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領導同誌把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告訴了吳晗，並鼓勵他多寫些這方麵的文章。
吳晗與彭德懷既無工作上的關係，又素無私人往來。
一心想樹起“京劇革命”這麵旗幟的江青，瞄準了反響很好的《海瑞罷官》，磨刀霍霍……
她就提出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
王光美點了點頭，提著暖水瓶退了出去。
林彪的鼻子漲動了兩下，蒼白的臉上出現了紅暈。
吳晗入獄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
《海瑞罷官》成了導火索
50年代末期，世稱大躍進的年代。整個民族好像處於極度的亢奮狀態之中。人們“解放思想”，恨不得一夜之間進入他們所簡單理解的共產主義。
當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都是流行口號。特別是某些領導幹部，也在“熱氣”中飄飄然起來。為了追求高指標數字――放“衛星”，不惜弄虛作假，惟浮誇是榮。
麵對這些怪現象，1959年初，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對不敢講真話、實話的不良思想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應當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
一次毛澤東在看《生死牌》時，又說，海瑞敢講真話，要多宣傳海瑞的剛直不阿精神，找幾個曆史學家研究一下。
事後，一位領導同誌把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告訴了吳晗，並鼓勵他多寫些這方麵的文章。
吳晗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兼北京市副市長，中共黨員，著名曆史學家。對《明史》素有研究的他，自然欣然從命。誰知，一個劇本竟使他家破人亡。
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他，很快就寫出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用劉勉之的筆名，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上。
同年9月，吳晗又寫了《論海瑞》。時值廬山會議閉幕，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晗與彭德懷既無工作上的關係，又素無私人往來。寫作中，由於知識分子小心謹慎和對政治運動不可測的恐懼心理，為了避嫌，吳晗在《論海瑞》一文的末尾特地加上幾段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話，以示與彭德懷“假冒”海瑞劃清界限。
《論海瑞》及其後的《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很受讀者好評。
這些讀者中，有北京京劇團的著名演員馬連良等人。他們來找吳晗，請他講海瑞，談完之後，又進一步想請吳晗把海瑞的事跡搬上京劇舞台。
吳晗愉快地允諾下來。但是寫什麼，怎樣寫？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沒個底，寫了幾次，吳晗自己都予以否定。
正當吳晗躊躇時，馬連良又不斷托人轉告，要他一定寫出來。於是，他索性試著寫戲，費了不少力氣，終於搞出個底稿，交了底稿，吳晗如釋重負。
京劇團的朋友們看過之後，提了一些寶貴的意見，鼓勵他重寫。幾易其稿，寫成了劇本《海瑞》。
事後，吳晗說：“我不懂戲，也不大看戲。特別是國粹京戲，雖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學學習的時候，卻一次也沒有看過。可以說，自己對京戲是個道地的門外漢，但外行和內行的界線是可以打破的。隻要敢，總可以多少做一點事，當然，成績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敗，那是另一回事。”
這位曆史學家終於“破門而出”，一腳踏進戲劇界的門檻。
《海瑞罷官》原稿名《海瑞》。在創作時，吳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個片段，為了避免與以往海瑞戲有重複，就選定了海瑞54歲那年，任應天巡撫7個月中除霸退田的故事。劇本從創作到第7稿完成，花去了近一年的時間。
情節在不斷修改中有不斷變化。
如第二稿，許多人認為有曆史事實，但沒有戲味，缺少高潮，階級矛盾不尖銳。至第四稿，劇本主題為海瑞勒令強奪民田的豪強“退田”，招致反對，罷官回家。有人認為海瑞這種“退田”做法隻能暫時緩解民間疾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改良主義，沒有現實意義。
於是第五稿改為以除霸為題，把“退田”作為陪襯，以示革命性。
劇本的結尾原也是按照曆史事實，讓海瑞罷官後，再複官，重新穿上大紅袍。有人認為這也是俗套，似乎不夠革命。最後改為海瑞處死惡霸頭目徐階之後，舉印離任。
從這個劇本主題確定過程中可以看見，這裏沒有絲毫企圖影射現實的影子。
這個稿本定稿後，吳晗將其送到好友、植物學家蔡希陶手裏，他仔細地閱讀後，認為劇本隻是寫海瑞一生中的一件事，劇名叫《海瑞》不夠貼切，於是大筆一揮，在封麵上“海瑞”旁邊又添上了“罷官”兩字。
《海瑞罷官》上演後反應很好。
廖沫沙以繁星筆名發表致吳晗的公開信，他歡迎吳晗“破門而出”。並提出一個理論問題請教吳晗：曆史真實與戲劇真實之間的關係如何？另一曆史學家侯外廬，也以常談為筆名，發表自己的曆史劇觀。
曆史學家動手寫戲，且反響強烈，很快引起了史學界、文藝界的注意。新聞媒體很快展開了關於曆史劇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清宮問題的熱烈爭鳴，學術領域頓時熱鬧起來。
吳晗感到欣慰的同時，也異常地謙虛。他把自己的劇本比作一塊磚石，說可以拋磚引玉，一石激起千層浪。當然這種想法僅就學術而言。
與此同時，吳晗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心想樹起“京劇革命”這麵旗幟的江青，瞄準了反響很好的《海瑞罷官》，磨刀霍霍……
