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嘴巴支吾著，半天說不出話。
自從毛澤東在“文革”中脫下中山裝、穿上軍裝之後，人們也馬上效仿了。
陳毅說話時，目光直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康生。
張春橋、姚文元和其他組員們緘口無言，目不正視。
奪權！奪權！奪權！整個中華大地在一片“喧鬧”和“嘈雜”聲中。
毛澤東穿著睡衣、拖鞋坐在沙發上。
兩軍對峙，勇者勝
1967年2月11日，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
中南海懷仁堂，小會議室。
鋪著白台布的長方形會議桌旁，正中坐著周恩來；右邊依次坐著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餘秋裏；左邊一邊是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兩軍對峙，壁壘分明。
這次會議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文革”以後，一切黨政機構被打亂了，不能行使正常職權，不得已就成立了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這是由當時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一起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
會議的中心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會上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人民解放軍的問題，進行了全麵攤牌，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首先站起來講話，他氣憤地向坐在對麵的文革小組成員義正詞嚴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坐在葉劍英旁邊的新任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質問陳伯達：“軍隊是國家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了？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緊接著，葉劍英幽默地嘲諷了張春橋搞的“上海公社”：“你們搞上海奪權，又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不知是誰批的？這些人要幹什麼？”
陳伯達以不容置疑的口氣斷然說：“這種國家體製的改革是符合馬克思創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則的。”
葉劍英冷冷地一笑：“我不讀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伯達同誌是理論家，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嘴巴支吾著，半天說不出話。
會議不歡而散。兩天之後，即2月16日下午，中央碰頭會在懷仁堂繼續召開。
這次鬥爭是由陳丕顯的問題引發的。
自從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黨政大權落入張春橋手中之後，張春橋的目光便瞄準了北京。2月12日上午，一架銀白色的專機從上海起飛。機艙裏坐著一身綠軍裝的張春橋、姚文元。自從毛澤東在“文革”中脫下中山裝、穿上軍裝之後，人們也馬上效仿了。
當天晚上，張春橋和姚文元便趕到豐澤園，坐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向最高領袖彙報了“一月革命”的“盛況”。這時候的張春橋得誌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就在他回到北京的第四天，懷仁堂的一場大論戰會因他而起。這天下午三時，一輛輛紅旗轎車接連駛往懷仁堂。當張春橋剛從轎車裏鑽出來時，另一輛紅旗牌轎車也到了，從車裏出來的是“大譚”。
“大譚”、“小譚”曾聞名於華東。“大譚”即譚震林，“小譚”乃譚啟龍。譚震林是張春橋的老上級，解放初，當張春橋擔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時候，譚震林便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
盡管現在紅的發紫的張春橋，再也不把譚震林放在眼裏，而在譚震林看來，張春橋還隻是張春橋罷了。
“陳丕顯同誌來了嗎？”譚震林見到張春橋，頭一句話便使張春橋心裏老大的不痛快。陳丕顯是譚震林當年的新四軍老戰友，譚震林知道毛澤東批準的進京省、市委書記的名單中有陳丕顯，理所當然地這麼問張春橋。
張春橋呢？他的“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就在於打倒了陳丕顯。他傲然回答了譚震林的問話：“他來不了。群眾不答應啊！”
譚震林一聽，反駁道：“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嗎？”
