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2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見了天津市革委會代表，指責天津市文藝界出現了“黑會”，要演出“黑戲”。並且說：黑會帶有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奪權的性質，反映了社會上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潮，這是一件反革命事件。
四川有許多群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劉結挺、張西挺，成都街頭貼出了“殺頭坐牢何所懼，打倒劉、張誌不移”的大標語。
於是乎，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聚會，分析所謂階級鬥爭形勢的“新特點、新動向”。江青說：“去年冬天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他們大肆活動，表現就是為二月逆流翻案。”
康生說：“當前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頭子之一譚震林翻案。”
正在全國出現所謂“右傾翻案風”的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判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這個新判斷，雖然4月6日才公布出來，但實際上在3月18日以前就提出來了。
1968年3月24日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幹部大會。與會者準時到會，可等了兩個小時左右才開會。
在開會以前，主席台上一下子多放幾把椅子，一下子撤去幾把椅子，看來臨時確定了哪些人上主席台。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葉群。陳毅等老帥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在會上講話。3月24日下午，毛澤東要林彪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麵派，三是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林彪大體上講了這些問題。他說：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誌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問題要大一些。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裏麵發生了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餘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周恩來接著講了話。
江青接著講話。她說：“我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她在講話中製造了楊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的謊言，既誣陷楊成武、傅崇碧，又故意轉移人們的視線，掩蓋問題的實質。她還說，王、關、戚是“我們把他們端出來”的。
陳伯達接著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林彪同誌宣布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的命令”。他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偉大勝利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次偉大勝利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是“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偉大勝利是“把劉、鄧、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隱藏在文化革命小組裏麵的小爬蟲――關、王、戚或者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
康生接著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的既嚴肅又寬大的英明決定”，認為“應當說江青同誌起了巨大的作用，樹立了特殊的功績”，他在肆意攻擊汙蔑所謂“二月逆流”之後，說道：“我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的。”
姚文元最後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和各項命令”。
散會前，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者，全場沸騰起來。長時間地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三位高級將領就這樣被打倒了！
究竟是誰決定打倒楊、餘、傅
這件事頗為奇特。中共中央的命令中說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的，林彪說是在毛澤東那裏開會決定的，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說是毛澤東決定的。
而毛澤東在1973年12月21日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談話時說：“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那麼，究竟是誰決定的呢？
還有在中央下達的命令中，隻說了“極嚴重錯誤”、“嚴重錯誤”，沒有具體內容。林彪在大會上所說，不僅自相矛盾，而且籠而統之。中共中央沒有轉發林彪的講話，也沒有下發任何具體說明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犯了什麼錯誤的文件。
林彪似乎到了3月24日下午還不知道在大會上該講什麼，傍晚傳來毛澤東的意見，他才明白該講些什麼。那麼，楊成武等三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
從背景來看，“楊、餘、傅事件”的背景就是全國刮起了所謂“右傾翻案風”。
江青等人對於所謂“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風”十分敏感，他們要抓一個“典型”整一下，以反擊這股所謂“妖風”。他們會按照自己的立場、觀點向毛澤東報告情況，提出處理意見，應該說江青特別賣力。