一場暗中有組織、有計劃地準備在《海瑞罷官》上打開缺口的陰謀開始了。
這個陰謀，要從1965年2月，江青的上海之行說起。
從1962年起，長期稱病賦閑在家的江青，不甘於寂寞，開始出麵過問文化藝術方麵的工作。她一出馬就“不同凡響”，一口咬定舞台、銀幕上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阻力很大”。
因此，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在此之前，她就提出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後在北京找了兩位筆杆子去寫，也被婉言拒絕。
到上海後，她找到了上海市委副書記張春橋，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他。沒多久，張春橋便為江青物色到了一位“高人”，此人就是號稱“棍子”的“理論界新星”姚文元。
江青是怎樣結識上張春橋？而張春橋為何又物色上姚文元的呢？
這要從1963年的上海元旦聯歡會說起：
這天，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出席了聯歡會，並發表了講話。他根據當時的形勢說：
“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
說到這，柯慶施又加以發揮道：
“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裏，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作品。”
本來，這樣一段話，也沒有什麼大錯。但是，他繼續發揮，那就走向了“左”的極端：
“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一下子把曆史題材以至革命曆史題材，全部一刀砍光。
柯慶施的講話，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雖然住在中南海，卻常常不聲不響地往上海跑。她來來去去，行蹤惟有上海市交際處、上海鐵路局公安處和上海錦江飯店保衛處知道。
這年二月下旬，江青又一次來到上海。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柯慶施來時，帶來了張春橋。盡管在此以前張春橋對江青並不陌生，但這一次會麵，對於張春橋來說，是曆史性的。因為從此以後，江青的印象中，有了張春橋。
至於張春橋為何物色上姚文元寫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裏麵也大有來頭。
姚文元於1931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科二年級甲班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姚文元擔任上海廬灣區團委宣傳部幹事，住在機關集體宿舍裏。無巧不成書，廬灣區團委的集體宿舍，距張春橋的家，僅相距不過幾十米。
受家庭影響，姚文元自小就做著作家夢。咫尺之內，住著當時堂堂的《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張春橋，姚文元便去拜訪。
一來二往，“左”得可愛的姚文元，很快便被張春橋看上了。
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展之後，從這年5月7日起，《解放日報》在短短十天之內，連發姚文元4篇批判胡風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風英雄”。
1957年夏天，當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悉要“反擊右派”時，即將這一消息轉告給了姚文元。姚文元急急趕寫了《錄以備考》一文，發表於這年6月10日的《文彙報》。
當時天天在注意著《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的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非常讚賞，囑令《人民日報》於6月14日在頭版轉載，還配發了《文彙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社論。於是，《錄以備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年紀比張春橋小14歲，由張春橋扶植起來的“文藝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張春橋更早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1958年7月1日，當《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創刊，經張春橋提議，柯慶施點名，姚文元調入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論刊物，擔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
當《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後，張春橋便又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報》擔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至此，姚文元更加起勁地揮舞著棍子，四處點火，一時間，威震中國文壇。
而張春橋也步步高升。由《解放日報》總編輯，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候補書記。到了1965年，又榮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
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張春橋要寫什麼批判文章，往往動動口，而姚文元則要動筆。點子，張春橋出；文章，姚文元寫。
兩人成了“密切合作”的夥伴。
