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新中國不平凡的一年。
在早餐桌上，彭真還饒有興趣地講了一個塑菩薩的故事。
盡管如此，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上，門的設計還是出了大毛病。
種種傳聞，在各種渠道廣為傳播。
正在人們一籌莫展犯難之時，有人送來了紅色花崗石樣品。
東門廊柱巧搬家，使沈勃過了一個大難關。
而這些措施，得益於“九頭鳥”的創造，也是“九頭鳥”的功勞。
毛主席說：“那就叫人民大會堂吧！”
1958年，北戴河傳來消息
1956年，是新中國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建國後黨的曆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這次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曆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已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製度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我國曆史已經開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新階段。
這一年，我國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全國工農業生產形勢越來越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的精神麵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共產黨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信。
在這一大好形勢下，廣大幹部和群眾都很想直接聽到中央的聲音，聽中央領導的現場報告。
北京市委了解到這一情況後，便開始醞釀在北京建一個大一些的禮堂，以適應國家政治生活的客觀需要，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到了建國10周年前夕的1958年，全國各地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祖國首都――北京，城市建設再上一個新台階，以反映北京的風貌和祖國的風貌。
人民的呼聲，人民的意願，使北京市委定下決心。7月，市委先派出了一個城市建設考察團去蘇聯考察，團長是當時的市規劃局局長兼設計院院長馮佩之。與此同時，市委書記處書記鄭天翔同誌要北京市建築設計院試搞一座萬人禮堂的設計，設計院根據鄭天翔同誌的這個指示，搞了一次全院性征集設計方案活動。到8月8日，共收到10個方案，這些方案都考慮到要蓋禮堂及一部分會議室、休息室；麵積在30000到50000平方米之間。
在設計過程中，主要考慮了三個問題：一是萬人禮堂的停車問題如何安排；二是大會堂應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應該采取什麼建築形式。
1958年8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和第二書記劉仁同誌參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下旬，馮佩之和沈勃向鄭天翔同誌彙報出國考察情況時，北戴河傳來消息：為慶祝建國十周年，中央設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萬人大禮堂（後改為大會堂）在內的幾項重大建築工程，要求這些工程在1959年國慶時投入使用，時間已十分緊迫，設計部門要早作準備；大會堂的地點選在天安門前。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萬裏同誌在市政府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籌備慶祝建國10周年通知，要求在建國10周年到來之前建好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等十大公共建築。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副市長馮基平、計委主任王純、建委主任趙鵬飛、建工局副局長張鴻舜、市政局長賀翼張、馮佩之和沈勃。會議認為，大會堂工程的關鍵是設計，設計工作需要廣泛征求意見，可邀請各省市著名建築專家來京參加國慶工程的設計工作。
