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須進行多次。
毛澤東視察三個地區時，一方麵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因此他談話的內容更具體、更深入。
文章發表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特定的含義。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學那樣做的，在當時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大中小學都實行所謂的“停課鬧革命”了。
隻有采取強有力的緊急措施，才有可能製止武鬥、製止內戰。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有兩個決策是完全錯誤的。
劉少奇的冤案，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文化大革命”還要搞多次
1967年3月，毛澤東提出要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說：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盡管講了那麼多的馬列主義概念、階級鬥爭概念，結果把階級鬥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的個人修養。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隻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什麼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個人，抽象的個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空空洞洞，講一些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我看大學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選幾段寫些文章批判。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於1939年7月，是一部關於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名著。無數共產黨員、革命者、青年人在這本書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而，怎麼一下子變成一本黑“修養”呢？不少人又拿起了這本書從頭到尾地讀了起來，並且帶著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尋找能批判的一字一句，但讀完後總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批判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這篇文章雖然還有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但國人一看便知。不過這篇文章的發表起不到重要作用，而起重要作用的，是1967年4月12日至18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指名批判劉少奇。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這篇文章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文章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無限上綱，無中生有。5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1967年2月間在這個時候的一次談話中說：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最好的形式。這是嚴重的混淆了敵我矛盾。他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50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根據這個論斷，毛澤東又說：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須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複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
1967年3月以後，毛澤東雖然號召大家開展大批判運動，但實際上開展不起來，即使開展的地方，也徒有其形式。主要原因是各單位普遍地分裂為幾大派，並開始了無休止的奪權等派性鬥爭。“文化大革命”如何向前發展？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深深地感到中央發了不少指示，但貫徹不下去，沒有人執行。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了華北、中南、華東三個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他要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尋找答案。9月下旬，他回到北京。他在視察中，對“文化大革命”發表了一係列的意見。10月7日，中共中央將他的談話整理成文，並發出通知：
現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組織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武器，總結前一階段運動的經驗教訓，製定貫徹執行的具體措施，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主要有：
一、關於形勢：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麼廣泛，這麼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
有些地方前一階段好像很亂，其實都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二、關於大聯合：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群眾組織裏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革命的紅衛兵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隻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都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三、關於對待幹部：
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正確地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鞏固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
四、關於紅衛兵：
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
毛澤東視察三個地區時，一方麵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因此他談話的內容更具體、更深入；但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中還有許多重大的事件，他聽不到，也沒有人向他彙報。他總是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看作為與過去其他運動一樣，他講了不少不切實際的話，作了不正確的判斷。尤其是林彪、江青等背著他幹的許多壞事，他知道得更少或不知道。
如，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等趁毛澤東不在北京之機，擅自決定組織批鬥王光美、劉少奇大會，並對劉少奇進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又如，7月22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們說，要“文攻武衛”，挑起兩派內戰；
又如，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群眾大會，在會上，他們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口號；
又如，8月7日，謝富治發表講話，公開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把鬥爭的矛頭引向了無產階級專政機關；
又如，8月7日，王力煽動部分群眾奪外交部的權；等等。
這些嚴重事件發生後，根本沒有及時向毛澤東彙報。有的事後來鬧大了才向毛澤東報告。有的到最後也沒有彙報。所以，毛澤東的上述講話，明顯地脫離實際。當時，最需要的是製止武鬥，製止奪權，製止迫害幹部，製止林彪、江青等人的罪惡活動，隻有這樣，全國大混亂的形勢才有可能平穩下來。當時並不是形勢大好，而是大亂，發展大聯合，讓幹部改正錯誤等根本不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