張春橋1968年3月29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大會上說到此事時說過：“在這一個偉大的鬥爭中間，江青同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親自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對於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右傾翻案風”的出現，當然不會漠然置之。顯然，他同意抓一個“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擊“妖風”。順便說一句，“抓典型”也是老辦法，1959年，在黨內黨外對“三麵紅旗”議論紛紛的時候，就抓了彭德懷這個“典型”，以反擊所謂“右傾”。
誠然，“楊餘傅事件”的發生確實包含了重大的政治背景，但林彪、江青一夥當時之所以對楊、餘、傅三人格外“垂青”，還包含了許多的個人恩怨，按林彪等人的看法，楊、餘、傅三人是“自食其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楊成武和很多人一樣，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但隨著“文革”的逐步深入，他慢慢地發現了許多不正常的事情，尤其看不慣林彪、江青一夥的胡作非為。後來，對他們就每每暗中掣肘。
正當林彪、江青一夥的走卒王力、關鋒、戚本禹四麵煽風點火，煽動造反派亂中奪權時，楊成武奉周恩來總理的密令赴上海如實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隨即發表了隔離審查王、關、戚的命令。
禍起蕭牆，林彪、江青一夥表麵上故作鎮定，並“義憤填膺”地批判了王、關、戚，內心卻十分恐慌……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巡視華北、中南和華東三大區時，楊成武隨行，期間聽到過一些毛澤東對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不滿。
當時，林彪一夥正在加緊圍攻老帥們。毛澤東卻對他的幾位老戰友作了很高的評價，他當麵對楊成武說：
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我說朱德是紅司令。
陳毅是個好同誌。
葉劍英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徐老總四方麵軍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張國燾的事情。
賀龍是二方麵軍的旗子。
返京後，楊成武將毛澤東在外地的談話記錄向周總理作了傳達彙報，幾位老帥也都聽到了傳達。
葉群多次追問毛主席對林副主席如何評價，楊成武一直回避著沒有回答。
“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後不久，林彪就要楊成武對幾位老帥停發文件，但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隻扣下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重要的文件仍照送不誤。這件事情後來也被林彪發覺。
1968年3月初的一天，林彪辦公室打來電話，要楊成武晚上去一趟毛家灣林彪住宅，林副主席有事與他相商。
對老上級的召見，楊成武不好怠慢，隻得準時到達。
在會客廳裏，林彪看了一眼葉群，對楊成武說：“現在有人寫信，說葉群是假黨員，還參加過國民黨。對這個問題，我曾派人作過調查，很多材料已證明葉群的曆史是清楚的，16歲入黨也是真的。但寫證明材料的人職位不夠高。現在葉群是軍委辦公廳的人，你是總參負責人，又是軍委常委，你能不能給她寫一個證明呢？”
說話的語氣與其說是“商榷”，還不如說是“攤牌”。
楊成武同誌注視著這位老上級，沉思了一會兒，平靜地說：
“林總，我過去根本不認識葉群，這你是知道的，抗戰以前，她在白區，我們在蘇區，在陝北，直到1960年，我才認識葉群。叫我寫她的入黨證明，恐怕不太合適吧！再說，誰講她有什麼問題，誰證明她沒有什麼問題，我都沒看過，怎麼能寫證明呢？”
楊成武說的都是大實話！但林彪聽完後，臉色一變，半晌沒說出話來。他注視著眼前的這位老下級，心想連這點“小忙”都不肯幫，也確實太不聽話了……
“林總還有什麼指示嗎？”麵對屋裏的緊張氣氛，楊成武知趣地問道。
“沒有了。”林彪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楊成武走出林彪住宅，心頭不禁掠過一絲涼意，仿佛看見有一雙黑手正從他背後伸來……
餘立金被打倒之前，身任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等職，像楊成武等人一樣，打倒後被林彪一夥找到了許多“罪證”。
餘立金在新四軍皖南事變突圍時，曾被俘過。餘立金被打倒後，林彪及其死黨成員就千方百計地搜集有關材料，但從3月一直搞到9月，林彪一夥還未找到一點像樣的證據。
後來，他們竟以連哄帶逼的手段，從江西的一個勞改農場原國民黨某師的一個軍需處處長那裏獲得了餘立金的“叛徒”證明材料，給餘立金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
而事實上，皖南事件爆發時，這位處長根本不在皖南，而在四川抓壯丁……
身為“叛徒”的餘立金實際上是一個直言不諱、最講原則、最守本分的人。而在林彪一夥看來，他確實本分得有些倔強，有點“迂腐”。
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經楊成武建議，周恩來總理同意，餘立金也前往隨行。
1967年八一前夕，餘立金自滬飛抵北京，向周總理報告有關毛澤東的行止情況。
當晚，身為空軍司令的吳法憲三次“邀請”餘立金去傳達毛主席巡視期間的“最新最高指示”，但餘立金同誌嚴守“回京後隻向總理報告有關情況，沒有傳達任務”的紀律，均予以直言拒絕。
第三次，吳法憲竟抬出林副主席這張“王牌”相要挾，“不開竅”的餘立金隻是淡淡地說：“上麵規定了，不向任何人彙報”，仍不買他的賬。
就這樣，餘立金後來又被扣上了一條“反對林副主席，有意封鎖林副主席”的“罪狀”。餘立金同誌曾經是賀龍指揮的紅二方麵軍的幹部，對賀龍的為人比較了解，加上他任空軍政委期間又曾聽到毛澤東說過“要保護賀龍”的話，因而對審查賀龍一向持有異議。同時，他又不同意關於林彪的“光輝榜樣”的提法，觸犯了林彪等人。
1968年3月中旬，空軍司令部內部發生了一場風波。空軍機關有人寫匿名信給楊成武，控告空軍黨辦王飛、周宇馳、劉沛豐等人的醜惡罪行。
楊成武覺得，林彪、葉群同空軍的關係非同一般，兒子林立果又恰好在空軍黨辦，遂將信轉送給林彪，善良地認為林彪會進行嚴肅的處理。
誰知葉群看完信後，就將信轉交給空軍司令部，最後又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幾個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