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篡奪九大籌備權,兩派秀才大鬥法(1 / 3)

毛澤東突然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

毛澤東要楊成武轉告陳再道三句話。

消息傳來,林彪、江青一夥驚恐萬狀,出爾反爾。

夏初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抱怨相互攻擊謾罵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靜還狂呼亂叫,幹擾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

散會前,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者,全場沸騰起來。

“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我說朱德是紅司令。”

目睹“七?二$事件”,毛澤東心潮起伏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與情況。會上,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為了親眼目睹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毛澤東決定即刻南下。

他說:“七月了,我要到外麵走走。去武漢遊泳,那裏的水好。”

與會的大多數人都不讚成毛澤東出去巡視,全國各地武鬥還不少,尤其是鐵路沿線情況更為複雜,怕危及毛澤東的安全。

但毛澤東執意南行,當晚深夜,毛澤東就離開了北京。

7月14日夜,毛澤東抵達武漢。他原來想再度橫渡長江。不想武漢局勢混亂,7月20日,還發生了“百萬雄師”揪鬥“中央代表團”王力的事件。毛澤東隻好放棄橫渡長江的計劃,從武漢飛抵上海。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乘坐飛機。

目睹武漢“七?二事件”,毛澤東思緒起伏,一直到了上海,還在思考著這件事情。

一天,隨毛澤東南行的楊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澤東突然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

“原先不認識,建國以後才認識的。”楊成武回答說。

“他會反對我嗎?”

“軍隊的許多老同誌是跟著你幹革命的,不會反對你的。”

“是啊,我想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他要反對我,我們就從武漢出不來了。”

毛澤東反剪著雙手,緩緩地在林陰道上徜徉,不時顯出些許焦慮的神態,他又問楊成武道:“你知道陳再道現在在哪裏?”

“不清楚。”

“你去問問總理。你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討。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澤東之意是要保陳再道,但林彪、江青、謝富治卻欲置陳再道於死地。

毛澤東在上海呆了近2個月時間,大部分時間呆在室內,聽聽彙報,批閱文件、看報紙。一天,毛澤東坐在沙發上翻報紙,翻著翻著,他停下來,問在場的人:

“誰封我四個官啊!”他指著報上林彪在五一節用毛筆題寫的字:“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有些煩躁地說:“什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不要宣傳這些,要講馬克思主義萬歲!講馬列主義萬歲。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楊成武叫到他的住處,說:“建軍節要到了,你回去參加建軍節招待會。請各位老帥也參加。”

“現在有人不讚成將八一作為建軍節,還要把軍事博物館的軍徽砸掉。”楊成武報告說。“為什麼?”毛澤東不解地問。

“他們提要把秋收起義那一天做建軍節。”

毛澤東皺了皺眉說:“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個在先,一個在後,而且南昌起義是全國性的,秋收起義是地區性的。把秋收起義那天作為建軍節,是不對的。”

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兩篇由陳伯達簽發,王力審定,關鋒主持起草的煽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概念。

於是,“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地區的陳再道”等口號在中國東南西北響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縱下,全國各地造反派的鬥爭矛頭直指當地駐軍的領導人,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屢見不鮮,許多軍隊幹部慘遭迫害。

麵對這些情況,毛澤東憤然批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大毒草’。”

接著,他又在林彪送審的文件上劃去多處“軍內一小撮”的字樣後退給林彪。

消息傳來,林彪、江青一夥驚恐萬狀,出爾反爾,將責任完全推給“小爬蟲”王力、關鋒、戚本禹,自己則蒙混過“關”。

王、關、戚隨即被隔離審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對隔離審查王、關、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楊成武,後來竟被林彪一夥誣稱為“王關戚”的黑後台。

1968年3月,林彪、江青還製造了“楊餘傅”冤案,將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打倒在地。再說毛澤東巡視完畢,於1967年9月25日從上海回到北京。

10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要求各地組織群眾認真學習,貫徹執行。指示指出:

毛澤東從7月起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9月25日回到北京。他沿途發表了一係列的談話。他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隻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一個組織裏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鬥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毛澤東回到北京不久,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又一次提出1968年要結束“文化大革命”,並提出要盡快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事實上,許多人已對“文化大革命”開始厭倦,並渴望過正常生活。夏初就有人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信,抱怨相互攻擊謾罵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靜還狂呼亂叫,幹擾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南巡歸來,毛澤東也希望加快各省市內部達到團結一致的進程。到青海省在8月12日建立了革委會為止,全國已有5個省革委會和2個直轄市革委會。毛澤東在視察後指出,另外8個省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而其他10個省的問題年底也可解決。

後來,毛澤東還說,黨組織應該恢複,並應當舉行各級黨代表大會。他最後總結道:我認為大約在明年這個時候可以開九大。

張春橋搶到修改九大黨章之權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正式著手籌備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召開九大,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就指定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做點調查。

姚文元很快便將調查結果寫信報告毛澤東。

信中說,召開九大要先修改黨史,搞一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材料”。九大的代表“可以各方麵協商產生”;“要多一些工人和紅衛兵入黨”;“‘劉、鄧、陶’選不選?彭、羅、陸、楊選不選?一致說不選。”

在10月21日,中央發出的通知中,附上了姚文元的信供各地參考。

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

“我讚成康生的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就很寬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朝氣。”他還說:“恢複組織生活,不要恢複老樣子。”

當時毛澤東的一句話,還無意之中為張春橋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

毛澤東把修改黨章的任務交給了上海。葉群向張春橋透露了來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地位,應在黨章中明確地規定下來。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透的聰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後,便放出風聲:“上海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強烈要求在黨章上寫明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接班人,以保證我們黨永不變修,永不變色!”

在張春橋負責起草的黨章草案上,出現了所有中共黨章上未曾有過的詞句:

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決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林彪馬上“回贈”張春橋一個軍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

從那以後,張春橋跟“林副統帥”的關係變得不一般起來,張春橋時常借口彙報南京軍區的工作,向林彪請示,以拉攏感情。

這一番感情投資,後來還真救了張春橋一把,暫且不表。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其中說:“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知》要求各地參照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展群眾性修改黨綱黨章運動的經驗,組織黨綱黨章修改小組和群眾性討論,提出修改黨綱黨章的方案。

張春橋、姚文元就這樣將修改九大黨章之權搶在手裏。

與會者準時到了,可還是拖了2小時才開會

在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中央關於征詢召開九大意見的通報》中第六條這樣寫著:

關於九大的開會時間,多數同誌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著開“人大”,把劉少奇罷免,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國內連續發生的一些事情又打亂了毛澤東的部署。

在毛澤東南下視察期間,毛澤東說過:“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這時,王力、關鋒、戚本禹先後垮台引起轟動、引人注目。他們的垮台,既是正確方麵進行鬥爭的結果,又與中央文革舍卒保車有關。

但人們透過這件事,認識到全國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錯誤。

於是人們利用毛澤東糾正若幹錯誤的機會,頻繁要求翻案。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領導幹部在外交部貼出大字報,標題是《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

這張大字報轟動了全國。

2月15日,陳毅看到了大字報。他心底裏感到的是莫大的安慰。

2月24日,周恩來奉“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命批評了91人大字報。

2月28日,陳毅致周恩來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批評。

91人大字報,被認為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1967年和1968年初,天津市文藝界若幹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的同誌聚會,準備成立一個組織,演出節目。這些同誌是所謂“黑線人物”,因而也被視為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