9月7日，沈勃和中國建築學會秘書長汪季琦同誌商定了邀請各地專家名單，在經萬裏同誌同意後，向16個省市發出了電報。
9月8日，萬裏同誌在中央電影院（現北京音樂廳）對在京的設計、施工單位的專家一千多人做了動員報告。萬裏在動員報告中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說、敢幹）”“三嚴（嚴肅、嚴密、嚴格）”“三高（高質量、高藝術、高速度）”的建設原則。萬裏同誌報告後，北京各設計單位即向本單位職工作了傳達動員，組織技術尖子進行方案設計。
9月10日，來自各省市的建築專家聚集北京，住在和平賓館。馮佩之和沈勃在10日晚來到和平賓館，向所有專家詳細介紹了有關情況，明確了具體任務，並要求大家在5天內設計出第一稿方案。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隨後又設計出第二稿方案。到9月20日，專家們共設計出100多張圖紙，這些圖紙在北京市規劃局五樓展出後，北京市委的領導和專家們提出了修改意見，展出結束後，設計組同誌，開始進行第三稿方案的設計。
因為許多專家都沒有設計過如此規模宏偉的建築物，所以第三稿的設計方案仍舊沒有突破傳統建築形式的格局，另外，老專家聚集一起，相互間又不好提意見，致使設計方案進展不快。
9月26日，劉仁、萬裏和全國文聯主席周揚、文化部部長錢俊瑞審查第三稿圖紙、模型時，認為設計方案思想還不夠解放，需要再設計。周總理得知此事之後，便指示國慶工程設計組，可以讓青年人參加到方案設計中來。
青年人雖業務上不夠專家級，但他們思想解放，老框框少，且幹勁十足。不到三天，新老結合的第四稿方案出台。
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與天安門廣場的規劃是同步的。此時，廣場的規劃布局已經確定下來，這為大會堂的設計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稿出台以後，彭真聽取了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佟鋒和沈勃的彙報後，召集市委書記開會討論，設計人員依據討論會提出的意見，設計出第五稿，但在討論第五稿時，有三個問題不明確：一是大會堂正門中心是否對著紀念碑的中心？二是宴會廳的位置在大會堂南邊還是北邊？三是大會堂和革命曆史博物館是否完全對稱？
問題接踵而來，時間稍縱即逝。此時，離大會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隻有10個月時間了。施工部門、材料部門著急，他們沒有圖紙，就不能作業，為此，他們天天向設計部門催圖。
萬裏也很著急，他找到受周總理委托負責聯係國慶工程事宜，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齊燕銘同誌，說大會堂建築設計方案如不能及早確定，將會影響交付使用，希望他向總理彙報，由總理審定第六稿。
當天，齊燕銘同誌報請周總理後作了答複：10月5日或6日審閱方案。
周總理畫出“馬蹄形”圖案
建築專家們得知周總理要審看設計方案，都非常興奮，他們不顧連日來的疲勞，開始加班趕製第六稿設計方案。
1958年10月6日上午，大會堂的第六稿設計方案送到國務院辦公廳。下午5點，設計圖案在周總理辦公室旁的餐廳裏掛好。
不一會兒，周總理來到餐廳，仔細地看了看設計方案。萬裏同誌向周總理彙報了各個方案的特點和建築布局，同時，將整個大會堂的建築形式及大會堂內部采用何種方案等問題上，市委拿不準主意的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彙報，請總理指示決定。
周總理再次看了一遍各個方案，最後停留在北京建築設計院巫敬桓、林開武的方案上，凝思片刻說：“這個設計方案是不是好些。”然後指著張131的大屋頂方案說：“這個可以做美術館的建築形式。”又說：“革命曆史博物館可以和大會堂基本對稱，但建築麵積要小些，做成一實一虛。”
萬人大會堂內部形式，在設計方案中有圓形、方形、六角形、扇形、橢圓形等幾種形狀。周總理審看後說：“大會堂要看著好，聽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這樣的形式”，周總理邊說邊來到桌旁，用鉛筆在紙上畫了一個近似馬蹄形的圖案。
時針已指向6：30，周總理要去接見外賓，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根據周總理初審方案的指示精神，設計人員開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設計。第七稿方案完成之後，萬裏同誌在征得總理同意後，從七稿中選出了比較有特點的八個方案，製成照片，發往全國27個省市及一部分大城市，進一步征求意見。
