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紅衛兵形成“老紅衛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上麵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聞風而動的“老團”和“老四”急忙厲兵秣馬，不打無準備之仗。
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員嗆得直咳嗽。
謝、王這種公開支持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武漢廣大軍民的極大反感。
毛澤東扔掉手裏的煙頭，意味深長地說：“林彪真的有一手！”
北京，好像一鍋粥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發展，北京的紅衛兵通過分化組合，形成了新的派係格局。在大專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對立。
在中學，紅衛兵形成“老紅衛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紅衛兵派”指紅衛兵的最初發起者，他們多出身於高幹家庭，或者是“紅五類”，根正苗紅。他們出於保衛紅色政權，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熱情成立紅衛兵，並參加一係列“革命活動”。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要保護的領導一個個被打倒了，幹部子弟們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已成為運動的直接對象，於是在1966年11月他們便成立跨校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抵製“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四，三派”以江青1966年4月3日講話命名。在這次講話中，江青批評1966年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江青的講話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期因家庭不好被運動排斥、受到衝擊的一些中學生的歡迎。他們自稱為“四，三派”，這些人不少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屬於文革中的激進派。
“四，四派”以北京軍區政委李鍾琪的講話命名，由於江青的講話打擊了眾多紅衛兵組織，反應強烈，4月4日，李鍾琪在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又肯定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這一觀點立刻受到大部分紅衛兵的歡迎，遂命名為“四，四派”。“四，四派”主要是平民子弟，屬於願意複課的“保守派”。
派係格局的形成，無形中在兩派之間撒下了衝突的種子。他們先是在各派團體之間，利用自辦的小報唇槍舌戰，繼而隨著舌戰溫度的上升，便出口就罵，動手便打，直到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如北京二中的“四，四派”，與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公社。
北京二中“四，四派”攻擊“三司”的大字報下款署名“543488部隊”，諧音就是“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其主要成員來自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公社。麵對“四，四派”的如此汙辱，他們哪甘示弱。
於是他們利用理工科大學的條件，自己製造手槍、手榴彈、長矛、土坦克、穿甲彈等武器，還挖地道，修工事，築碉堡等。其爭鬥場麵，令人發指，慘不忍睹。
還是讓我們一件件慢慢道來吧。
“聯動”六衝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正醞釀著一項重要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會議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
牛皖平和其他幾個人是最近才從外地回到北京的。“外地全亂得像一鍋粥！”這個天真的學生預備黨員，本來是想到外地開開眼界，找點“革命感覺”。不是說“文化大革命”隻搞6個月，鬥、批、改三個階段嗎？他和校“文革”的幾個人就曾商議過，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東北或內蒙古，搞半工半讀，半牧半讀的學校呢？可是西安、武漢、廣州……一路上，他們所到之處，省委、市委的各級班子機構都癱瘓了，造反派的“炮轟”正逐步升級。他們是帶著滿腹疑團回到北京的。
而作為“革命”中心的北京，更是一番“黑雲壓城”的景象：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崛起的蒯大富，聶元梓，已成為炙手可熱的“左派”人物。他們打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旗號，到處亂打。而他們的幕後操縱者，就是中央文革。
提起“中央文革”，青年們已經沒有什麼好感了。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
“為什麼不能對當前的運動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中學紅衛兵應該聯合起來，和蒯大富聶元梓幹到底！”會上有人提議。
這個建議一發出，立刻得到會議室裏幾十個人的響應。
“現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團’也太俗氣，我看就叫‘聯合行動委員會’吧……”“對，這個名字好！”會議室裏的氣氛活躍起來。末了，有人還建議前麵再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幾個字，和大學的紅衛兵相區別。