姚文元受命於江青和張春橋之後，便開始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精心炮製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
從那以後，原本文章不斷見報的姚文元，忽然變得沉寂起來，難得在報上露上一麵。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經異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做出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了判斷：“姚文元一定在寫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側擊了一陣子，姚文元連一點口風也不漏。徐景賢越加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姚文元在寫作中，也遇到了麻煩。這就是，他對明史一無所知。不懂，又怎麼寫批判《海瑞罷官》的“雄文”呢？
於是，他隻好偷偷找人來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關資料。
在修改過程中，張春橋又幫大忙了！他特意找了幾個心腹“筆杆子”參加討論。當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將《海瑞罷官》中“退田”等問題與現實政治鬥爭聯係起來的說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些？張春橋和姚文元都莫測高深地不置一辭。
1965年11月10日，在中國曆史上，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
姚文元的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彙報》上發表了。
這，不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裏程碑”，也是張春橋一生中的大事，而且成了江、張、姚結幫的契機。
當人們莫名其妙或漫不經心地翻閱著手中帶有油墨味的《文彙報》時，誰也不曾想到，這場拉開帷幕的“曆史劇”大批判，竟是一場把偌大中國攪得沸沸揚揚、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而且使華夏大地幾乎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留下了深刻創傷的政治動亂的前奏。
有關此文的寫作經過，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有詳述，現摘錄如下：
……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判。我還要批判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啊！我們組織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刊登……
江青的講話，是掛著毛澤東的牌子，幹自己想幹的事。由此可見，她隻有仗著毛澤東的崇高聲望，才能擊敗任何對手。
江青、張春橋“釣魚有術”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之後，江青和張春橋對上海和北京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政策。
在上海。
雖說張春橋曾是《解放日報》的“老板”，姚文元又是那兒的文藝部主任，但深謀遠慮的張春橋卻選擇了《文彙報》來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用張春橋自己的話來說：“《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出麵不方便。《文彙報》是一張民間色彩的報紙，便於‘開展討論’……”
怎麼討論？這裏麵又大有“文章”。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引蛇出洞”、“圍城打援”、“圍而不殲”，然後“聚而殲之”。其目的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展開一場空前的“橫掃”、“圍殲”。
在姚文發表的最初20多天裏，除北京、湖南外，全國各種新聞媒體或紛紛轉載，或大造輿論，聲勢不可謂不大，但是大煞風景的卻是應者寥寥。人們對文藝界中聲色俱厲，上綱上線的過火批判早已習以為常，對此未予重視。
結果，在這20多天裏，《文彙報》僅收到3篇有關《海》劇的稿件，其中一篇還是對姚文元的尖銳反駁。
這樣冷冷清清的局麵，與最初的想法差距太大，這怎麼了得！為此，從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張春橋下令，在《文彙報》上開辟討論《海劇》的專版。專版上除發表了一些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外，還重新發表了《海瑞罷官》的劇本及吳晗的一些舊作。
張春橋親自為專版寫了兩個《編者按》，並告知有關人員，一定要連續登載6天。
在兩個《編者按》中，張春橋掏空心思，大談貫徹“雙百方針”，提出要“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它提出的一係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使社會主義文化“百家爭鳴”、“繁榮昌盛”等等。
張春橋依然放心不下。
12月10日，他又找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命令他親自出麵，召開一個有關《海瑞罷官》的座談會。會前，張春橋對楊永直說：
“我們現在要‘放’，如果別人不敢提相反意見，你可以先表表態，就說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你帶頭一講，別人就敢講了。”
張春橋的這一段話，是多麼的“含蓄”，多麼的“藏而不露”啊！然而，收效甚微。近幾年來，文藝界、知識界的風風雨雨，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學者、專家們知其來者不善，采取了虛與應付的態度，很少有人認真對待。