在做第七稿方案中，彭真正同冶金部部長王鶴壽視察各省大煉鋼鐵情況。他非常關心大會堂的建設，不斷地了解大會堂設計方案的進展情況。10月11日，他打電話給北京市委，要沈勃和一兩名建築師連夜趕到太原，彙報情況。沈勃接到通知後，便和規劃局的陳幹、建築設計院的程鬆茂連夜乘火車趕赴太原，第二天早上5點到達彭真下榻的太原迎澤賓館。
早餐桌上，彭真聽取了設計方案進展情況和周總理審查方案的意見後，對沈勃他們說：“我和你們一樣著急，但光著急沒有用，要高質量地設計好方案，要開闊眼界，到全國各地走一走，看一看，要學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
在早餐桌上，彭真還饒有興趣地講了一個塑菩薩的故事：說從前觀世音的形象是一個男性，長有長長的胡子。在五代時，有一個叫戴逵的人，為了把菩薩塑好，經常躲在塑好的觀世音菩薩背後，偷聽參觀者的不同意見和看法。他每次都把這些不同的意見記下來，回去後，根據這些意見不斷改進。這樣前後用了近三年的時間，才把觀世音菩薩塑成現在這麼美麗。彭真看了看沈勃，接著說：“要把國慶工程設計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們要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專家的要聽，一般群眾的也要聽，隻有聽取不同的意見，不斷地改進設計方案，才能設計出高水平的方案來。”
吃罷早餐，彭真帶著沈勃、陳幹、程鬆茂走出賓館，彭真具體地向他們指著迎澤賓館設計得比較好的地方，要他們把這些優點融入到大會堂的設計之中。
北京。設計工作依然在加緊進行之中。在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及對第七稿方案的不斷探討後，做出了84個平麵圖，189個立體圖。隨後，清華大學、北京建築設計院和北京規劃局的少數有經驗的專家，在發往全國八個綜合方案的基礎上，做出了一個綜合方案。
10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通知設計院，周總理夜間由外地返回北京後，立即審查大會堂設計方案。
馮佩之和規劃局總工程師趙冬日，趕緊將方案送到國務院辦公廳。送去的方案有三份：一是清華大學建築係黨總支書記劉小石，代表清華大學設計的方案；一是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作的，主要設計人是張131；一是北京市規劃局作的，主要設計人是趙冬日和城區規劃室主任沈其。
晚上10點，齊燕銘、萬裏、趙鵬飛、馮佩之、劉小石、趙冬日陪同周總理審閱設計方案。
周總理仔仔細細地審看了三個方案的所有平麵圖和透視圖，然後聽取了劉小石關於清華大學的設計方案的說明，趙冬日同誌介紹了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方案和北京市規劃局的設計方案。
周總理在聽介紹時，不時地插話，詢問有關設計的細節問題，最後，又問萬裏：“北京市委什麼意見？”
萬裏同誌說：“北京市委及劉仁同誌，認為北京市規劃局的方案好一些。”
周總理再次審視規劃局的方案，並與其他設計方案進行了反複比較，同時征求了在場人員的意見，拍板定了規劃局的方案。
規劃局的方案有兩個立麵圖：一個台基高5米，另一個台基高9米，周總理認為台基5米高為好。此時已是淩晨1點了。
在周總理敲定了人民大會堂設計方案的定錘音後，沈勃在太原向彭真作了彙報。彭真聽完彙報後，對沈勃、陳幹和程鬆茂說：“大會堂設計方案確定後，對藝術風格要下功夫。搞一個建築設計，尤其是像大會堂這樣的公共建築設計，要體現‘人民是主人’的設計思想，不僅使人感到大會堂莊嚴雄偉，還要使人們感到大會堂平易近人。”
“在建築立麵上，要注意搞好比例關係，尤其要注意搞好門窗的比例、尺度。門好比人的嘴巴，窗好比人的眼睛。一個人長得美與醜，嘴和眼睛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你們一定要注意把門和窗設計好……”
這是一次長談，彭真對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對整個國慶工程的設計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沈勃、陳幹和程鬆茂，不停地在本上記著，生怕漏掉一句話。他們把彭真對工程建設的重要指示傳回北京。
盡管如此，在後來的具體設計上，門的設計還是出了大毛病。
在周總理批準方案後，趙冬日立即組織規劃局技術室淩信偉、朱家湘、陶宗震三位同誌補圖，趙冬日和沈其同誌同時搶作南、北、西三個立麵圖。
10月20日前後，送審圖和補圖先後送到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展開技術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黨委決定把設計院承擔的各個國慶工程項目統交沈勃同誌負責領導。同時確定由張131總建築師和朱兆雪總工程師分別負責大會堂的建築與結構的技術設計與施工圖紙。
