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身穿銀灰色中山裝，滿麵紅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掌聲再次席卷會場，但毛澤東並不那麼樂觀。他心裏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聯合”十分勉強。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全會每天的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世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陳少敏理直氣壯地頂了一句：“這是我的權利！”
毛澤東是知道江青、康生在全會上攻擊“二月逆流”的。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111”和“妖”的諧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按原計劃這時召開的應是中共九大，而不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由於高層鬥爭遲遲未能明朗化，加上持續不斷的武鬥造成的混亂，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不能召開。
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
八屆中央委員原有97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到這時，林伯渠、吳玉章、羅榮桓、陳賡、李克農、劉亞樓等10人已經去世。
另外，有52.7%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黨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審查、靠邊站，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關入牛棚，所以，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隻有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半數。
在中共曆史上，召開中央全會，到會者不足半數，這還是第一次。
開幕會上，候補中央委員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誌、韓先楚、潘複生、劉建勳、李大章、吳德、劉子厚等10人，被增補為正式中央委員，但是，這一次卻不是按慣例依名次遞補的。
不過這樣一來，正式中央委員湊足50人，畢竟超過了半數。
13年後，當中國政治進入了鄧小平時代，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有人說：八屆十二中全會是非法的。
鄧小平不同意這樣說，指出：“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誌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50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身穿銀灰色中山裝，滿麵紅光，坐在主席台正中央。
周恩來首先報告了出席會議人員的組成，編組和會議的開法，並宣布議事日程：
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
《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國際國內形勢；
專案審查工作，特別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接著，大會議廳裏便響起了毛澤東高亢的嗓音：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掌聲再次席卷會場，但毛澤東並不那麼樂觀。他心裏十分清楚，眼下的“大聯合”十分勉強，實際上隻是各派的“大湊合”，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也隻是軍管會的變種。天下倒是大亂了一陣，可“天下大治”尚未見到。從中央到地方還有一係列問題沒有解決。民以食為天，“文化大革命”以來，生產持續下降。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這樣下去，“抓革命，促生產”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他接著說：“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
毛澤東晚年形成的思想和他那倔強的性格，使其無法在總體上承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他甚至還將它視為自己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得意之作，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看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次創舉。
在這次開幕會上，毛澤東曾特別提到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2號人物鄧小平：“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
毛澤東掃視著會場，看到有許多新麵孔。這一次，參加全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而且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共74人列席會議。
他看了一眼四川來的負責人，又說：四川可打得厲害，十幾萬人打，無線電指揮，有什麼不得了，天塌不下來，辦學習班解決了很多問題，一定要總結經驗，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隻好一省一省解決。
停了一下，他忽然又加了一句，表揚了上海：“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局勢。”接著，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語言，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他們本是這次“革命”的對象之一：“知識分子是黏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軍事院校辦了111個，叫111，其實確實有妖啊！”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111”同“妖”的諧音，在會場上引來一片低低的笑聲，他自己也笑了。
接著，他三言兩語，簡短有力地結束了講話：“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麼叫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毛澤東的講話再一次為全會定了調子。
於是，分組會上，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便群起圍攻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圍攻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
林彪、江青一夥看到有些老幹部雖已“靠邊站”，但仍打而不倒、轟而未垮，並且還受到許多革命群眾的尊敬和支持，便串通一氣，有意將朱德、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編入各個小組予以分割，有計劃地對他們分頭進行圍攻和批鬥。
林彪公然宣稱：“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誌的。”
接著，林彪還恬不知恥地嚷道：“抓人風，揪高幹風，衝軍隊機關風，提出連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向以“軍師”自居的康生則站在“理論”的高度分析道：“二月逆流性質嚴重，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說‘不教而誅’，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譚震林，還有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穀牧都開了炮。1956年2月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變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們的國家裏，有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堅強領導，中國的二月逆流的幹將們要像赫魯曉夫那樣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那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絕對辦不到的！”
10月17日在第一組小組會上，江青則汙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謝富治說：“朱德同誌從上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誌是朱德同誌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批判”。
圍攻所謂“一貫右傾”的老同誌，竟實際上成了全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康生、江青等人的圍攻實際上並不是擅自行動，因為，每天都有全會的《簡報》把情況及時反映上去。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全會每天的情況是了如指掌的。
10月20日和26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他針對毛澤東在開幕會上的提問，迎合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翻動著講話提綱，以他特有的角度回顧了從古至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他因講話過多，蒼白的麵頰已微微泛紅：“第一次，在四世紀到五世紀，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影響世界兩千年，與今天我們文化大革命來比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巫見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