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話引來滿堂笑聲。
毛澤東不愧為學識淵博的政治家。他會準確地用字眼，極其敏感地把握字與字之間細微的差別。
兩年前，還在欣賞傳統京劇的江青，突然搖身一變，變得要“革命”了，要“革”傳統戲的“命”。
此後，文藝界的某些人開始敏感地嗅聞風向，並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預感。
在10號樓裏，江青幹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樣板戲”。
“樣板戲”出台後，江青仍覺得少了點什麼？
他剛一落腳，突然接到釣魚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江青同誌叫他立即去。
江青先發製人的一席話講完，頗得意地望著狄福才。
“樣板戲”歸於江青名下
1958年，狂熱的經濟建設高潮，猶如春臨大地的季風，飄動著令人激動的氣息，直攪得人心一個勁地旋轉升騰……
這對毛澤東來說，也不例外。春暖花開的時候，他走出中南海，來到位於長江中下遊的華東地區。
在那裏，他視察了工農業生產情況。但此行的目的，並不僅限於此，他還擔心黨內日益蔓延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黨的建設也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更加重視意識形態的動向，經濟建設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而思想這種東西卻是無形的，如果不經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問題！
毛澤東這次在山東、江蘇、上海等地視察並且發表講話。他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一番講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我們全國有多少知識分子呢？大概有五百萬吧！其中學校有二百萬人。這批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過資產階級學校，受過資產階級社會的影響……”毛澤東頓了一頓，又說：“至於本人嘛……”他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是無產階級分子，是後來的事，開始也是進資產階級學校。”
他又用手指了指眾人：你們中間也有知識分子，也有我這種情況。你們的母親生你們的時候並沒有交付你一個任務：要當共產黨，要信馬克思主義，我母親生我的時候，就沒有講這句話……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話引來滿堂笑聲。
接著，毛澤東話鋒一轉，幽默勁不見了，神情嚴肅起來：
“過去那種拚命精神，現在在某些同誌身上消失了，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比級別大小，痛哭，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人有兩隻眼睛，眼睛裏有水，叫眼淚，評級滿足不了他們的要求就……雙淚長流啊……”
毛澤東用兩個指尖對著自己的臉，上下來回移動，比劃著淚水嘩嘩流的樣子。“哈哈……”全場又是一陣大笑。
毛澤東又講了一些克服當前官僚主義，安定團結的話。會議在大家的掌聲和笑聲中輕鬆地結束了。
毛澤東從山東來到上海。江青也從北京來到上海和毛澤東團聚。1957年的毛澤東，麵色紅潤、思緒敏捷、動作利索。江青也正值中年，她身材窈窕，穿著講究，濃密的長發盤在頭頂，顯得很精神。
之後，毛澤東又來到南京，他接見了江蘇、安徽兩省的領導幹部。他的談話和他的個性一樣，調侃、幽默，但是輕鬆中，人們卻能實實在在地掂出其中的分量。
他的開場白就幽默上了：“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上到處講一點話。現在這個時期，有些問題需要答複，就遊說到你們這地方來了。”
毛澤東所要答複的問題便是後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在他答複的若幹問題裏，文藝問題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入題的契機是“鬼戲”。
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道：“文學作品裏，有些是不對頭的，如上海演的‘狸貓換太子’，我是沒有看過這個戲，說是各種妖魔鬼怪都上來了。我說上來一點不要緊，妖魔鬼怪，很多人沒有看過，我也沒看過，很想看一下‘狸貓換太子’。”
“為人在世嘛，當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盡搞。”
“搞那麼一點是要得的。大家見見世麵嘛。見識那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藝術化了的意識形態嘛。”
毛澤東講話有他獨特的藝術，他喜歡舉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話不同，比如‘大鬧天宮’，還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等，這些神話沒有人反對吧？當然沒有！”
“所以說哇，出幾本書，幾篇小說，寫幾首詩，演些‘狸貓換太子’，讓社會評論嘛，逐步使他們的作品加以改變。”
毛澤東不愧為學識淵博的政治家。他會準確地用字眼，極其敏感地把握字與字之間細微的差別。
這裏不是說“改正”，而是“改變”。
可是，這話到了江青耳裏，她並不理會“改變”一字的真實內涵，而是要從根本上改掉“舊戲”。
1962年，江青因身體原因，在杭州養病，正好康生也來到了杭州。
康生和江青在戲劇問題上有共同語言已有相當曆史了。
早在40年代，江青離開大上海的水銀燈，來到革命聖地延安。這塊雖說荒涼卻是如此熾熱的黃土地張開了雙臂，一視同仁地歡迎每一個熱血青年。江青從小就是文藝活躍分子，來到年輕人聚集的地方，活潑的性格、浪漫的情致，很快感染了每一個人，同時也吸引了毛澤東的視線……
後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合了，他們住在延安棗園。這裏沒有刀光劍影，沒有神秘的氣息，隻有濃鬱家庭生活的畫麵。江青愛唱戲的天賦得到了發揮。