張春橋冷笑一聲，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譚震林聽了十分生氣，指著張春橋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嗬？”
張春橋瞪了譚震林一眼，恨恨走進了會場。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宣布會議開始，譚震林就從座位上站起來，第一個發言：“張春橋同誌說，上海科長以上幹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他們犯了什麼罪。陳丕顯同誌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
譚震林在說話時，目光直逼視著坐在斜對麵的張春橋。
張春橋不屑一顧地說：“我說了麼，是群眾不答應。”
譚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用拳頭擂打著桌麵，大聲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我早就看透了，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好多老幹部，革命幾十年啦，結果卻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我經曆了多次黨內鬥爭，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了王明、張國燾。”
譚震林說罷，一肚子氣，走過去拿衣服，看樣子要走。他手中拿著大衣，指著康生、張春橋等人說：“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
這時候，周恩來站了起來，嚴肅地勸阻道：“有話坐下來說，但不能走。”
陳毅也站了起來，說：“不要走，在這裏鬥爭。”
譚震林走了幾步，轉回身子，麵向會場說：
“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也不走了！”
李先念提醒道：“你要走了才有人高興呀。”
這時候，陳毅怒火中燒，大聲說道：“這些家夥上台，才是真正的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有人背著主席和中央大搞搶救運動，結果搞錯了許多人，最後還得向人家認錯。在座的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教訓。”
陳毅說話時，目光直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康生。因為當時延安整風時，康生一手導演了“搶救失足者運動”，使許多幹部蒙受了不白之冤。康生的臉一陣紅，一陣白。
葉劍英瞥了康生一眼，慢悠悠地說：“如今有些人養成一種很不好的習慣，不管幹什麼事，都愛打主席的旗號，好像這樣一來就能把別人的嘴巴封住。這叫什麼？這叫政治詐騙！有好多東西，我原來以為是主席的，後來才慢慢明白，其實不是。”
“毛主席一再強調，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錯誤的幹部，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能隨隨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這些人就是不聽，不僅批鬥、關押，還在全國範圍內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幹部全整死。”
聶榮臻插話說：“整死了他們好上台。”
餘秋裏怒衝衝地接過話音說：“現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來整老幹部，你們文革小組可以看看嘛，全國打死多少，打殘多少，被關起來多少，被逼得自殺多少，還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專案組，簡直像法西斯、憲兵隊。我對造反派講了，你們這樣對待老幹部，我就不檢討，連你們的會也不去參加！”
謝富治辯解道：“群眾運動嘛，難免有些過火的行為。但主流還是好的，還是――”聽到這，李先念打斷謝富治的講話，一改平時講話不緊不慢的節奏，語言顯得急促：“你不要和稀泥！什麼主流！難道鬥爭老幹部講主流，對待老幹部就不講主流嗎？就該統統打倒嗎？你們不要以為靠某些人撐腰就可一手遮天，為所欲為，老幹部還沒有全被隔離審查，我們還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還有講話的權力。”
李富春站起身，把一摞照片和材料扔到文革小組成員們麵前，威嚴地說：“你們看看吧，這是所謂的批判！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哪！被折磨成什麼樣子。”
這是一組劉少奇、陶鑄、彭德懷等人被揪鬥的照片。
張春橋、姚文元和其他組員們緘口無言，目不正視。
聽到這裏，譚震林又激動起來，他大聲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我連哭都沒有地方哭！在辦公室裏，跟前有秘書；回到家裏，跟前有孩子，我隻能偷偷地背地裏流眼淚！”
謝富治勉強笑著勸慰道：“譚老板，不要從個人感情出發，要考慮到革命的全局嘛。”聽了謝富治的話，譚震林又猛然站起來，怒目圓睜，緩緩地說，每一個字都重千鈞：“我不是為我自己哭，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我也哭過三次。”李先念語氣沉重地說：“自打《紅旗》雜誌發表了第十三期社論，全國就開始大規模的揪鬥，這篇社論公開提出對老幹部要徹底批鬥的麼？”
