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建築組的同誌正式向周總理寫出了報告，報告中涉及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外牆一律采用淡米黃色的假石麵牆，東門外廊柱柱身用艾葉青大理石，柱座采用東北紅大理石，東立麵兩側廊柱用假石，南、北、西三麵廊柱先用假石，以後換大理石，大禮堂天花板向台口傾斜，與舞台做成“水天一色”，大禮堂電聲係統要達到報告時分散擴音、演出時集中擴音的要求等。
2月16日，周總理由吳晗、梁思成、朱兆雪、張131和沈勃陪同，再次來到午門前審查大禮堂模型。周總理說：“把牆麵和頂棚相交處改成‘水天一色’比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還是應該有葵花瓣；原做的光環是齊的，能否改成波浪形，象征革命事業一浪高過一浪。大會堂外牆的顏色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讓大多數人都喜歡，做一個大一點的實樣，廣泛征求意見後，再確定顏色。”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吳晗副市長邀請清華大學建築係教師25人（女教師6人）、學生24人（女學生8人），在午門前觀看了外牆人造假石實樣和柱頭模型，並就顏色問題進行了討論，43人主張采用淡米黃略帶紅色的人造假石牆麵。
吳晗將討論的結果報告給周總理後，總理同意大會堂外牆用淡米黃稍帶紅色的人造假石。
彭真與大會堂大門
建造龐大恢宏的大會堂，需要大量的石料，而且又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所需數量。經過初步計算，需大理石24000多平方米，花崗石27000多平方米。這些石料不論是從選擇、開采、加工、運輸都是頗費腦筋的事。
整個大會堂建築的基座，有人主張用紅色花崗石，以表現新中國是以無產階級紅色政權為基礎。但到哪裏去尋找紅色花崗石呢？
正在人們一籌莫展犯難之時，有人送來了紅色花崗石樣品。
這真是喜從天降。
那是1959年1月底的一天，房山縣一個公社送來一份樣品，經過加工打磨以後，發現花崗石顏色非常好。於是，便將這塊三寸見方的花崗石樣品拿給周總理看，周總理看後也比較滿意，原則上選定了用這種花崗石做牆基外飾麵。
樣品雖好，但石源到底如何？大片的石頭質量怎樣？從開采、加工到運輸有什麼問題？趙鵬飛心裏沒有底。於是，他決定要親自去現場調查。
2月初的一天早晨，天空中紛紛揚揚地飄落著大雪，趙鵬飛和沈勃等人，不顧嚴寒，冒雪來到了房山縣這個送石樣的公社。
趙鵬飛等人來到公社，找到公社的負責人，說明來意後，公社負責人非常高興，便帶著趙鵬飛他們來到那個產石頭的大隊。
大隊長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年人，聽說是修建大會堂的人來看石樣，二話沒說，拿起一把钅郎頭，便帶著趙鵬飛他們上了村東頭的小山。
大隊長在一塊大的浮石前停住了腳步，指點著說：“送去的樣品，就是從山上一塊塊大的浮石上取下來的。”
趙鵬飛他們仔細地看了看這些浮石，發現每塊浮石隻有三四立方米，用钅郎頭敲開邊腳檢查發現，石質很不均勻。
趙鵬飛他們又看了這山周圍，連一條小路都沒有，心裏合計，從山上把大塊石料運到山下，都不是很簡單、很容易的事。
他們有些失望地下了山。
他們回到這個大隊，又發現許多農家中的院牆都是用這種紅色花崗石塊砌築的，待仔細察看時，驚異地發現，這些石塊上都有大塊的黑斑，趙鵬飛等人立時傻了眼。