據當時的鄰居回憶：江青愛唱戲，唱啥我們聽不懂，不過聲音很好聽，開始他隻是一大早唱兩句，後來，院子裏來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了……毛主席、朱德、劉少奇等好多大官都聽她唱。院子裏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戲一樣，熱鬧得很。毛主席邊聽邊打拍……
江青在延安唱京戲還得到了康生的支持。當時，康生在延安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延安劇院第一任院長。他不僅傾聽江青引吭高歌，而且還親自執鼓槌，為她演唱當伴奏。
因為上述原因，江青帶頭上台，把《打漁殺家》桂英兒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這在延安城裏刮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京劇革命”風。
康生到達杭州不久，在他的關懷下，江青頻頻出入劇院。為了不被外人發現，江青每次看戲不得不“喬裝打扮”一番，頭帶便帽（因為經常頭痛，平時也戴帽子），眼配墨鏡，嘴捂口罩。江青想看些刺激性的戲，康生馬上討好似地專門點鬼怪、荒誕劇目給江青看，什麼《大五花洞》、《虹霓關》、《沙橋餞別》等。
就這樣，從3月到5月，整整兩個月，幾乎每天一場戲，直看得江青精神煥發，病情見好。就在江青和康生在杭州大看特看戲曲時，關於繁榮文藝創作的四大會議先後隆重召開。即新僑會議――《文藝理論批判座談會》、廣州會議――《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翠明莊會議――《電影工作會議》、大連會議――《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這幾個會議，深深刺痛了自尊心極強、自認為是文藝界領導的江青被撇在一邊、默默被人們冷落、遺忘。
她要“抗爭”。
這一年裏，文藝界出現了奇特也耐人尋味的動態：一方麵，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新中國最大規模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隆重地拉開了序幕。另一方麵，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中，嚴肅地批示道：
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是好的），十五年來（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的批示正逢現代戲會演期間。
1964年6月5日，是現代戲開幕的日子。周恩來、彭真、陸定一、茅盾、周揚等在會上講了話。
會演的規模異樣的陣勢龐大，19個省、市、自治區，28個劇團參加了演出，送演劇目就達37台之多。以後被培植為“樣板”的《蘆蕩火種》（後改名為《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杜鵑山》等，就是這次送演的優秀劇目。
江青那時在中宣部任文藝處長的職務，主要是負責研究國內外的文化動態。兩年前，還在欣賞傳統京劇的江青，突然搖身一變，變得要“革命”了，要“革”傳統戲的“命”。
麵對這次會演，她要介入進去。她的介入絕不是一般形式的大搖大擺走進會場，鼓鼓掌，亮亮相，滿足一下虛榮心。而是要完全、徹底，像插一杆紅旗那樣，一竿子到底，獨樹一幟。
她到會，並作了講話，除了橫挑鼻子豎挑眼外，就亂開槍，像一個不瞄準就舉槍射擊的盲目武士。她的發言，表現出了她“出類拔萃的藝術水平和鑒別能力”。
撞上她槍口的有《李慧娘》和《紅旗譜》。
《李慧娘》是由戲劇出版社的社長孟超執筆改編的，後來北方昆劇院將它搬上舞台。作者對作品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質美麗之幽魂，以勵生人”，可是他不知道，一場因他的作品而起的爭議，正在醞釀，像迅速發酵的麵粉，已經散發出刺鼻的異味。
幾年前，也就是1961年8月，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用“繁星”的筆名，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李慧娘》借鬼魂抒發感情伸張正義的藝術表現手法。
廖沫沙的文章，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通過當時上海市的負責人柯慶施，在上海組織人批判鬼戲和“鬼戲無害”論。並在1963年5月6日、7日的《文彙報》上發表了署名“梁壁靜”的《駁“有鬼無害”論》一文，對鬼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進行了批判。
此後，文藝界的某些人開始敏感地嗅聞風向，並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預感。
京劇現代戲會演在幾雙居心叵測的眼睛注視下，終於在這年7月31日落下了帷幕。
康生，這位身居要職的領導人，對《李慧娘》一直讚不絕口，他見江青插手這次會演，在閉幕會上，他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由讚揚到批判，而且言辭激烈，一副後悔莫及的樣子。
參加閉幕式的周恩來也不能輕易變動，劉少奇本來就涉嫌“包庇”鬼戲，這次他也不能再像1961年時，力爭使幾部古典傳統戲作為文藝傳統劇目保留下來。
和“鬼戲”一起倒黴的還有許多優秀電影故事片。如《早春二月》《紅河激浪》《舞台姐妹》《北國江南》《逆風千裏》等十多部影片。
“鬼戲”在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文革”時期的獨特文化現象，“樣板戲”又以另外一種“政治”形式出現了。
“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搬出豐澤園，住到位於中南海畔的“遊泳池”。江青在“文革”前就搬到釣魚台賓館居住。他們的關係不像在延安時期親密，也不及50年代融洽，但表麵上還能說得過去。不像“文革”後期，毛澤東十分反感江青在政治局裏拉幫結派，搞不團結的做法。
“釣魚台”賓館是我們國家最早建造的國家級賓館，專門接待外國元首。這裏不僅環境幽雅、寧靜、充滿了古典情調，而且一些新建築又增添了現代氣息，是一處令人神往的地方。
1966年，釣魚台便逐步褪去古典風雅的寧靜。文革小組借這塊寶地，燃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操縱著九萬萬男女老少的舉手投足。
在江青成為文革小組副組長之前，她的主要棲身之所便在釣魚台。開始她住釣魚台8號樓，後來又搬到11號樓住。
