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正高興時，不料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了張春橋。
毛澤東時而點著一支煙，習慣地一手握著煙，一手背在身後，沉思著在屋內來回踱著步。
從此，聶元梓名聲大振，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一顆令人目眩的新星。
亂中，“草莽司令”陳阿大擊出一拳，又有人擊出一拳，接著拳腳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隊！”……
80萬赤衛隊被擊潰，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爺拉下馬！”
摘桃大師張春橋
這裏，我們先要說的是一個小車站發生的並非“小”的事件。
安亭，這個上海遠郊的小火車站，平日很少有人提及它，然而，它竟與“一月風暴”這麼“偉大”事件聯在一起了。
時間：1966年11月9日
事件：臥軌攔車
人物：“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部分成員
起因是這樣的：
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在北京密謀要打倒一些地方的“當權派”。而全國第一大城上海，則成了她首選的目標。經過一番策劃、籌備，再借助10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東風”。在次月，便成立了第一個激進的城市工人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
這個組織是由一些合同工、臨時工組成的，而組織者則是上海的一些工廠――國棉十七廠、上海玻璃機械廠、八二二廠等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謝鵬飛、葉昌明、王洪文等。
工總司的正、副司令為王洪文和郭子坤。說起這正、副司令的來曆，卻頗有戲劇性的。
那是這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整個上海市的數十家工廠的造反派頭頭聚在黃浦劇場，商議籌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問題。為了確定各人在總司令部能坐哪把交椅，頭頭們吵得雞飛狗跳，最後隻得照各人實力排名次。
各廠的頭頭們爭先恐後地報數：“我有18個造反隊員”，“俺有一個排”，“咱是38”……王洪文的國棉十七廠，那陣也隻有59人。他卻異常冷靜，故意等別人全報完了，才拍案而起：“我出200人馬！”真是擲地有聲，眾人大嘩。
王洪文正高興時，不料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電機廠的郭子坤從廁所出來。邊係褲帶邊嚷嚷：“老子不多不少正好201個！”王洪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提議每人報成分、出身、政治麵貌。郭子坤的出身、成分和王洪文不相上下，隻是王洪文有那塊“中共黨員”的金字招牌。這樣，王洪文就當之無愧地成了工總司的正司令。
11月6日下午，17個工廠的造反派頭頭又聚會，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造上海市委的反”，並且正式決定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工總司。11月9日，召開數萬人的成立大會，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奪權！”
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工總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尋求官方的承認和物質支持。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精神，拒絕了他們的這一請求。並決定對他們采取“不讚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
上海市委曾就這一意見還打電話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得到了讚同，張春橋當時也表示完全同意上海市委的方針。
工總司的請示被上海市委拒絕後，王洪文、郭子坤大為惱火，決定指揮他們的成員乘車北上，找中央領導反映他們的情況。11月10日淩晨，王洪文親自率領造反隊員幾千人衝進上海北站，聲稱北上“告狀”。
他們乘的火車奉上海市委命令，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車站。
對此，造反派們惱羞成怒，大吵大叫。當天中午，他們在安亭車站先臥軌，然後又攔截了14次特快列車，製造了滬寧線中斷30多小時的“安亭事件”。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共中央報告情況，同時派人向工總司作了解釋，恰好《人民日報》11月10日發表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不少工人聽從勸說，準備返回上海。
再說此時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小組，聽到上海市委的情況彙報後，表示支持上海市委的做法。組長陳伯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做了兩件事：
第一，告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的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滬說服工人。
第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電。電文指出：
“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自己解決。”又說：“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回滬處理此事。”
張春橋離京前，陳伯達又把致上海工人電的原稿給了他，陶鑄也對他再三囑托不能承認工總司和他們的行動。
張春橋一一點頭稱是。
11月11日晚，深邃莫測的夜空傳來一陣飛機的轟鳴，一架飛機在黃浦江上空盤旋了半圈，帶著尖厲的嘯聲，徐徐下降。飛機停穩後，從飛機裏走出一個中等身材、裹著草綠色軍大衣，戴著佩有帽徽的單軍帽的人。這個人就是張春橋。
這時，滬寧線剛剛恢複通車，受阻的大批列車仍未疏散，一長串、一長串停在軌道上。