周恩來聽後，當即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我沒看到。”
周恩來又問在座的其他“文革”成員：“你們請示了誰？”
陳伯達連連擺著手：“我不知道嗬，可能是秘書處理的吧，我回去查查。”
周恩來嚴厲地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你們不讓我們看看，現在政治局還沒有解散麼！”
陳伯達道：“我們疏忽了，今後一定注意。”
徐向前生氣地補充道：“今天在座的除了你們這一班人，哪一位沒被炮轟過，沒被批鬥過？有的還被抄家，被盯梢，連孩子都被抓起來。”
李富春平和而嚴肅地說：“如果我們不講話，違背良心講時髦話，就不會得罪人，就平安無事。可我們今天坐在這個位置上，就要敢講真話，就要對黨和人民負責。希望文革小組的同誌認真地聽取老同誌的意見，把運動引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陳伯達低頭哈腰地連說：“我們回去一定研究。”
就在會上舌槍唇劍地辯論時，張春橋的臉，像凍住了一般，毫無表情。惟有眼珠子在轉動。誰“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誰瞪。他竭力用腦子記住對方的每一句話。他並不馬上“回擊”，他向來的策略是“後發製人”。
坐在張春橋一側的姚文元、王力，則仿佛成了記錄員似的，兩支筆在本子上刷刷地記著，記下對麵射來的每一發“炮彈”。
會議出現了短暫的沉默，周恩來問康生：“你還有什麼要講的話？”康生擺擺手：“沒有，沒有，我有點頭痛。”
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簇擁著周恩來走出懷仁堂。
康生微閉雙眼，仍一動不動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會議桌左邊的一排文革成員也沒離開，他們都用目光默默地望著他。
康生睜開眼睛，腦袋一揚氣悻悻地說：“看到了吧，這就是鬥爭，這就是一場重大的路線鬥爭。有人動搖了，有人害怕，你們要站穩立場。現在都到釣魚台去。”
……
懷仁堂，坐落在中南海之畔，原本是清朝所建的“儀鸞殿”。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此召開，使他著名於世。此後，中共中央的許多會議，也在此召開。這裏的氣氛曾如同它的名字一樣，一直是和諧的、歡悅的。然而，1967年2月，卻發生了“文革”十年中絕無僅有的一次大爭吵。
這場由張春橋引起的中央碰頭會上的大論戰，便被稱為“大鬧懷仁堂”。
筆杆子對付槍杆子
這裏，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大鬧懷仁堂”之前的背景：風雪迷漫的深夜，北京站巍然聳立的大鍾指向“十二”點。
一個男人高亢而威嚴的聲音在夜空中回蕩：“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們，新年好！現在廣播《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時間進入了1967年，這是所謂“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是所謂向“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奪權！奪權！奪權，整個中華大地在“喧鬧”和“嘈雜”聲中。
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聲中，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機關也連遭衝擊。請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在1967年1月1日收到的幾份電報：
急電！
昨晚九時有數千名造反派學生衝擊沈陽軍區大院，毆打警衛戰士，揪鬥軍區領導，唐子安副司令在揪鬥中被打成重傷，生命垂危。目前，衝擊仍在繼續。請軍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淩晨兩點二十分
急電！
南京軍區副司令張才千來電：昨晚十一時，大約萬名紅衛兵搜抄了8名軍區領導的住宅，兩名部長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請軍委指示。
1967年1月1日淩晨三點
急電！福州軍區韓先楚司令員來電……
急電！急電！一連串的電報直奔軍委辦公室。葉劍英急了，立即將此事告訴了軍委副主席林彪。林彪聽了葉劍英的彙報後，說：“我近來身體不好，請你找其他幾個老帥研究一下，看當前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該怎樣搞。”
於是，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幾位元帥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等聚集在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那裏。
徐向前憂心如焚地對葉劍英說：“你是軍委秘書長，你應該下命令製止這種行動。”葉劍英點點頭：“是嗬，沒有組織、沒有章法，就要亂套。軍委文革小組被打癱了，部隊的運動沒人管了，這樣不行，我的意見，軍委要盡快重新組建一個領導機構，把部隊的運動管起來。這樣才能製止眼下的混亂局麵，把部隊穩定住。”