原來，這種花崗石中含有大量的磁鐵礦，剛開采時，顏色發紅，但在空氣中氧化後，就變成了黑色，這樣的石料，根本不能用於大會堂這樣的建築。後來，基座花崗石改用了現在這種微帶黃色的花崗石。
我們在前麵的章節，曾經介紹過，沈勃、陳幹、程鬆茂在太原向彭真彙報大會堂設計情況時，彭真曾講了大門的重要，並要求采用中國自己的風格。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中，也特別注意了不采用西方建築廊柱等距離的辦法，而是將中間的三開間尺寸特別加寬。但是，在大門的初步定型時，中間大門還是出了問題，沒有達到要求，為此，引出了東門廊柱巧搬家的建築奇跡。
一天，沈勃同誌拿著東門廊柱圖，來到劉仁同誌的辦公室，沈勃發現中間三開間的柱距差不多已是其他柱距的兩倍。於是，沈勃提出了中間柱距是不是太大了，能否修改一下。最後經過研究修改成中間柱距縮減為9米、其他柱距為7米的施工方案。
有一天，彭真和劉仁同誌來到大會堂工地。此時，東大門的混凝土柱子已經澆灌完畢，隻是還沒有拆模。彭真仔細地看了各個柱子的距離後，認為中間的廊柱距離做小了。應該設法把中間的柱子搬搬家，哪怕用角鋼重做基礎，也要把中間的廊柱距離加大。
吃晚飯時，彭真同誌再一次向沈勃指出，中間的廊柱一定要搬家。
但是，在如此緊張的施工中，要把這個23米高，1.25米見方的鋼筋混凝土柱搬個家，談何容易啊！
沈勃一連好幾天，吃不好睡不好，一是覺得沒有落實好彭真的指示，感到內疚；二是沒有想出給廊柱搬家的好辦法。
無奈中，沈勃找來有關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一起出主意想辦法。
結構工程師認為，這幾根廊柱上麵托著一個小禮堂，要給柱子搬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沉思許久的張131發話了，他提出了一個從包皮上打主意的辦法。
張131說：“混凝土廊柱本身斷麵是1.25米×1.25米，外麵在包磚、鑲大理石後，才做成斷麵為2.5米直徑的圓柱。從包皮上打主意，就是把中間兩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外移，兩側兩根柱子的包皮稍內移，即可使中間的開間擴大1米左右。這樣，就在不搬廊柱的情況下，取得了中間開間最大，兩側柱間次大，再兩側的兩個柱間也比其他柱距稍大的效果。”
在一起參與研究的專家們，聽了張131的包皮做法，普遍認為可行。
於是，東門廊柱便按張131的設想進行改造。改造後，從外表上看，它的中間柱子的距離是10.3米，次間柱距為8.2米，稍間柱距為7.15米，其餘為7米。
沈勃等人將改造後的廊柱，畫成透視圖，送到彭真手裏，趙鵬飛做了詳細解釋，取得了彭真的認可。
東門廊柱巧搬家，使沈勃過了一個大難關。
“九頭鳥”的故事
在萬人大禮堂裏，主席台如小會場一般，能容納300多人的主席團。橢圓形的大會場，有兩層挑台，連地麵共3層坐席。底層有3600多個坐席，主要是代表的席位。每個坐席的桌櫃，都裝有能同時翻譯12種語言的譯意風，每4個坐席上又有一個即席發言的擴音器。第一層挑台有3400多坐席，第二層挑台有2600多個坐席。一層挑台的第一排裝有和底層的坐席同樣的擴音設備，其餘坐席也都有能聽到一種語言的擴音喇叭。頂棚和挑台下的燈光把禮堂的每個角落都照得通明。兩層挑台像兩彎新月，圍拱著主席台，把大禮堂組成為一個層次分明、錯落有致的整體。