到上海後，張春橋沒有按照陳伯達和陶鑄說的那樣辦，而是撇開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首先掛電話給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歲的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赫赫有名的蒯“司令”那時已經與張春橋有了單線聯係。張春橋把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視為他可信賴的耳目。一個神秘的人物接到張春橋的電話，立即趕來，帶著張春橋直接驅車來到安亭現場。
這個神秘人物，幾乎不為外人所知。在“四人幫”倒台之後，人們才獲知那位神秘人物的來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親，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親，也正因為政治身份可靠，當時在北京某中央首長家當保姆。由於這麼一層特殊關係。包炮的消息十分靈通。這位中央首長何許人？據說，乃康生也。
包炮以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代表的名義來到上海，結識了年僅31歲的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在籌備成立工總司的那些日子裏，王洪文把包炮當成了自己的謀士。就這樣，一來二往，兩人成了密友。
向西，向西，轎車朝著安亭急駛。一路上，從包炮的嘴裏，掏出了關於工總司和安亭事件的最準確的情報。張春橋向來是很重視情報的。兵書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春橋確信這是古人經驗之談。
轎車終於馳到了安亭。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了張春橋。
“春橋同誌，他就是王洪文。”經包炮這麼一介紹，張春橋向那年輕人伸出了手。
年輕英俊的王洪文見狀，也搶先向前一步，熱情洋溢地說：“春橋同誌，我們工總司熱烈歡迎您！”
“這是小潘，‘工總司’的‘副司令’。”包炮把剛從南京趕回來的潘國平介紹給了張春橋。
寒暄完畢，他們便坐下來開會。張春橋向他們出示了陳伯達親筆起草的電文原稿，然後答應他們第二天回上海解決問題。
王洪文在會上則向張春橋提出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是：
第一，上海工總司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
第二，我們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這是什麼性質的行動？
第三，安亭事件的責任由誰來負？
第四，能不能答應我們的要求――曹荻秋作公開檢查？
第五，能不能給工總司提供工作方便？
老謀深算的張春橋，早已預料到工總司會提出這些問題。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總司的力量，來衝擊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陳丕顯、曹荻秋。使上海成為自己的天下！
正因為這樣，他非常痛快、幹脆地支持了王洪文。
會談十分順利地進行著。雖然潘國平堅持還要帶領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繼續北上，終究還是被王洪文說服了。
這天中午，王洪文率領一大批工總司工人登上火車，返回上海。下午四時，張春橋也回到了上海。張春橋一到上海，馬上給江青掛了電話，彙報了情況。他深知，江青會在毛澤東麵前為自己“美言”，而毛澤東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1月13日，張春橋參加了上海市委常委會，會上一致認為：不承認工總司為合法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同時下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從安亭回來的工人座談時說：“依我個人意見，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是會變顏色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可以存在下去。”
這天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便張貼著這樣的傳單，標題是《張春橋同誌簽名同意五項要求》。內容大致如下：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組織。
二、承認“11?9大會”，以及被迫北上北京是革命行動。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完全負責。
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要提供各方麵的方便。
張春橋的這一做法來得太突然，上海市委猝不及防，大出所料。為此，他們對張春橋十分不滿。
當天晚上，剛吃過晚飯，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手裏拿著傳單，踱進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家門。
“老陳，你看過了張春橋的傳單嗎？”魏文伯揚了揚手裏的傳單。
“早就看過了！張春橋算什麼？誰給他那麼大的權力，可以簽發這種‘五項要求’？”陳丕顯指了指書桌上放著的傳單。
兩人正說著，戴著金絲眼鏡的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也來了。三人一商量，決定由陳丕顯給北京的陳伯達打電話。
陳丕顯聲音洪亮，語言嚴厲：“伯達同誌，春橋作為文革的成員，有沒有權力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隨便在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這還要不要國家法律？”陳伯達一時語塞。
張春橋這一手確實不同凡響。陳丕顯的電話剛打完，那邊中央文革小組的討論方案便出來了：同意張春橋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也隻好勉強認可張春橋的處理辦法。
月亮悄悄地爬上紅牆，早已結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一片青光。在略帶刺骨的寒風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時時閃出幾枝難得的翠綠。
豐澤園裏，毛澤東的臥室還閃著燈光。
他時而點著一支煙，習慣地一手握著煙，一手背在身後，沉思著在屋內來回踱著步，時而又望一眼床頭邊的那份報告。
他深知，“文化大革命”已經發動起來，要想把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光靠現有的力量遠遠不夠，還要把它引向工礦車間，田間地頭……
