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我多才多藝，其實這都是被逼出來的，在基層工作，不是你想幹什麼，而是要你幹什麼。學書畫，全憑自己好勝的秉性，還想創新，隻能靠“自力更生”了，於是，詩、書、畫、印、論一把抓，命題文學逼著我補上了古典文學這一課。當時也沒有時間細看王力先生所編著的那幾本古文書，竟然在晉升正高職稱的古漢語考試中，分數比及格線高出四十多分！這就是研究白樸的結果。
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原忻州地委宣傳部長、時任三晉文化研究會忻州分會會長的路成文老首長，給河曲縣委宣傳部打電話，指名讓我寫《元曲大家白樸》單行本。出於對河曲籍先賢的崇拜，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本不屬於自己份內之事的任務。當進入編寫狀態時，才發現這是個很棘手的任務，由於建國初期文藝泛政治化的影響，把比白樸小二三十歲，被明寧王朱權評為“瓊筵之醉客”、“可上可下之才”，自詡為“銅豌豆”的關漢卿無根據地拔高為“元曲鬥士”，而在元曲四大家中，唯一出身書香門第並能說清身世，由金元大文豪元好問悉心教養，被稱為“出身大地主家庭”的白樸，卻被冷落。特別是清大文豪、《四庫全書》總纂紀曉嵐和大詞家朱彝尊都將白樸與大詞家張炎比肩，皆因為《天籟集》不僅詞句優美，其中還存有大量作者的身世抱負、藝術思想、創作交遊等信息。然而，《天籟集》竟因為王國維一句很武斷的評語“粗率之甚”，從此便無人問津，直到後來社會科學院版的《中國文學史》，才介紹了白樸的詞，使文學界初略白詞那豪邁清麗的風采。
本來，用舊有材料綴寫三萬字的單行本，是很容易的，但讀之數過，疑點甚多，特別是在重曲輕詞思維定勢的指導下，更是無人注釋《天籟集》，許多論述大都是先入為主地炒冷飯，詞內存有大量的信息沒有被挖掘研究。由於我做學問的一貫態度使然，決心用啃骨頭的方法，從注釋白詞入手，撰寫《元曲大家白樸》，以對得起一生所崇拜鄉賢白樸的心。誰能想到，一本限寫三萬字的小單行本，光資料卡就寫了百萬多字，本來很自信的我，隻好放下架子，虛心向人求教，光是一個“漉酒陶巾”的典故，竟動用了城中的語文教研組；“鄭生龍女事”，更是直接請教了章太炎先生的入室高研生、我國著名國學大師姚奠中先生；編輯同誌認為書中論證“正定是比元大都更早的元雜劇中心”以及“蒙軍入占中都，火燒金皇城”的論據不充分時，我一邊跑書店、圖書館查資料，並動員我的朋友趙永軍向他的大學古文老師忻州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元好問研究專家狄寶心老先生求教，查遍《金史》、《元史》，最後在《續資治通鑒》中找到了史實依據，才證實了此事件的真實性；有些好心人還推薦我向一位在舊社會當過縣長的老先生請教，可謂“教授高知，威嚴盡失”，管他呢，一切為了學問！為寫白樸整整坐了一年半，也停止了有點體力活的書畫創作，這樣，毫無遺傳基因的我卻坐出了個“二型糖尿病”，可謂“為伊消得人憔悴”了。
資料研究性文字，經過壓縮而成《白樸詞選注》書稿，經過國學大師姚奠中先生兩次審稿，認為“所改，甚善”，並欣然題簽橫豎兩幅書名，任我選用。拿恩師陳巨鎖先生的話說：有姚先生的兩封親筆信和題簽，這本書就提升了學術價值。《白樸詞選注》這本資料性的“副產品”，終於在二〇〇〇年出版，那本三萬字的“正文”小冊子，也經過八次修改，終於通過初審，又經過八年，才出版麵世。在送稿的同時，我附上了由姚先生審定題簽的《白樸詞選注》，可編輯同誌根本無視這本書的存在，小單行本出版時，我千辛萬苦且付出“二型糖尿病”代價的研究成果，幾乎“全軍覆沒”，至今也未能弄明白這是為什麼！因此，我又下定決心，按照姚老先生信中所寫“詞曲合編”的建議，重操舊業，完成這本號稱“中國第一本”的《白樸全集》收官之作，以正視聽！隨著對電腦較為熟練的掌握，我查閱了河南社科院胡世厚先生關於白氏家譜的研究文章，以及胡適的《關漢卿不是金遺民》、孫楷第的《關漢卿行年考》，此外還有大量吳梅、馮沅君、吳曉玲、鄭振鐸、王季思等戲曲文學研究專家的有關元曲的新舊研究文章和言論，並得出如下結論：元好問是文學界公認的由宋詞而曲化的“元曲創始人”，而“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謦欬談笑，悉能默記”的白樸，全麵繼承了叔父作宋詞的傳統功夫和作散曲的最新方法，進而把作散曲和作宋詞的方法，用於雜劇創作，“士大夫作雜劇者唯蘭穀耳”（王國維語）。同時，白樸也是元曲四家中唯一能稱正統文人的雜劇作家，中國戲曲顛峰的出現，離不開以白樸為代表的時稱為“八娼、九儒、十丐”的無出路的落魄文人“臭老九”的參與，才使得由藝人口口相傳的宋金院本，變成有生動人物情節、戲曲高潮等真正戲劇因素的“中國元雜劇高峰”；也使元雜劇劇本既有本色的“演出性”，也有可以閱讀的“文學性”。白樸以他那承唐繼宋的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堪稱當之無愧的“元雜劇之始”，乃至“元曲元詞巨擘”！而以年代、造詣、貢獻論之，元四家當以“白、關、馬、鄭”排序為妥。元曲應從元好問、白樸叔侄寫起！