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繼續說：你還是去西南吧！
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狂風拔地而起，掃遍全國。
紅衛兵不答應，硬逼彭德懷寫。無奈，他隻好提起了筆，出人意料地給姚文元寫了一封信。
就這樣，經受精神、肉體雙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場的彭大將軍倒下了。
手術方案經過了周恩來的批準，但彭德懷不肯做。他並不怕死。
他去了。連火化遺體的費用，也是從他少得可憐的獄中生活費中支付的――因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懷。
千裏偷襲成都
1965年底，彭德懷結束了吳家花園六年的軟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線建設。在此之前，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罕見的長信，長達八萬字。
1965年9月22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長信，翌日便會見了他。彭德懷當天便根據自己的記憶，追記了毛澤東和他的談話：
主席：早等著，還沒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著，你這個人有個強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誌，等一會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現在要建設戰略後方，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以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複名譽。
（在廬山會議時，主席問到了對我的決議案如何，當時我向主席作了三條保證。）
主席問：哪三條？（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後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主席說：後麵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戰略後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區，它有各種資源，地理也適宜，大有作為。彭德懷同誌去也許會搞出一點名堂來。建設黨的統一領導，成立前線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
彭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誌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幹部反對過贛江，彭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在粉碎蔣介石的一、二、三次“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三人。彭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會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反對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在西北戰場成績也是肯定的，那麼一點軍隊，打敗國民黨胡宗南等那樣強大的軍隊，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否定一切呢？
主席繼續說：你還是去西南吧！讓少奇、小平同誌召集西南區有關同誌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來找我談。
就這樣，彭德懷赴西南走馬上任。這表明，毛澤東在為彭德懷恢複名譽。
這天，毛澤東與彭德懷在中南海長談了5個多小時，並共進了午餐。
這年11月底，彭德懷告別北京，隻身赴川，擔任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的狂風拔地而起，掃遍全國。
彭德懷到成都不久，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就發表了。此文打亂了彭德懷的工作，在他的腳下響起了炸雷。
原來，就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整整一個月，即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關鋒就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了一封信，提到了遠在千裏之外的彭德懷，內容如下：
我們覺得，分配給彭德懷這個工作（指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是不恰當的。據我們了解，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的活動。因此，我們再一次提出意見，希望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
以這次文化大革命揭發的許多事實看，彭德懷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為了在廣大群眾中揭穿他的醜惡麵目，為了徹底清除這個隱患，我們希望黨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開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由於這場奪權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我們推翻一個地方的、部門的反動政權的鬥爭。因此，必須當機立斷，采取斷然手段，和平共處，是不行的。
這“斷然行動”，在半年之後，終於以突然襲擊之舉實行了。
1966年12月20日，戚本禹給20歲的韓愛晶打了電話，說：“現在開展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深入，海瑞一直沒有批判，你們應當把海瑞弄回來進行批判。”
韓愛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麼個“弄回來進行批判”？
戚本禹進行了“注釋”，說道：“海瑞就是彭德懷，他現在在四川，是大三線的副總指揮。那裏沒有人敢動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韓愛晶頓開茅塞，開始立即行動。
這韓愛晶又是何許人呢？
韓愛晶，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之中，出現了“五大領袖”，他們是：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一個普通的勞動人民家庭，從小養成了孤僻、鬱悶的性格，高中畢業時，懷著對軍事科學的神秘感和榮譽感，報考了北京航空學院。
是“文革”激起了他多年被壓抑的欲望。1967年初，刮起了“一月風暴”，學校那點權，對他來說太小了，於是，他瞄準了上層。北京市委、人民日報、新華社、北京日報等重要部門，北航的“紅旗”都要強占。此時，作為“司令”的韓愛晶，儼然身價百倍。
1967年7月份，他與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於8月1日開始圍堵中南海各門。一時，中南海畔，喇叭高鳴，人聲鼎沸，交通堵塞，旗幟狂舞。韓愛晶親臨“火線”、頤指氣使，好不威風。
坐陣北航，遙控全國的韓愛晶麵對地圖上四處飄揚的“北航紅旗”，感到了一種自我陶醉的滿足。他得意地說：“別人說上有天堂，下有北航，這話不假。照我看，全國都要走北航的路。”
中央文革對韓愛晶可謂“厚愛有加”，陳伯達曾意味深長地“勉勵”韓愛晶：“前途無限，無限希望，無限光明！”韓愛晶自然受寵若驚，心甘情願地對之俯首聽命。
對中央文革給自己的特別使命，韓愛晶立即派出最能幹的部將，組成“特遣小隊”，撲向大西南，撲向成都……
不料，從成都打來的長途電話，使韓愛晶震驚：到手的彭德懷，被人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