會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聯動”就這樣誕生了。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了“聯動宣言”，宣言寫道：
隻有一條道路，拉出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的革命權力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
12月5日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這天夜裏，京工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製了一條巨幅標語，上麵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這些標語，就好像是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陣猛烈的炮擊，令人防不勝防。由此，一場殘酷的腥風血雨悄悄來臨。
聯動成立後，鋒芒畢露、四麵出擊。12月2日，牛皖平等10餘人來到一個由蒯大富、聶元梓控製的組織，與他們辯論揪鬥老幹部問題。誰知剛進大門，就遭到三司的圍攻。牛皖平等寡不敵眾，隻得奪門而逃。12月7日，聯動再次派出石油附中、農大附中的20餘人前往三司。誰知，三司竟用電話調來上千人，將聯動成員團團圍住，雙方如箭在弦上，隨時可爆發大規模衝突。經周恩來、周榮鑫等的調解，直至第二天淩晨一二點鍾才將聯動成員放走。
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12月16日，北京市紅衛兵聯合會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在會上，江青突然點了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的名字，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讓他們到台前低頭認罪。接著，江青還大罵一些中學紅衛兵和幹部子弟“血統高貴什麼東西！”
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聯動成員憤怒了。12月26日，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的聯動第一次大會上，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這句話時，立即整個會場沸騰了。紅衛兵小將們發狂似的蹦起來，跳上椅子或桌子，狠命地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在圓形的屋頂下飄舞到劇場門外，還放起了震耳欲聾的爆竹。
聯動成員的舉動，令中央文革坐不住了。他們決定解散以聯動為核心的紅衛兵糾察隊，嚴懲“首惡分子”。
1967年1月17日，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開大會，安排聯動成員、原校籌委會主任趙戰平做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檢查。下午3時，趙戰平的檢查還沒做完，包括北航紅旗在內的13個大專院校共3000多人突然包圍了會場，同時公安局還出動了50餘名警察，抓走了趙戰平等。接著他們便以捕俘聯動巨頭為名，在西、東單、王府井等處，押著“戰俘”遊街示眾，以歡慶所謂的“勝利”。
1月19日，聶元梓、蒯大富等又糾集了上萬人馬包圍了聯動組織部所在地石油附中。通過謝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義把任誌明、馬曉軍等聯動幹將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4時，謝富治再次指揮聶元梓、蒯大富調集3萬人馬，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鐵桶似的，師生一概許進不許出。5時左右，搜捕開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統統踢開，暖氣道被拆開，天花板被踩壞。
當時在校的320名職工的宿舍有一半被抄，前後抓走32名學生。
這一罪惡行徑激起了聯動成員極大憤怒。他們看出幕後操縱者是中央文革，於是就向主管政法工作的謝富治要人。但聯動代表幾次到公安部要求麵見謝富治，他就是避而不見。氣憤的聯動成員就在公安部的牆壁上刷上了“強烈抗議公安部下放專政權力”、“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據聯動的死對頭、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當時出版的《井岡山》報記載：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間，聯動先後六次衝擊了公安部。
清華百日大血戰
“清華”二字原本知之者甚少，隻因後來有了名揚四海的清華大學，人們才追溯起清華的曆史。
清華園據記載初建於明朝，是一位武鄉侯的莊園。明朝滅亡之後，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帝國，這些遊牧民族的後代們對造園子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自然，清華園也被擴建和重修。
清華園以它獨特的個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其中就有鹹豐皇帝。據傳高懸於清華大學工字廳大門上端的“清華園”三個大字，就為鹹豐的禦筆親書。
清末，社會變革的發展，使滿清皇帝不得不廢科舉，仿效西方建立學堂。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賠款”被退回的一部分資金，創造了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清華學堂正式發展為清華大學。
解放初期的清華大學，規模、設備都明顯不足和陳舊。解放後，特別是蔣南翔由團中央書記改任清華大學校長後，學校有了較大的發展。