1966年1月後，全國空氣越來越緊張，奪權奪得造反派快六親不認了，竟然揚言要衝進釣魚台，江青嚇得連夜搬家，搬到10號樓住。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江青才住進中南海毛澤東住宅旁的房子裏。
在10號樓裏，江青幹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樣板戲”。
早在1964年，也就是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前夕，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來到北京市委，看望北京市委領導，轉達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工作表示滿意的話，並希望北京市委領導再接再厲，把各項工作搞得更好。
江青將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說完，開始談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藝動態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視文藝工作。最近聽說要舉辦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這很好嘛！這是一場京劇革命嘛，無產階級的舞台怎麼能讓牛鬼蛇神統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區的京劇革命作作調查研究，好向主席彙報哇，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績嘛！”
江青這番話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視，立即布置落實這項工作。他們認為江青關心北京地區京劇革命，主要也是為把北京的京劇搞上去，能在全國會演中一舉奪魁。這是北京市委善良的理解。當市長也好，縣長也好，哪個“父母”官不指望上麵能有人經常為他們出出麵，撐撐腰，扶持一把？江青親自出麵，又是轉達主席的問候，這是主席對文藝工作的重視，北京市委理所當然要認真執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卻相差甚遠。
江青選擇了北京市京劇一團作為京劇革命藝術實踐的“樣板田”。以為有了“田”，就可以縱橫捭闔，任意“耕種”！
據一些曾經參加“樣板戲”創作的作家回憶說：江青抓戲，大都是從主題入手。“領導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題、定題材，還要規定一個粗略的故事輪廓。這種故事輪廓都是主觀主義、憑空設想，毫無生活根據的。
由於江青一味靠虛構編織情節，因此一些苦心構思的劇本，因為沒有生活，沒有體驗，也沒有合作的基礎，結果，本子無法編成劇，最後隻得告吹。
失敗後的江青大為惱火，一口咬定是北京市委的某些人（指市長彭真，宣傳部長李琪），有意和她過不去。
不久，即1967年5月23日，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之際，首都召開了史無前例的紀念大會，到會的文藝界人士有16000多人。
會議由江青主持，陳伯達作講話。
也就在同一天，樣板戲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
以上這八個戲曲，就是相伴“文革”始終，聞名遐邇的八個“革命樣板戲”。打這以後，江青的名字和這八個戲緊緊地連在一起，雖然劇本和舞台上，從頭到尾也不見江青的一橫一撇，然而，她對京劇革命的講話和工作行蹤卻不斷地出現在報刊上，這比不署名的署名還要硬棒！
這裏我們不妨援引老作家汪曾祺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江青還曾抓過兩出“樣板戲”《紅岩》和《山城旭日》。現摘錄如下：
1964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心裏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什麼，我也全無印象，隻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了她最後跟羅廣斌說的話：“將來劇本完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自1964年冬至1965年春我們集中起來改《紅岩》劇本。其時，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蕩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鎣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隻有在江青直接控製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
1965年4月中國劇團由重慶到上海，排了一些時候戲（排《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決定“五一”公演。樣板戲的名稱自此時始。劇團那時還不叫“樣板團”，叫“試驗田”全稱是“江青同誌的試驗田”。
從上海回京後，繼續修改《紅岩》。一直折騰到年底，我們想把戲寫完了好過年。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打來電話，給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叫我們到上海。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我，乘飛機到上海。住東湖飯店。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我們。江青對李琪說：“對於我們的戲，我希望你了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她對我們說，《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由軍隊黨組織派一個幹部（女的），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哪有這樣的事呢？一個地下工作者，不通過黨的組織去開辟工作，根本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一個人，單槍匹馬，通過社會關係，發動大家，這可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