禮堂的體形如此完美，色調如此清晰，我們不能不讚歎建設者傑出的創造和智慧。但是，在這樣大的空間裏，音響問題是怎樣處理呢？怎樣才能保證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聽清主席台上的發言？
要在9萬立方米以上的大禮堂裏，處理好音響問題，確實給建築師和聲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從聲學角度來說，禮堂每個人所占空間以4至6立方米為宜，如果按此計算，這個萬人大禮堂最多隻能有6萬立方米的體積。再大了，聲音就難以聽清楚。按照這個常規，就要把萬人禮堂蓋成一般影劇院一樣，讓頂棚和挑台向前傾斜，縮小空間。但這樣會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為了解決好這一難題，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建築科學研究物理室、廣播事業局、郵電學院以及南京、同濟大學等單位的聲學家來京參加討論。
在討論中，專家們在明確了“以人為主，物為人用”的設計思想後，跳出了常規的圈子，放寬了每人所占的空間，采用開會時用閉路分散式擴音係統，巧妙地在每個座位上都安裝上小喇叭，屋頂和牆內裝置礦渣棉，天花板上鑽了幾百萬個孔，使它變成鑽孔吸音板。在文藝演出時，則采用集中式立體聲係統，使聲音豐滿動聽。采取這些措施以後，開會時，主席台上發出的音波，多餘的能完全吸走，沒有回聲。
而這些措施，得益於“九頭鳥”的創造，也是“九頭鳥”的功勞。舒雲在《開國大典探微》中曾有這樣的記述――
俗語曰：“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這句諺語是對湖北人讚美或是貶斥姑且不論，單就“九頭鳥”來看，大約非尋常禽類可比。沒人見過這種長著九顆腦袋的怪物，9頭18耳18眼，目及天地六合，耳聽四野八荒，倘“垂天之翼”呼啦啦扇動起來，必是“扶搖直上”“日行八萬裏”也哉！人們用如此想象之偉力溢美湖北人，也令世人難望楚人之項背了。湖北確實有能人，傅英豪便是一個。但這裏的“九頭鳥”，除指傅英豪之外，也同是一種美國擴音設備的綽號。
人民大會堂是向建國10周年獻禮的十大建築之一，工期卡得很緊，容不得聲學專家們苦苦思索。而聲音問題不解決，大會堂的施工就沒法子進行。不知是誰靈機一動，出了一個點子，那個鈹皮大屋頂，由四合院改建的懷仁堂是怎麼解決聲音問題的？一行人經中央辦公廳特批，參觀了懷仁堂，果然取回了真經。
聲學家們把懷仁堂的經驗推到了極點，他們在大會堂的每個座位上都裝了一個小喇叭，一共1萬個，終於解決了這一聲學難關。
懷仁堂聲音的解決者是傅英豪和唐旦，這是一對知識分子夫婦。
1949年8月12日，總參通信兵部王諍部長的電話響了。
王諍接起電話，裏麵傳來周恩來的聲音：“全國人士要來北平開會，開會地點定在懷仁堂，可現在懷仁堂的聲音是個大問題……因為聲音不清楚而砸鍋，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王諍接到周總理的指示，將解決懷仁堂聲音的任務交給了傅英豪。
傅英豪和夫人唐旦自從被周總理派到延安安裝新華廣播電台後，就一直在王諍的領導下。把任務交給傅英豪，王諍覺得放心。
傅英豪接到任務時，並沒有意識到任務有多麼艱巨，這位連擴音器都能製造的技術處處長，也沒有把擴音器產生的回音當回事，覺得都是些小問題。
但事實絕不像傅英豪想得那麼簡單。當他試盡各種辦法，將喇叭放在左、右、頭頂和後部，到處亂彈的回聲仍消除不了。回聲像一塊狗皮膏藥，先到的和後到的交織在一起，如同電視中的重影。這時，通曉三國語言的傅英豪犯難了，他翻遍日、英文資料，一點都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大江大海都過去了，難道小河溝裏也要翻船？”傅英豪苦苦地思索著。
