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醫護人員的話來說，他“隨時都可能死亡”。
當“靈車”開進火化場時，有人在那裏噴灑消毒藥水。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
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地返回家裏。
天安門、中組部都貼出了一大批指責、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群眾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
毛澤東談過話後，劉少奇的心情舒暢了許多。
神秘的烈性傳染病病人
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日子。
1969年10月17日，他的病情加重，輸液日夜不停，鼻孔裏插著長期放置的鼻飼管，吸痰器不時伸進他的喉頭，吮吸著湧上來的痰液。用醫護人員的話來說，他“隨時都可能死亡”。
然而，催促他搬出中南海，立即離京的指令卻越逼越緊。
為了讓他明白，護士小姐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經曆過風風雨雨洗禮的他，理解這轉移包含的內容。他把臉轉了過去，無言以對。
隨著頭部的轉動，護士小姐又把那張報紙拿到他眼前，他再次把臉扭過去。
無奈，原來的衛士長隻得俯在他耳邊，把寫在報紙上的字念了一遍。他雙眼緊閉，一言不發。此時，他心中一定非常清楚，等待他的將是什麼。
用不著他明確表態，便被轉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他，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髒又臭。臨離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麵被裏，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
晚7時，借著夜幕，他被放在擔架上，在專案組人員監護下，由護士和原衛士長陪同，放在飛機後艙，離開北京，運往河南開封。
晚9時許，載著他的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
他被抬下舷梯，由救護車送往原開封市人委大院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層高的樓房，前後左右都不挨街道，電網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他被安排在西樓一層南頭的裏間屋內。
10月的天氣，說變就變。孤身一人的他，先是身受風寒，由於沒有及時治療，又得了肺炎。到達開封時，體溫升到39度，嘔吐不止。當地的一位負責人卻說，“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在開封，醫護人員隻進行十分有限的治療。
11月5日，他再次高燒，經過搶救，兩天後體溫降到37.2度。
11月10日晚，他的體溫又驟然升高達39.7度，由於受檢查條件的限製，當時不能確認是肺炎，但仍按肺炎治療。不準送醫院。
11日深夜，病情突然惡化，張口喘氣，嘴唇青紫，瞳孔對光反射消失，體溫40.1度。12日清晨6時40分發出病危通知，5分鍾後，心髒從此停止了跳動。
兩個小時後，“搶救”人員才姍姍而來。
11月13日淩晨，原來的衛士長再次趕到他的身邊時，隻見他的遺體放在地下室的過道上，身上蓋著白床單，亂蓬蓬的頭發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都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11月14日深夜12時，頭部和麵部全部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遺體，由六七個人抬上一輛“六?九”型吉普車。由於吉普車太小，兩隻腳還露在車廂外麵。
15日零點剛過，載著遺體的“靈車”，在淅淅瀝瀝的細雨中快速馳向火化場。
火化場得到通知，說是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二十多個軍人把火化場全部戒嚴，隻留下兩個工人操作火化。
當“靈車”開進火化場時，有人在那裏噴灑消毒藥水。
他的火化單上填寫著：
姓名：劉衛黃
職業：無
死因：傳染病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原
與亡人關係：父子
其實，他的名字不叫劉衛黃。他就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
還是讓我們回到1966年，那一個春天……
劉少奇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由來
曆史有時幾乎是迷離混沌的。
1961年9月24日，英國著名的元帥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主席現在是否已經證明，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坦誠告訴世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但事有蹊蹺，短短五年，毛澤東卻改變自己的初衷。從政治上徹底打倒了自己經過長期考察而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這真讓人困惑，納悶，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湖南人，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安源煤礦、漫漫長征路、延河之濱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盡管他們在性格上大相徑庭，但他們還是作為親密戰友並肩戰鬥了40餘年。
1935年，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遵義會上，正是由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支持，才使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以確定，從而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劉少奇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了對劉少奇的支持。由於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作為城市工作的正確代表和敵占區華北組織的領導人這一地位才得以肯定和鞏固。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戰友情誼與日俱增，他們相互支持也越來越多。
1944年，劉少奇向在淮河以北地區地下工作的同誌作報告時說：隻有毛澤東思想才能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稱讚了劉少奇，說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個典範。
實際上，早在1942年2月延安整風開始時，劉少奇就奉命由蘇北調往延安，出任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一項《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劉少奇就任中共中央五項要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研究局局長、主管華中局的全麵工作。他的名字已經緊跟在毛澤東之後了。
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劉少奇為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行主席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又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1956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由於毛澤東的堅持和推薦，在1959年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5年1月舉行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深厚友誼，加上劉少奇的天賦和傑出的組織才能，才使得毛澤東在考慮接班人，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劉少奇。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毛澤東改變初衷，親手廢黜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呢？
實際上，在1962年到1965年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已經發生了意見分歧。
首先是對“三麵紅旗”持何種態度。1958年毛澤東發動震驚中外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人民都以巨大的熱情積極響應，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煉鋼鐵、“放衛星”，似乎一夜間就進入了共產主義。