大會堂的建設工程從此全麵展開。
大會堂破土動工
大會堂工程，用地麵積達13.73公頃，拆遷單位達67個之多，需拆遷房屋1823間；遷移居民684戶，房屋2170間，共需拆遷房屋3993間。
為了加快大會堂工程建設，拆遷辦公室，緊急動員東、西城區區委，區委將任務具體落實到各街道辦事處。由於工作做得紮實，又妥善地安置了拆遷單位和居民戶，再加上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拆遷工作於1958年10月10日結束。
10月25日，施工指揮部接到了設計院的基礎刨槽圖後，馬上對參加施工的職工進行了戰前動員。
10月28日，天剛一放亮，大會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騰了，機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時並舉。成千上萬人的衝天幹勁彙集成了波瀾壯闊的海洋。
大會堂的建設涉及諸多方麵的科學技術問題，地基處理、結構方式等都不是一般工人所能解決的。於是，10月30日，張鴻舜和沈勃研究決定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他們將建議上報給萬裏、趙鵬飛，得到可以組建的答複。於是，10月31日正式成立了由主體結構、地基基礎、施工、材料、采暖通風、建築物理、建築裝飾共七個專門委員會組成的科學技術工作委員會。委員會明確了負責人和具體任務。
整個大會堂建設，需挖掘土方43萬立方米以上，澆鑄鋼筋混凝土127000多立方米，鋼結構使用型鋼3600多噸，大理石、花崗石、水磨石和剁斧石17萬多平方米，琉璃瓦23000多平方米……
如此短的時間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隻好邊設計邊施工邊備料。所以施工的同誌急如星火，一天到晚在催圖。但有時圖趕製出來，交給施工單位施工時，在施工中又出現了新情況，施工單位隻好去找設計單位來解決，而往往是剛解決完這個，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雙方為此浪費了許多時間。設計院為密切配合施工，及時解決出現的問題，便將全體設計人員搬駐工地現場進行設計工作。
設計人員到工地，樂壞了工人，可也忙壞了設計人員，施工工人圍著設計人員轉，這兒需要解決那兒也需要解決，設計人員忙得不可開交，白天根本沒有時間畫圖紙。負責這一工程的總建築師張131更是忙得很，身邊老是圍著一堆人，一句話還沒答完，另一個人又插進來要求回答另一個問題。張131說：“到工地後，三天沒說一句完整的話。”
在邊做圖邊施工的過程中，不斷地有北京及各地的建築工作者，提出各種改進意見。針對這些情況，沈勃和梁思成商議決定由北京市建築學會邀請有關方麵的建築工作者展開討論，切實聽聽大家的意見。
12月6日，第一次討論會有40多人參加。與會同誌認為當時的建築設計方案，中部不夠突出，柱廊也太多；大禮堂內部過高；整個建築體積雖然不小，但實用麵積不大。
梁思成在會上說：“建築藝術處理有西而古，中而古，中而今，西而今，最壞的是西而古。大會堂的體型很像西洋文藝複興時代的建築物，西而古，與19世紀倫敦的音樂廳沒有什麼區別，也像芝加哥博物館大樓、日內瓦國聯大廈，盡管在細部上多加幾個鬥拱、琉璃、彩畫，也還是不像中國的。整個建築顯得不夠高大宏偉，尺度比例不好，令人感覺是小人放大。”
這次討論會後，設計專家對原設計進行了改進。
1959年1月6日，第二次討論會在北京市科聯禮堂舉行。
梁思成首先說：“新模型在去掉‘西而古’的東西後，比原方案好多了，但還不夠理想。”王華彬說：“大會堂的特點是麵積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聲音、通風都不好。麵積從7萬平米搞到17萬多是否有些浪費；柱子高達26米，看起來還很細；禮堂30米高，人在裏麵好像坐在天底下，顯得太渺小；從門廳到裏邊，過五關，一點亮光也沒有；柱子多到180根，無用而擋光，立麵不從平麵出發，形式不能表現內容，許多東西都是假的。建議中央大廳開天窗，用平頂玻璃采光；麵積大，可以挖院子；兩旁柱子可以取消，放貼牆柱子，美觀又節省。”
還有幾個同誌認為建築的體積很大，視覺上不夠高大，中部不夠突出，建議兩側壓低一些。
通過這次討論，經過反複研究，決定在上層中央大廳的前邊，把原來的空廊部分做成有1000座位的小禮堂，可用作文藝演出和放電影用。在大禮堂兩側，增辟八個大的會議室，同時，為了施工方便，把西南的南北兩段空廊和圓柱取消，圖紙做了很大的修改。