一天，試製小組的幾位同誌聚在一起，相互探討對策，不知是誰冒了一句“化整為零。”傅英豪聽到這四個字後，眼睛一亮，大叫一聲：“行了！”
傅英豪興奮地向試製小組的人員說：“聲音大回聲大，聲音小回聲小。如果化整為零，把聲源切割到最小，回聲不就自然消失了麼？”
傅英豪的設想，大家都認同，於是，開始分頭行動。
傅英豪從一個器材倉庫拉來一個擴音設備，這是美國貨，一般擴音設備隻有一兩個喇叭，這個設備有九個喇叭，俗稱“九頭鳥”。
“九頭鳥”拉到懷仁堂後，傅英豪把懷仁堂分為相等的九等份，每一份吊一個喇叭。人的聽覺構造是接受前麵傳來的聲音。聲音不是直接通過空氣，而是幾經反射傳到人的耳朵裏。傅英豪有意違背人的生理構造，使回音不能完全進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體，地上又鋪有地毯，故從高處下來的聲音隻能激起很弱的回音，人幾乎感覺不出來。
深夜，“九頭鳥”安裝完畢，傅英豪跑前跑後，聽了一圈，還真成了。
懷仁堂的音響就是這樣解決的。大會堂的音響借鑒了懷仁堂解決音響的經驗，解決了聲學難關。
大會堂音響的解決，使我國建築聲學在理論和實踐方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也推動了以後的聲學科研和聲學器材的生產。
砼柱子神秘中斷
1959年3月底，大會堂的結構圖紙基本上出台了。為了保證結構質量，大部分結構設計員，配合施工人員，組成了砼（混凝土）結構質量檢查小組，對砼柱子進行全麵檢查。
大會堂除基礎砼之外，上部大約有66000立方米的鋼筋砼結構。此時，除人大常委辦公用房還在施工外，其他部位已經開始拆模或開始砌牆。
由於當時對砼質量非破損檢驗技術的掌握還很不夠，所以負責檢查的張浩同誌，便叫檢查人員，手拿一把小钅郎頭作為檢查工具，用它敲擊砼表麵，從錘擊的痕跡和聲音來判斷砼的質量。
他們每天沿腳手架爬上爬下，敲擊每一根梁、每一根柱子。在檢查過程中，張浩同誌不斷地告誡大家，一定要仔細、要認真，不能丟掉任何一根梁、一根柱。仔仔細細地檢查，果真發現了大問題。
一天上午，張浩急急忙忙地在工地上找到沈勃，開口便說：“不好了！中央大廳的一根柱子斷了，隻靠鋼筋支撐著，十分危險！”
沈勃聽後，趕忙隨張浩來到中央大廳西南段樓梯間二層，看見一根柱子中間有20多厘米完全沒有砼，隻靠12根25鋼筋撐托著上麵二層的結構，這大大超過了鋼筋的允許承載力。
沈勃吃驚不小！趕忙派人把指揮部的人找來，一起商定先用木柱將周圍的梁從上到下支撐起來，急救的辦法做完之後，沈勃詳細地詢問了發現砼柱子中斷的經過。
張浩說：“吃過早飯後，我帶著小钅郎頭檢查到這根柱子時，看到表麵質量還不錯，但用小钅郎頭敲擊時，發出了空鼓聲，再使勁用力敲擊時，敲出了一個大空洞，這空洞有20多厘米，這一段柱子中間完全沒砼，僅表麵有一層薄薄的沙漿與鋼筋粘結在一起。幸虧鋼筋還沒有彎折，如果發生彎折，就非常危險了。”
沈勃聽後，感到事情嚴重，趕忙叫大家，分頭檢查那些還沒有查完的砼柱子。
在檢查到人大常委辦公用房部分時，又發現有的柱子的根部敲擊聲音不正常。用力敲擊後，同樣發現柱子裏麵是空洞，空洞也是20厘米多高，但形狀不規則，而其他的幾根柱子雖沒有20多厘米高的空洞，但明顯地有質量問題，這些空洞，使設計和施工的同誌們頗感到意外，他們聚在一起查找原因，作出了種種猜測，但經過反複研究後，弄清了原委。這部分柱子在立模工作完成後，曾停歇了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恰好趕上了一場大雪，積雪進入柱模內凍成了冰塊，在澆灌砼時，靠木模部位的冰融化了一些，灰漿漏下了一點，但中間的冰塊卻使砼無法下去，因而造成了空洞。