然而，問題很快暴露出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給人民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大躍進”的初期也是擁護“三麵紅旗”的，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在1958年黨的八大的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同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也舉手讚成大辦人民公社及大煉鋼鐵；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也認為彭德懷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且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批判。
1961年5月，劉少奇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湖南。在這裏，他沒有看到“稻菽千重浪”的喜人景象，而是哀鴻遍野，餓死的人隨處可見的“荒涼景象”。
回到北京後，他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主要責任在中央……
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雖然，他已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認識，認為成績和失誤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然而，麵對劉少奇的觀點，尤其是在7000人大會這樣的公開場合……於是，毛劉之間的意見分歧開始了。
他們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
1964年12月，在討論製定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時，劉少奇不同意把農村的矛盾看成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更不同意“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他認為，農村矛盾是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主要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為此，毛澤東非常不滿。他聯想到這次會議剛開始時的情景。當時，負責會議的領導以為是一般工作會議，出於好意說：“主席，你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了。”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議上說：“有兩本書，一個叫黨章，一個叫憲法，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力。可是，一個人不叫我開會，一個人不聽我講話……”
這純屬巧合的事情，更加深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誤解。
他們之間的第三個分歧是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1962年是右傾，1964年又形“左”實右，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的走資派。
劉少奇則說：1962年的調整是必要的，講整黨內走資派打擊麵過大，應該提“分子”，不宜提“派”。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劉少奇並沒有明白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他從好的方麵理解這場運動。他竭力把這場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限製在一定的範圍。
顯然，他的做法不符合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奇想。
毛澤東對群眾運動遲遲不能開展起來，頗感不滿。為此，他於1966年6月1日親自簽發了“馬列主義大字報”。
繼北京大學踢開黨委鬧革命後，全國高校一片混亂。劉少奇、鄧小平麵對如此混亂局勢，舉棋不定，匆忙趕到杭州，請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仍然委托劉少奇、鄧小平根據情況處理問題。
劉、鄧接到主席指示後，不敢怠慢，如同救火一般，決定派工作組進駐高校，以維持局麵。然而到6月下旬，工作組“反幹擾”運動，逐漸進入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20多天的時間裏，北京有二十多所高校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有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以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毛澤東的“耳目”和“喉舌”，把上述情況頻頻傳遞給他。毛澤東大為惱火，不斷給中央文革小組打氣。
他在給妻子兼文革第一副組長的江青的信中說：“我在20世紀60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粉身碎骨的。這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
為此，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從外地回到北京。
劉少奇聞訊立即前往豐澤園，打算彙報前一段時間的工作。到了豐澤園門前，見院子裏停著好幾輛轎車，屋裏燈火通明，笑聲不斷，顯然，毛澤東正在接待客人。
劉少奇告訴工作人員，說要見毛主席，然而工作人員卻說，主席剛剛回到北京，很疲勞，已經休息了。
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地返回家裏。
應該說，劉少奇生性淡泊，處世謹慎，一直是盡量揣摸毛澤東的意圖，按傳統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可如今……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時，果然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他，說派工作組是錯誤。還十分認真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很多學校都關起了門。要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未及防備，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摸不清頭腦。他想，以往不是經常派工作組的嗎？土地改革時有工作組，“四清”運動時又有工作組。這次，雖然主席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工作組“可以不派嗎，亂就亂它一陣”。但是，麵對當時的情況，不派又能行嗎？！
毛澤東既然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劉少奇便希望竭盡全力挽回局麵。他立即下令工作組刹住“反幹擾”，趕快轉入鬥“黑幫”。
這一切，也不能使毛澤東滿意。
毛澤東又指出：要重新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仍沒能理解毛澤東指示的全部含義，還想在工作組問題上保留意見。為此，他彙聚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問題的看法，並做出了如下幾種結論：一種是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另一種是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還有一種就是更加脫離群眾。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因此，對工作組不能采取消極撤換。
對此毛澤東誤解為劉少奇與他對著幹，決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與之針鋒相對。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北京大學這個著名的學府為基地。7月22日、23日，文革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兩次去北京大學進行活動。
江青對因反對工作組而受到打擊的人大聲疾呼：“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
之後，他們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寫信給中央，全力抨擊工作組。
24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和文革小組負責人的麵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表示了對中央文革成立以來所做工作的肯定。
同時，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也表態了，說：“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
有了毛澤東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更加活躍了。
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幾次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康生在會上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