“蛇”未出“洞”，“魚”未“上鉤”，怎麼辦？張春橋在鏡片後的眼睛又眨動了……
12月31日，他又指令《文彙報》出麵召開上海史學界、文藝界部分人士座談《海瑞罷官》。會前宣布，此次討論是內部討論，不登報、不發表、暢所欲言。會上，周穀城、周予同等紛紛發言，不同意姚文元批《海》劇中的上綱上線的提法。
當會議結束時，主持人突然宣布，把討論記錄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學者們大嘩，連連驚呼“上當”。
看到會議紀錄，一貫表情嚴肅的張春橋微微一笑：“蛇出洞了。”
這些還不夠。張春橋、姚文元又指示《文彙報》駐北京記者，在京滬兩地通過專訪、開座談會等方式，收集知識分子的反映。收集來的情況，立即被刊登在《文彙報》的內參《文彙情況》上。
為了防止人多嘴雜，張春橋又下令縮小《文彙情況》這個小刊物的發行範圍，控製發行數量。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這份小刊物連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都不在分發之列。
按照張春橋的要求，《文彙報》又另辟了一個保密的排字、印刷車間，人員都要經過嚴格審查。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恩來看到了載有《海》劇討論的《文彙情況》。張春橋十分驚慌，立即下令《文彙情況》不再保密，不再登載討論情況；改出不編號的《記者簡報》，專門反映討論情況。刊頭上印有“絕密”二字，每期限印12份，由張春橋親自分發。
其實，這些材料主要是送給北京的江青，並由她轉送給毛澤東。
這兩份刊物成為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了解、判斷知識分子和學術界動態的一個重要依據和渠道。
“文革”中，張春橋曾很自豪地說，毛澤東非常愛看這些材料，每天都要。
上海如此“轟轟烈烈”，北京方麵又如何呢？
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驚。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宣傳、文化、教育工作的鄧拓，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以及《北京日報》總編輯範瑾等開會研究“轉載”問題。當時決定，先向《文彙報》了解情況，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澤東定的，《北京日報》就登，否則就不登。不久，《文彙報》的回話來了，說江青、張春橋下令，暫時向北京、中央保密。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負責人也打電話向上海市方麵詢問，也是杳無音訊。
怎麼辦？鄧拓立即決定請示正在外地開會的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
彭真匆匆忙忙返京後，立即著手處理“轉載”的問題。
彭真一到北京後，就對秘書說，給我準備一份11月10日的《文彙報》，馬上送到我的辦公室。
彭真來到辦公室，秘書早已把11月10日這天的《文彙報》放在他的寫字台上。他急切地拿起報紙，《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行大字標題，像炸彈般地跳入他的眼簾。
他幾乎是一口氣看完了這篇“雄文”。
倏地，彭真站起身來，猛地一拍桌子，墨水瓶震翻了，黑色的墨水立即把報紙染成一片。他擦都不擦，猛地又推開窗戶，氣憤地說道：
“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的學閥腔調！”
“不行，通知北京各報，一律不準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他又拿起電話，對有關部門指示道：
“凡是有點名批判的消息和報道，要向市委請示，拿出點黨性來！”
的確，本來姚文元的文章未經中央主管部門的批準，就點了一位知名學者、北京市委負責人的名，並把問題說得聳人聽聞。而身為北京市的一把手，又兼“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事先竟毫無所知，怎能不氣憤呢？
彭真的這一決定，很快就被江青知道了。她也異常氣憤，便把這一消息，又告訴了毛澤東。
她添枝加葉地說：“北京封鎖姚文，扣壓左派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是有組織、有預謀、有步驟的陰謀。”
毛澤東聽後生氣地說：“我就不相信北京成了他們的天下，他們想搞獨立王國，好吧，我們較量一下嘛！”
毛澤東大手一揮，下令上海立即將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冊子，並由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因為此事，毛澤東對北京市委、中宣部的不滿迅速加深。
到11月29日，《北京日報》不得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中央日報又停了幾天，才先後轉載。
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學術欄上發表，題目加上周恩來親自審定的編者按，竭力把這場“火藥味”很濃的鬥爭，局限在學術範圍。
“轉載”風波過去了，但是從這時起，在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中，出現了兩個領導中心。一個是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宣部，這裏麵的人員有陸定一、周揚等；另一個是以江青、張春橋為首的“上海幫”。
劉少奇說：以勢壓人，我不讚成
就在圍繞“轉載”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中南海的“福祿居”庭院裏，還有一個人正聚精會神地讀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他一會兒站起來，思索著；一會又坐下去，眉間緊鎖。
他，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所住的“福祿居”，是清代同治皇帝居住的地方。這裏離毛澤東的住處不遠。