中央大廳西南斷柱子的空洞問題，則可能是在澆灌砼的過程中，臨時發現漏放了過梁插鐵，加補以後由於插鐵過密，粗骨料被插鐵擋住，僅有砂漿沿著模板流了下去，結果造成被擋部位形成了空洞。
結構檢查中發現的問題，給每個部位施工單位都敲響了警鍾。為了保險，為了大會堂建設不出差錯，5月13日，大會堂建設總指揮部再次布置了五路大軍對工程進行全麵大檢查。
各專業、各分段設計人員對要點部位進行檢查；大會堂工程指揮部，各分指揮部分別抽出一定技術人員進行檢查；使用單位人大常委會、北京飯店等單位檢查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由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有經驗的老工程師楊錫?等組成檢查組，一麵檢查圖紙，一麵檢查施工質量；由吳晗副市長組織在京的外地專家到工地視察並提出意見。
這五路大軍，以挑剔的眼光，進行極其嚴格的檢查。這次檢查，共提出大小問題近1萬個。施工、設計各個部門，對提出的問題，一一深入研究，並在施工過程中對有些問題進行了及時修改，對已施工的工程，進行了補救，也正是進行了全麵的檢查，發現問題後，作了及時的處理，才使得大會堂在正式使用後這麼多年中，沒有出現大問題。
巨畫“江山如此多嬌”
1959年5月，大會堂工程已近尾聲，開始進行內部裝修。
一天早上，國務院辦公廳主任齊燕銘、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和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蔡若武、華君武帶著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來到大會堂北門二樓宴會大廳，他們在大廳正麵牆旁停下。
齊燕銘指了指牆麵說：“原計劃這裏懸掛一幅刺繡之類的工藝美術品，後經過研究，確定懸掛巨幅國畫為好，畫麵為表現祖國錦繡河山的雄偉氣魄，確定以毛主席寫的《沁園春?雪》詞意為題材，主題為：‘江山如此多嬌’。這一艱巨的任務，請老畫家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來完成。”
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為能接到這一艱巨任務而感到榮幸，但此時，距大會堂交付使用隻有4個月時間了，兩位畫家趕忙開始構思草圖。
在最初構思草圖時，總是在《沁園春》詞裏的具象上兜圈子，以致抓不到要領，構思出的草稿，幾次都未能通過。
正在兩位畫家一籌莫展之時，陳毅和郭沫若來了。
陳毅開門見山地問道：“草圖畫出來了嗎？”
傅抱石歎口氣，說：“難啊，這題材太大了，不好把握，畫了幾個草圖，都未能通過。”
精通詩律的陳毅笑了笑，說道：“作畫與作詩一樣，最要緊的是立意。‘江山如此多嬌’這個主題要抓得住，關鍵是在‘嬌’字上做文章。而要體現江山之‘嬌’，畫麵上就應包括長城內外、大河上下、白雪皚皚的西北高原、鬱鬱蔥蔥的江南大地，還要見東海，總之這幅畫要有東南西北的地理態勢，要有春夏秋冬的季節，隻有這樣才能概括祖國的壯美江山，隻有這樣才能‘嬌’得起來，才能體現‘多’的磅石薄氣勢。”
