所以領導“有意安排”陶維革到工人體育場看台頂層去訓練。
其實，早在部隊會操和訓練抽查時，杜指導員就知道陶維革的表現情況，早就看上了他。陶維革當然也非常渴望去天安門廣場站崗放哨，於是他故意在看台頂上“偷偷”朝下看，杜指導員看見頂層有新戰士，便走上看台頂層，一看是陶維革，便當場拍板說：“這個戰士我要了。”
陶維革於是成了天安門警衛中隊的一名新戰士。
後來又經過幾次篩選，他終於進了國旗班。
在到國旗班的第一個晚上，陶維革急著給父母寫了來北京後的第一封信。
在信封表麵，他特別在北京中山公園警衛連後，寫上了“國旗班”三個醒目的大字。
在國旗下成長
到了國旗班，並不意味著就成了合格的國旗衛士。
陶維革他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愛國主義教育課。課後，警衛中隊領導帶領戰士參觀了國旗哨位、人民英雄紀念碑、革命曆史博物館。給他們講了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壓迫的奮鬥曆程。
麵對國旗，陶維革暗暗發誓：一定要保衛好五星紅旗，站好祖國第一哨。
他心想，能到北京當兵不容易，能進國旗班也不容易，而要成為一名升旗手就更不容易，應該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在床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貼上“護衛國旗、重於生命”幾個大字，作為信念和座右銘。
為了早日成為一名升旗手，陶維革進行了比別人更艱苦的訓練，自己經常“偷偷”增加訓練量，首先練“站功”，再練走功和拋旗、收旗功。
為了練好“走功”，陶維革和戰友們拉上五根25厘米高的繩，在腿上綁沙袋，踢腿與繩平行，擺臂與上衣第三衣扣同高，一步步走，一天天練。足尖繃直了。當時不覺得疼痛，後來發現趾甲往肉裏長，不得不做了拔趾甲手術。
談到訓練情況，陶維革曾經這樣對家裏人講：“盡管經常加班加點，訓練極為嚴格，站崗異常艱苦，可是當我們一走進廣場，走上那神聖的哨位，看見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高高飄揚的國旗，我們心裏就感到無比的充實，渾身上下便充滿了力量。”
1985年春節後的第一個早晨，陶維革參加了第一次升旗儀式。
第一次升旗的情況，陶維革是這樣回憶的：
那是1985年初春的一個早晨，我提前醒來，實際上幾乎一夜未合眼。因為班長昨天答應我：“明天由你升旗。”我當即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禮服用熨鬥燙了一遍又一遍。
“哢、哢、哢”，我和兩位戰友邁著有力的正步來到廣場。晨光中，已有數千雙眼睛盯著我們。
6時30分，我按動電鈕，國旗在國歌音樂聲中冉冉升起，我的心也隨著五星紅旗升上了天空。麵對旗杆，一股熱流在我周身奔湧。
升旗後回到營地，我的心仍在怦怦地跳動：今天的動作瀟灑嗎？利索嗎？明天還讓我升旗嗎？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偷偷地窺視著領導的表情。終於聽到排長和班長的對話聲音：“可以。”我高興得幾乎蹦了起來，從來沒有過比這更高興的事情。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從此，陶維革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為了共和國的尊嚴
陶維革一直患有嚴重的胃病，因執勤兵力緊，一個蘿卜一個坑，他一直沒顧上治療，每次病發時，他隻是吃幾片止痛片硬撐著。
1986年2月，老兵已經複員，新兵還沒補入，包括陶維革在內，國旗班當時隻有五個人，一個人要頂四個人來用。過度的疲勞加重了陶維革的病情。
陶維革雖然知道自己的胃病在加重，但當時他想的是，如果自己少站一班崗，別的戰友就會多站一班崗。為了不影響升旗，他就吃幾片去痛片抵擋一陣子。在國旗下，他曾經一天站了六班崗。即使這樣，陶維革隻要往國旗下一站，兩手的中指就從不離開褲縫線。
有一天，陶維革和戰友們升完國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覺得腹部一陣劇烈的疼痛，如有一把刀子在腹中攪動，翻江倒海，兩眼一陣陣發黑。酸水一股股往上湧。一會兒，他的臉色變蒼白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這時候，陶維革痛得想哼，但他不能哼；疼得想歇，但他不能歇。
領班員看他緊咬牙關，直冒虛汗，知道他的病又犯了，準備打電話讓人來替他，他堅決不肯。後來他說：“我當時站的地方非同一般，我是站在祖國第一旗下，有成千上萬雙眼睛注視著我，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影響祖國的形象。”
就這樣，他一聲不吭、紋絲不動，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著。直到兩小時後，戰友們來換哨才下崗。
換哨後，他硬挺著保持軍姿回到營房，倒在床上便暈了過去。
同班戰士見狀急忙打電話求救。一會兒，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和中隊幹部都趕到了，把他送往急救中心。
經診斷，他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急性穿孔，當時就做了手術。醫生說：“再晚一會兒，恐怕就有生命危險。”
手術後老大夫欽佩不已：“我從醫30多年，還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樣挺過來的，真是條硬漢子。”
事後，有記者采訪他時，小陶卻說：“我少上一班崗，戰友們就得多上一班崗。我想，能堅持就堅持吧，要是在別處站哨，我恐怕早就堅持不住了，是國旗和戰友給了我力量。”為此，支隊黨委給他榮記三等功一次，不久，陶維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維護祖國的尊嚴，陶維革的身上永遠留下了一條18.5厘米長的疤痕。
但陶維革在乎的卻是以後再不能站國旗哨了。出院的當夜他來到國旗哨前，久久地佇立在國旗下，望著五星紅旗良久不願意離去。
他對哨兵說：“我現在真羨慕你們，我最大的遺憾就是從今以後不能在國旗下站哨了。”
愛崗敬業的六年
1987年底，警衛支隊陳錦濤參謀長發現陶維革《隊列條例》背得好，政治素質比較高，又做了十二指腸手術，想照顧他去當通訊員。
但陶維革十分留戀國旗班這個大家庭，舍不得離開共同生活了幾年的戰友，隻好謊稱自己不會騎自行車。這是他在部隊第一次對領導沒講實話。
他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1988年底，領導曾經征求陶維革對去、留的意見，他當即表示希望與戰友們一起繼續升旗，保衛五星紅旗。年輕的班長、排長和戰友們也都舍不得他走，說老陶待人和藹，侃大山有趣，舍不得讓他走。
到1989年春節，陶維革已在部隊幹了五年。部隊領導又一次找他談話，準備安排他退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