陳毅把手中的幾張《人民日報》狠狠一扔，氣憤地說：“奪權？奪權？我們拎著腦殼拚殺了二十多年的江山，就這樣被他們奪了，我硬是想不通！我非要管一管！”
聶榮臻憤慨地說：“小人得誌，欲壑難填，他們今天奪地方的權，明天就敢奪軍隊的權，用不了多久，我們也會像彭德懷、賀龍一樣，被人家打翻在地。”
葉劍英豪放地笑道：“自古三軍易摧，帥誌難奪。我們還鬥不過他們？！”
為了保證國家的安全，穩住軍隊這塊陣地，在幾位老帥的努力下，擬就了軍委“九條命令”，最後拿到軍委常委會議討論，並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員一起參加。
這從事後林彪和葉劍英的一段電話談話中可略知一二：
“我是101，喂，劍英同誌嗎？會議開得怎麼樣？”
“爭論得非常激烈，康生、陳伯達同誌沒有參加，我們提出的九條，他們一概反對，吵了一夜，總算通過了七條，有兩條他們硬是給砍掉了。這第一條是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另一條是各開展四大的單位不能成立跨係統、跨行業、跨行政單位的戰鬥組織。江青嗎？會上她一句話也沒說……”
“能奪回這七條已經很不容易了，剩下那兩條以後再說。你帶上這份討論稿，我們馬上去見主席。”
人民大會堂。北京廳。
毛澤東穿著睡衣、拖鞋坐在沙發上。林彪、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坐在他的身邊。每個人都用期待和不安的目光注視著他。
毛澤東接過葉劍英遞來的討論稿，認真地看著。讀罷，順手拿起紅鉛筆在一頁紙上寫了幾個字，抬起頭，聲音朗朗地說：
“你們商定的這七條很好，可以照發全軍。還應再加上一條，不要搞噴氣式，不準戴高帽子，不要搞株連，幹部要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他微微眯起雙眼，逐一審視著幾位老帥，操著濃重的口音：“你們送來的幾份《軍委快報》，我都看了，現在社會上刮起一股反軍亂軍的黑風，此風盛行，國難無窮，要堅決刹住，絕不允許右派組織肆意衝擊部隊。但要處理妥當，首先要做說服工作，如果無效，他們硬要衝，可以放他們進來。如果他們以為解放軍一再忍讓可欺，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分子，對大多數協從者，則重在批評教育，認錯後仍可放他們回去。”
他離開沙發站起身，用力打著手勢，威嚴地說：“你們告訴全體指戰員，就按這八條命令執行！”
幾位元帥神情莊重而振奮地站起身。
毛澤東批準“八條命令”的消息，使江青坐臥不安。她馬上召集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聚集在“文革”顧問康生那裏求計問策。
康生把麵前的幾個人逐個掃視一遍，笑眯眯地說：“靠我們這幾個人的力量不行，這些人比地方的走資派難對付。以後文革小組要多向林副主席請示，他了解軍隊也指揮軍隊。你們還可以寫文章反擊，題目就叫‘堅決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叫用筆杆子對付槍杆子。”
“揪軍內一小撮”出籠了。由此，一場“十二級台風”真的刮起來了。
長安街。新華門前。萬頭攢動，人聲鼎沸。
“堅決揪出大黑幫頭子陳毅！”“朱德不出來我們決不收兵！”……造反派們聲嘶力竭地高喊著。
再也不能等待了，再也不能沉默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再沉默就是縱虎下山，養癰遺患了。老帥們深知這一點。
幾位老帥又聚在一起。
陳毅滿麵怒容地說：“他們以為沒人敢碰，越發隨心所欲，無法無天了。”
葉劍英憤憤地罵道：“中央文革是一幫什麼東西，像群瘋子，為所欲為。為啥沒人管一管？”
譚震林氣憤地說：“我們這些老家夥再不出來說話，誰個出來說話。”
徐向前大聲說：“我支持你。”
譚震林果斷地說：“憑當年井岡山上同毛主席打天下的份，也要同他們鬥一鬥。”就這樣，蓄積已久的憤怒，終於導致了懷仁堂上的大抗爭。
暗箭難防
釣魚台，十六號樓，康生辦公室。
康生在屋裏踱著方步，點著一支煙，放在嘴邊，一口一口地吸著。透著繚繞的煙霧，他回想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心裏就不寒而栗：那些自負的老帥們，居然敢向他們這些大權在握的人發起進攻，蔑視他們的權威，實在是太猖狂了，必須想個辦法好好整整。
吐出一圈煙霧，他望了望靜靜地站一旁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靠這幾個中央文革的人，是根本製不了對手的，怎麼辦，必須想一個萬全之策。”
康生就這樣在屋裏不停地走著，突然，他鏡片後的眼睛一亮，終於想出一個收拾老帥們的“良策”。對，無論如何要用“激將法”把“最高統帥”請出來，借刀殺人。
他主意已定，臉上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冷笑。
康生重又坐在大寫字台前，審閱著姚文元、王力在懷仁堂裏記的《會議紀錄》，並不時在上麵修改幾筆。
看罷，將《會議記錄》遞給張春橋，鄭重地交待道：“好！就這樣定了。你們馬上把這份《會議記錄》給江青同誌送去，請她趕快報告主席，越快越好。”
本來，“中央碰頭會”這樣的場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鑄時，講了一些出格的話。毛澤東批評她“眼高手低，誌大才疏”，她一生氣，說自己“生病了”。所以“懷仁堂大論戰”便少了她這位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