關山月聽到此，又急切地問：“畫麵上出不出人物？出什麼人物？要不要畫太陽？”郭沫若說：“毛主席寫這首詞，是在解放前，所以說‘須晴日’。現在解放十周年了，還不出太陽？可以畫上旭日東升的太陽。”至於人物，大家都主張不要出現，否則將出現不夠概括，並且破壞畫麵的意境。
傅抱石、關山月按照陳毅、郭沫若的指點，很快就畫出了草圖。
一天，周總理由陳毅等同誌陪同審閱草圖。周總理首先親切地慰問了兩位畫家，又仔細地看了一遍草圖，感到很滿意，不過，周總理說：“這幅畫寬7米、高5米半小了，還應再加大些，至少，要加寬2米，加高1米。太陽也太小了，和建築物一比就顯得不相稱，最少要加倍放大。”
兩位畫家按周總理的指示，修改草圖，而接到裝裱這幅巨畫任務的榮寶齋也正在加緊裝裱前的準備工作。
榮寶齋接到任務後，經過研究確定，裝裱畫由張貴桐來完成，張貴桐覺得一個人難以完成這幅巨畫的裝裱任務，又要了一個得力助手劉金濤。
他倆準備了宣紙、絹、高麗紙、宋錦、糨糊等裱畫原料及必備的裱畫工具，挑選了最好的材料，並將裱畫地點定在前門外萬明路東方飯店二樓大飯廳的木地板上。
畫家畫這麼大的國畫，離不開裱畫人員的合作。張貴桐、劉金濤先在地板上糊一層牛皮紙，然後在上麵墊上幾層紙，再在上麵把畫紙接好。
兩位畫家在最後的畫稿審定之後，來到大廳，開始作畫。
平時畫家作畫時是有畫案的，但因這幅畫太大，所以畫家隻能站在地板上畫。他們的畫筆杆有的像安上木棍的掃帚那樣粗。顏色分深、淺、濃、淡好幾種，有時掌握不好，應當畫淡的地方畫深了，張貴桐和劉金濤就趕快把這塊地方挖去，重新補上白紙。紙的橫豎紋路都要對好，接口的周圍用手搓去紙的半層，上下厚薄一樣了，對好接口，再用毛筆在紙口的交接處刷上稀糨糊粘好，這樣又成了一張整紙。在畫家添了畫兒之後，一點也看不出這是挖補後重新畫的。這是一道很難的工序，這需要裝裱人員有高超的裱畫技術。
傅抱石和關山月兩位畫家，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幅巨畫後，張貴桐、劉金濤便開始了裝裱工作。
他們先把大畫心卷好，翻過來，畫心正麵朝下，拽平，用排筆蘸上稀糨糊刷在畫心背後紙上，然後托上一層宣紙。待畫心晾幹後，便做整平心子的工作。他們在畫心背後灑上清水，水點小而均勻，拉平畫心，四邊粘上糨糊，把畫心整平，等畫心幹後，再將四邊起開，把畫心翻過來，讓畫麵朝上。
他們按著大會堂需要的尺寸，裁好畫心，高5.65米，寬9米，在畫心四周鑲上“養局”（即保護畫心的一層紙）各1厘米，再鑲上宋錦，上下邊子各47厘米，兩邊各56厘米。成活之後，畫高657厘米，寬1008厘米。鑲好後，他們把大畫心卷好，翻過來。把畫心麵朝下，再用大刷子灑上清水，等畫心和漿口都平了，再用大刷子把畫心！平。就開始做糊活，糊一層複背（絹），再糊兩層高麗紙，然後再糊宣紙，一共糊了十層。
四天後，畫片幹了，他們用“起子”把畫片四邊起開，用刀子裁去毛紙，裱畫工作完成。9月29日晚上8點，大會堂派車來接張貴桐、劉金濤去粘畫。他倆知道粘畫工程巨大，便召集了三四十人去做這項工作。車到後，由於畫太大。車裝不下，隻好找了十個裱畫師傅將畫扛到大會堂。
巨畫剛剛粘好，就接到毛主席寫的從外地送回來的四幅“江山如此多嬌”的題畫字。這四幅字裏每個字的旁邊都用鉛筆畫了圈圈，少的一兩個圈，多的四五個。其意是可從中選出“江山如此多嬌”六個字，最後把毛主席畫圈最多的字挑選出來，由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張正宇放大描在畫麵上。因第二天要舉辦國宴，張正宇在架棚上幹了整整一個通宵才把六個字描上去。至此，這個艱巨的工程才算圓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