“現在上海的工人階級開了一個好頭，這是一種好現象，應該大力支持。”
他走到“報告”跟前，拿起筆，寫道：“同意春橋同誌的處理意見。”
然後又在後麵補充了一段話：“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後有概念。”
看著毛澤東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意見的批示，張春橋得意地笑了。
他躊躇滿誌，準備大幹一番。
工總司在張春橋扶植下成立了，它的一切活動也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更加無法無天。接踵而來的是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的成立。這些組織大搞揪鬥、炮轟、遊行、集會，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衝擊和迫害，上海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起來。
把上海搞得“轟轟烈烈”之後，張春橋找了個借口飛回北京，等待時機，準備下手摘“桃子”。
《解放日報》需“消毒”
工總司在安亭事件中旗開得勝，又有後台老板支持，便囂張起來。今天揪這個，明天鬥那個，後天再玩兩個女人。對此，上海工人群眾義憤填膺。
1966年11月26日，以老工人、黨團員、積極分子為基礎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成立了。這樣，上海就開始出現了兩個對立的工人組織。
赤衛隊成立以後，發展迅猛，號稱80萬人。他們這一派因保衛上海市委，深得市委的支持，公開反對張春橋同工總司簽訂的五項要求，說五項是大毒草。
赤衛隊成立伊始，就同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中交上了手。
在1966年11月27日這天，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向上海郵電局發行處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紅衛戰報》第9期，要同《解放日報》一道發行。即把《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一並投送。
其理由是：《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需要《紅衛戰報》來“消毒”。紅革會的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上海市委和報刊發行處的斷然拒絕。
紅革會勃然大怒。11月30日清晨，紅革會強行扣住《解放日報》不讓發行。上午，他們又氣勢洶洶地進駐報社，聲稱：“不把《紅衛戰報》同《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就不準舊《解放日報》發行。”
紅革會的行動，立即得到了王洪文、郭子坤等工總司頭頭的呼應。
12月2日，工總司的大批造反隊員進駐報社，聲援紅革會。他們人數眾多，勢力強大，很快取代了“紅革會”，成為造反的主力。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赤衛隊隊員也來到報社門前，他們在報社門前示威遊行，日夜高呼：“我――們――要看，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是――黨――報！”《解放日報》社門口和周圍被圍得水泄不通。雙方處於劍拔弩張之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對此作了批示：“群眾組織的報刊與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往。”
而江青的特派員，來滬不久的聶元梓則極力煽動：“不要從《解放日報》社裏輕易退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台為止。”
這裏我們不妨簡單介紹一下聶元梓其人其事。
聶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縣農村的一個富有家庭。她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4年夏，聶元梓調入北京大學工作，在經濟係任副主任，1965年任哲學係黨總支書記。
1966年5月20日，北京大學黨委傳達了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一向好動的聶元梓一邊聽，一邊手不停地揉著曾經患有中風的臉頰，她認為機會來了。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人貼出了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率先向北大黨委“鬧革命”，6天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了這張大字報的全文，並配發評論員文章。從此，聶元梓名聲大振，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一顆令人目眩的新星。
聶元梓一帆風順，很快就得到了江青的賞識。隨著鬥爭的越演越烈，江青感到上海市委問題很嚴重，僅憑張春橋等人還不行，必須再派“能幹”的人，於是她想到了聶元梓。
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別快車，馳入上海北站，從軟臥裏走下一男一女，都戴著雪白的大口罩，披著綠色軍大衣。那女的便是聶元梓。
聶元梓到上海後，便很快和王洪文等造反派頭目聯係上了。她當即提出了“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等口號。
有了“後台”老板的支持，工總司、紅革會的造反派膽子就更壯了。
“革”與“保”的拉鋸戰僵持了十多天。
白熱化的高峰期，每天聚在報社內外的人達幾十萬。這些人時而衝擊、時而封鎖、切斷報社大樓的水源、糧源、電源。
造反派的頭頭們還把韓哲一、王一平等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人揪到報社進行批鬥和人身迫害，威脅他們同意《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發行。
迫於形勢，上海市委於12月5日在工總司的“四項要求”和紅革會的“三項決定”上簽字妥協了。工總司又勝利了，赤衛隊卻被工總司罵為“保皇派”，敗下陣來。
事情到此，並沒有了結，一場武鬥，一場血戰又開始了。
市委癱瘓了
12月7日，敗下陣來的赤衛隊、紅衛兵大專院校總部發表聯合聲明，不承認上海市委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簽字。12月10日，他們瞅個機會，劫持上海市長曹荻秋，迫使他簽字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