“請找一本《海瑞罷官》原文來。”劉少奇對走進來的秘書說。
秘書找來一本1961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海瑞罷官》。劉少奇認真、仔細地閱讀著。
他房間裏書墨味甚濃，古典的，現代的，各種各樣的書應有盡有，寫字台的旁邊是一張寬大沙發，窗戶上掛著絳色的絨窗簾。正當他陷入沉思的時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提著水瓶進來了。
王光美給他的杯子裏加滿水，趁著他喝水的工夫，輕聲說：
“彭真同誌剛才打了電話，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
“你怎麼回答他的？”他突然睜開眼，望著王光美。
“我說，少奇同誌可能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也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麼意見。”看了劉少奇一眼，王光美又補充道：
“你看我這樣回答，行嗎？”
劉少奇站了起來，緩緩踱著步，好像是在回答王光美的話，又好像是自言自語：“現在隻能這樣回答。《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講話要格外慎重！”
他頓了一下，又說：“從我心裏講，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不好，缺乏一定的事實依據，以勢壓人，我不讚成這樣做。這是一場筆墨官司，我們都要謹慎為好。”
“那要不要給彭真回個話？”王光美看著丈夫的表情問。
“我看還是不要了。北京市委有什麼意見，讓他們按正常的組織程序辦吧！我們不要亂插手。有些事，恩來、小平他們會處理的。”
王光美點了點頭，提著暖水瓶退了出去。
劉少奇深深吸了一口氣，走到電話機旁，看了看這部紅色的電話，又走到門口，把房門關緊了些。他撥了一串號碼，說：
“請給我接主席辦公室，我要同主席講話。”
大約過了幾分鍾，電話通了，講話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江青。隻聽江青說：
“主席已經休息了，你有什麼話請講，我代轉告主席。”
劉少奇猶豫了一下，“等主席醒後，你告訴他一聲，就說我給他來過電話。”說完，輕輕地放下電話。
劉少奇閉著眼睛坐到沙發上，搖了搖頭，過了好大一會兒，才說：“我心裏悶得慌，光美，我要休息了。”
又跳出幾個“殺手”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的第4天，即11月13日，毛澤東的專車駛離北京。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於11月19日抵達上海。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2月21日，杭州。
毛澤東興致頗高地在此召見了陳伯達、胡繩、關鋒、田家英等人，並作了長談。
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了戚本禹在此之前，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其標題是《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文中影射地批判了吳晗等人。毛澤東的談話內容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篇，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的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40天的娘，我罵你們20天的娘還不行！人就是要罵娘的。
毛澤東大加讚賞的戚本禹又是何人呢？
戚本禹原來平常的很，隻是兩年前，他寫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斷定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引起了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反響。正當人們紛紛批駁他的時候，毛澤東卻在他的文章上指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這樣，戚本禹的身價一下子抬高了。
這次，當戚本禹又聽到毛澤東的讚語時，激動得熱淚盈眶，立即加入了批《海瑞罷官》的行列。不久，他又趕寫出了另一篇“檄文”，《〈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此“檄文”跟姚文元的“雄文”形成了南呼北應之勢。
這樣，北京也有了“殺人”的“筆杆子”。
與戚本禹幾乎同時，另一位以筆當“刀”的人物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他就是關鋒。
關鋒1919年生，19歲時就當上了中共樂陵縣委書記。愛寫雜文。1956年，他到北京進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來到了陳伯達、康生身邊。《紅旗》創刊後，他的文章經常映入毛澤東的眼簾，頗受毛澤東的好評。
戚本禹和關鋒的文章，送到中宣部時，卻遇到了麻煩。
經過是這樣的：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在北京召開三報三刊會議，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會上，他根據彭真指示，指出有關三報三刊學術批判的稿件，要審查。尤其是一些批《海瑞罷官》的文章。
這麼一來，戚本禹、關鋒兩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當然被壓下去了。
戚、關所謂“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聯係起來，說“海瑞就是彭德懷”。戚、關見“大作”被壓，便越過許立群，直接把文章的清樣送至彭真處。然而，彭真的秘書給他們的回答是：“彭真同誌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