原設計的5000人宴會廳北部東西兩側，各附設貴賓廳一處，廚房設在貴賓廳上頭。在做施工圖時，征求各大飯店餐廳廚師的意見，他們認為廚房應改在宴會廳同一層兩側。但齊燕銘參觀上海大飯店，並征求一些建築師的意見後，認為廚房與宴會廳同層，會使廚房氣味透進宴會廳，而使宴會大煞風景。可廚房在上層，又很難供應5000人的中餐熱菜。最後決定把廚房空調改為負壓回吸，這樣既方便了供餐，又能保證廚房的氣味不會透進宴會廳。經過後來多年的使用證明，這一辦法效果很好。
周總理說“水天一色”
大會堂體積龐大，結構複雜。僅大禮堂本身就長60米，寬76米，頂高45米，淨高33米。而宴會廳除有容納5000多人的本廳外，還有大交誼廳和小宴會廳等。大禮堂有兩層挑台，二層挑台外挑29米，三層挑台外挑22米。大會堂整個建築麵積達17萬多平方米。這樣龐大複雜的結構，在國內屬首創，在國際上也沒有先例。盡管設計人員絞盡腦汁，精心設計，但實感把握不大。此間，關於安全問題的傳聞很多，有的說大挑台滿座之後會下垂70毫米；北京是地震區，整個設計和施工工程必須考慮抗震防震措施。
種種傳聞，在各種渠道廣為傳播。日理萬機的周總理聽到後，感到事情嚴重，安全問題容不得絲毫的馬虎和輕心。於是，周總理於1959年1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在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裏聽取萬裏、趙鵬飛和沈勃的彙報，詳細地詢問了大會堂的結構設計、材料、施工等問題的全部情況。周總理說：“千萬要抓好大會堂的結構安全問題，這是頭等大事，不能馬虎。一旦出了事，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都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周總理說：“安全問題上，我們是有教訓的，在延安七大的慶祝晚會上，在演出結束時，挑台上的觀眾擁到挑台前沿看演員們的謝幕，由於重量集中，挑台當即垮了下來，砸死了幾位同誌。這要引以為戒的，你們對挑台的安全及所有結構的安全，都要十分地注意。如果發生問題，那你們就是‘三個人頭一把火。’”
接著，周總理饒有興趣地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小故事：1938年11月，日本軍還沒有打到長沙，駐守長沙城的國民黨軍就把長沙城燒了。居住於長沙城的百姓對此深惡痛絕，蔣介石在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把當時長沙的警備司令?悌、警備第二團長徐昆、公安局長文重孚三人槍斃了。
1月18日，對大會堂安全問題放心不下的周總理，親臨大會堂工地視察，詢問了宴會廳廊柱的粗細、高度、間距大小等問題。
1月21日，周總理和彭真在北京市交際處召集建築專家和施工負責人開會。周總理在會上指出：“大會堂的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它的壽命要比故宮和中山堂的長，起碼不應少於350年。”同時指出，“大會堂要好，要美，要看起來舒暢，要有自己的風格。”
會後，按周總理的指示，成立了大會堂結構安全小組，由王大鈞、金甌卜等負責審查結構設計；成立建築藝術小組，由吳晗、王昆侖等負責審查建築形式、立麵色彩、音響照明以及麵積分配；由趙鵬飛抓材料質量和施工質量。
萬人大禮堂內部設計是整個大會堂設計的關鍵部分，為了設計好萬人大禮堂，設計組的同誌們特地在故宮午門前做了一個1：10的大模型。
2月初的一天上午，萬裏、吳晗和沈勃陪同周總理看了這個模型。因為大禮堂的天花板到地麵的實際高度為33米，所以1：10的模型高度有3米多。
在周總理看模型時，沈勃彙報說：“不少建築師認為淨空33米太高，人在裏麵會顯得很渺小；但是後麵有兩層挑台，如果壓得太低，又會使人感到壓抑。彭真同誌曾說過，有人說大禮堂太高，人顯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嗎？我們站在天安門廣場怎麼不覺得自己渺小呢？”
周總理聽後，思忖了一會說：“我們站在天底下不覺得天高，站在海邊不覺得水遠。咱們這麼辦吧：天是圓的，圓曲而下，應該從舒適、開朗著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協調，在牆麵和頂棚相交處，不用折角，設計成水天一色，渾然一體，好不好呢？”
從故宮午門前看完模型後，周總理一行人回到交際處，聽取了吳晗同誌關於建築組討論的情況。最後周總理講了幾點意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可以把全國的建築師請來看看；正立麵要莊嚴、樸素、明朗；各會議廳休息室不要雷同，要多種多樣；休息大廳要有坐的地方；結構再算一算，25號以前寫個材料報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