到了本世紀60年代，清華大學便與中國的政治鬥爭連一起了。繼附中成立了中國第一支紅衛兵後，清華園內的大學生們也積極響應。1968年，清華園內燃起派仗之火。交戰的雙方，一方是以紅衛兵領袖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俗稱老團）和以沈××為首的四，一四派（俗稱老四）。
雙方酣戰百日，使昔日美麗、寧靜的清華園一時槍聲四起、碉堡林立，鋼絲網遍布，成了現代戰場。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續了三個來月，共打死十人，傷殘者不計其數，造成了聞名全國的“清華百日大武鬥”。
“老團”的頭目是蒯大富，非常激進，極力主張對“一小撮走資派”和“黑幫分子”窮追猛打，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而相對說來，“老四”在很多問題上要溫和一些。清華校內發生的幾起事件，使“老團”與“老四”之間劍拔弩張。昔日同坐一間教室的同桌，便翻臉不認人，隻想互相廝殺，欲置對方於死地。
隨著全國局勢的混亂，武鬥之風已有所蔓延。聞風而動的“老團”和“老四”急忙厲兵秣馬，不打無準備之仗。
那時，除“老團”手中有少許槍支外，雙方基本上還是靠拳頭和冷兵器來征服“敵人”。有趣的是，白天，交戰雙方趁“戰火熄滅”之際，都假裝蒙頭睡大覺。其實，各自的“偵察兵”已在校園內四處“探寶”。凡存放鋼材、石頭、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戰器的材料之處，都被“偵察兵”探得一清二楚。夜幕一降臨，大批人馬便開始行動。
雙方還抓緊時間，儲存戰備物質，像麵粉、炊具、煤炭等，都成了緊俏品。
光有這些，雙方還不滿意。要想置“敵人”於死地還必須有現代化的武裝。清華是中國堂堂第一理工科大學，各種專業應有盡有，加上校內教學實習工廠設備齊全，在極少數“革命教師”的指點下，造點武器又有何難？
於是，土槍土炮，燃燒彈、甚至連土坦克、裝甲車都造出來了。至於炸藥和手榴彈，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學機械的精於造槍造炮、造坦克，那麼學化工的弄出點炸藥也是易如反掌。學土木工程的又豈甘落後？趕緊在校園內察看地形，搶占有利據點，壘起自己的“傑作”，構造出像當年蔣介石據守長江天險那樣“固若金湯”的地堡和掩體。
武器、糧草備足了，“老團”、“老四”便趕忙著手成立武鬥指揮班子，以便部署“戰略戰術”，發號施令。
首先，雙方開始大規模搶占建築物，以作據點。
“老團”占領東區的7號樓、8號樓和西區的大禮堂、舊電機館、力學館等處。
“老四”則搶占了主樓、東區浴室、5號樓，以及位於清華西區、大禮堂附近的科學館。
雙方都占據了有利地形後，便采取措施積極備戰。被子、衣物等都從寢室拿來；油鹽醬醋、鍋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等都被拖到固定地點；至於麵粉、大米等每天必須的食物，則一袋袋從飯堂裏拖來，堆在門窗後以躲槍子襲擊。
這一切，顯然是作持久戰的準備了。
1968年4月，清華大學兩派紅衛兵，在老蒯（蒯大富的愛稱）的煽動下，終於幹了起來。起因是老蒯懷疑“老四”收買了自己隊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綁架了兩個“老四”派的人一頓毒打，誰知“舌頭”堅強不屈。於是，老蒯心生一計，編造了一份“供詞”，讓“老團”用來對“老四”進行宣傳攻勢，以證明“老四”都是些“支持蔣介石的反動派”。
以牙還牙，“老四”毫不示弱，他們出於同樣的目的也綁架了“老團”的一名大將。
火終於點起來了。
交戰之初，雙方僅憑一付拳頭，可肉畢竟不如鋼厲害。雙方立即用上棍棒、刀劍、長矛，漸漸地，又覺這樣近距離的肉搏戰也不過癮，於是又換上弓箭和強大的投擲器。武器不夠，就地取材，自行車內胎稍經加工就是有力的發射器，包上一塊石頭射向對方，對方立刻抱頭鼠竄。
4月23日，雙方為爭一輛救護車，用大彈弓互射達3小時之久。
4月29日，為搶奪兩輛運送大米的汽車，雙方又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試圖斷水，另一方拚命反擊，戰事又起。
就這樣，雙方打來打去，互有死傷。每個狂熱分子都紅了眼，全然不顧後果，向對方發出最後通牒。小範圍衝突隨即被突擊隊行為所代替，小規模的遊擊戰逐步升級成正規戰鬥。
到5月30日，雙方戰鬥又上升到一個嶄新階段。
這天淩晨3點整，蒯大富親自跑到清華大學自備電廠，下令全校斷電，隨即向東區浴室的10多名“老四”派發起攻堅。
盤踞在東區浴室的老四人員雖少，卻頑強無比。他們見老團的突擊隊搭起雲梯欲衝上浴室樓樓頂，立即將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石塊，像傾盆大雨一般砸過來，直揍得“攻堅戰士”嗷嗷嚎叫。
此招不靈，“老團”立即改用自製燃燒彈火攻。對方一小頭目被燒傷，眼看潰不成軍，危急時刻，他們的救兵到了。
這些援兵手執長矛、棍棒、氣勢洶洶。“老團”戰士見狀，急調一輛自製坦克前來助戰，這坦克橫衝直撞，一名“老四”戰士退卻不及，當場輾死。
見“戰友”犧牲了，“老四”可紅了眼，刀槍並舉，一名“老團”成員也不幸被長矛穿胸而“光榮犧牲”。
“老團”加緊了攻勢，蒯大富手提盒子槍坐鎮指揮。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熏，直把“老四”成員嗆得直咳嗽。最終全線崩潰，隻得棄樓退守科學館。
“老四”退守科學館的整整有100人。他們進館以後，首先構築工事，加強防範措施，以備老團偷襲。
與此同時，“老團”在科學館四周建立了封鎖點。一天，有個叫楊誌軍的“老四”成員從科學館後門剛一露頭，立刻從老團的工事裏射出一顆子彈，楊誌軍當場斃命，同夥見狀，一陣驚嚇後，連拖帶搶，將楊的屍首弄回館內。
不久，又有一名“老四”戰士被“老團”射中。
隨著封鎖越來越嚴密，外麵的給養根本無法進來，大米、蔬菜早已吃光。老四戰士飽嚐了被困的滋味，每天不得不限製口糧，將僅剩的一點麵粉，做成饅頭，蘸著鹽水吃。
進入7月份後，蒯大富再一次召開會議，決定繼續封鎖科學館，並下令：“有進出者，可以開槍，死了人總部負責。”
終日被困於科學館的近百名老四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動手挖地道。
盡管孤軍困守兩個多月，大家幾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他們最原始的潛能。近百名漢子輪流上陣，學老愚公精神，挖土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